古代茶叶交易与飞钱的关系

一、汇兑业务——便换

唐代为适应内外贸易(茶、丝、瓷、纸等)发展的需要，产生了汇兑，即飞钱、便换、便钱。原先商人交易的媒介品——货币，此时可以交由柜坊保管，商客持帖或其他信物即可在柜坊支取现款。这就为大商人提供了一种方便与可能，在大额交易中无需动用现金，只需凭借一纸文字证据即可完成;两地交易的实现，也可以不再动用现金，而是使用飞钱了。

唐行两税法后，钱币流通严重不足，各地禁钱出境，更促成了飞钱的产生和发展。据《新唐书·食货四》载，德宗李适贞元十年(794)诏告天下:准许铸造买卖铜器，每器限重一斤，价不得超过一百六十文，销钱为铜以盗铸钱论处。但民间的钱越来越少，缯帛价格很低，各州县都禁止携钱出境，于是商人绝迹。浙西观察使李若祁请求开放钱币流通的建议得到批准后，京城商人持钱赴各地做买卖的“不可胜计”。贞元二十年下令市场交易，绫罗、绢、布、杂货和钱币可以同时兼用，宪宗李纯继位后，嫌钱少，又禁用铜器。在通货奇缺又极度混乱的情况下，飞钱出现了。宣宗李忱时(847—859)，衢州刺史赵璘在《因话录》中记述:“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jī，携带)也，祈以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置之衣囊”。这里所说的是官营汇兑，当然就该有私营汇兑的存在，或公私并行的存在。《新唐书·食货四》记载:唐宪宗时期(806—820)，“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诸道进奏院肯定是官营汇兑机构，而诸军、诸使则或为官营或为私营，富家则显系民营汇兑构机，惟因史料不足，只是在官私的比较中作此推测。诚如李剑农所说:我国华北地区虽不产茶，老百姓却有嗜茶习好，北人南下购茶，回北方销售，钱款又不便随身携带，飞钱应运而生。《唐会要·泉货》载，宪宗元和六年(811)二月的诏书讲:“茶商等公私使(便)换见钱，并须禁断。”可见茶叶交易与飞钱关系密切，绝非一般。李剑农还说:“铜钱既不许出境，银钱又未普用，则商贾欲为活动，除用‘飞钱’的汇兑法外，将无法以济其穷。盖飞钱之行，大都由巨商为之(特别是茶商)，初非政府所定之制度，且为政府所嫌恶⁽²⁹⁾。”

飞钱的出现。据《事物纪原》卷十《兑便》条指示，便换始于唐宪宗李纯时。《旧唐书·宪宗纪》、《唐会要·转运盐铁总序》、《册府元龟·钱币》亦均有记载。至迟在宪宗元和元年(806)，各地在京商人将钱交给本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军、使机构或在京富商，领取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各道相关机构、商号，商人抵达目的地后合劵取钱。同年朝廷下令禁止，六年复禁。七年令商人到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收费百钱，商人不至，仍改为免费飞钱。后一度又禁，懿宗时(860—874)的江淮商人在三司便换，至本州府取钱时遭到留难，商人不敢再汇，影响了三司收入，咸通八年(867)，朝廷下令禁止占留。于是沿续到南宋，初年尚为盛行，后渐衰落，为纸币所取代。

便换有利可图。办理汇兑业务，至少汇兑信用的货币资金可以被无偿占用，故官府总企图垄断飞钱业务，以独享其利。三司垄断时，这一利益为中央政府所把握，在财政亏空，军费开支巨大的时候，地方政府也觊觎其利，留难不兑，以致“商人疑惑，乃致当司支用不充⁽³⁰⁾”。于是官府经营汇兑的种种弊端败露于外，使它得不到商人的信任和支持，飞钱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