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

第三节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贸易利益时，阐述了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实现机制，主要包括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贸易发展观；另一类是专门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主要包括“贸易引擎论”和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一、传统贸易理论的经济发展思想

（一）古典贸易理论的经济发展思想

1.亚当·斯密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建立了绝对成本学说，并分析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亚当·斯密从研究分工开始论述其对外贸易思想，对于分工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的发展是提高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市场范围的约束。对外贸易既是拓展市场空间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范围扩展的重要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使贸易各国得到更多的产品，增加物质财富，各国都从贸易中获利，并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由此可见，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对外贸易是通过分工促进经济发展的。

2.李嘉图贸易理论的经济发展观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说，论证了贸易利益的基础，认为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产生比较利益和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还阐述了贸易的结果以及对各参与国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力用在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使得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相互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社会。”⁽⁹⁸⁾因此，按照比较成本原则参与国际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通过对外贸易，贸易双方都可以突破本国资源的限制。通过出口可以有效配置并充分利用本国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进口可以消费自己不能生产或不宜生产的商品，从而增加产品总量，节约社会劳动和资本，使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在交换中获利，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使世界总产量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在李嘉图的分析中，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而对外贸易是一国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通过对外贸易促进资本积累这样一种机制实现的。

3.约翰·穆勒的贸易发展观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是古典经济学家中对贸易发展理论阐述得最为完整的经济学家，并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约翰·穆勒认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前者是指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国际分工实现资源的最合理利用和输入本国生产所必需的短缺物资，后者是指利用对外贸易的市场扩张效应实现更广泛的地域分工，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出口形成新的需求，增加收入和储蓄，加速资本积累；通过进口促进新的经济理念的形成，促进文化知识和思维方式的传播，促进经济“知识率”的提高。如他所言，“市场的扩张促使生产加工过程趋于改善，一个为比本国更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能够引入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可能进行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开放了贸易，通过使人们熟悉新鲜事物，有时可以使一个原先因缺乏精力和雄心壮志而造成资源开发不良的国家经历一次工业革命，驱使那些原来满足于微不足道的舒适和惰散的人更为勤奋地劳动，以满足他们新的偏好，以致鼓励了储蓄，提高了资本的积累”⁽⁹⁹⁾。

约翰·穆勒同时指出，对外贸易使通过以下途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外国工艺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外国资本的引进使生产的增长不仅仅依赖居民的节约和精打细算，并且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激励性的示范，向人们传输了新的观念。”约翰·穆勒的这些观点对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贸易利益问题以及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实现途径。

4.小结

古典贸易理论虽然主要分析的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贸易利益的获取，但其中也包含有丰富的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根据古典贸易理论的分工原则和贸易模式，各国按照比较成本或劳动生产率优势原则进行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并依此开展国际贸易，其结果不仅可以提高贸易各国的生产总量，提高各国资源的使用效率，还可以通过商品贸易的流动实现资源的流动，从而获取各自所需的稀缺资源，消除贸易各国的资源、发展要素瓶颈，以此实现资源在各国之间的合理配置，增进社会福利。因此，按照古典贸易理论的观点，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是自然的事情，彼此没有矛盾，二者是一致的。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经济发展思想

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古典贸易理论的演进，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等，其学说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1919）⁽¹⁰⁰⁾和俄林（Ohlin，1933）⁽¹⁰¹⁾提出的要素禀赋论。

要素禀赋论以相互依存的生产结构中的多种生产要素来代替古典贸易学说中的单一生产要素，用生产要素的组合比例不同代替劳动生产率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国际贸易的产生不是基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是资源禀赋的不同。如俄林所言：“贸易的首要条件是某些商品在某一地区生产比在别的地区便宜，在每一个地区，出口品中包含着该地区比其他地区拥有的较便宜的相对大量的生产要素，而进口别的地区能较便宜地生产的商品。简言之，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要素昂贵的商品，而出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¹⁰²⁾。国际贸易的实质就是国与国之间丰裕的生产要素和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交换。因此，各国的比较利益是由各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决定的。通过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减少国际间生产要素分布不均的缺陷，使各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合理的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可以使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并使贸易各国的福利得到提高。

新古典贸易理论虽然是以要素的禀赋差异代替古典贸易理论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但其中同样包含着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特别是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扩展模型中更加体现了该理论的贸易发展思想。这是因为，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建立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将使密集使用本国丰富要素的生产增加，使该行业的收入增加；相反，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生产将减少，从而影响一国的资源配置结构合经济结构，导致各国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使各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收入总体水平提高。因此，对外贸易可以使贸易各方的消费超越本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并以较低的价格得到在本国稀缺而昂贵的原料、其他产品以及技术知识等，实现经济总量增加，增进社会福利，推动经济结构合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有不少学者对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出异议，主张自由贸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二战以前，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他批评古典贸易发展论不看具体条件、认为自由贸易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他根据生产力发展阶段，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分为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时期和农工商时期五个阶段。在他看来，对外贸易在从原始未开化时期转向畜牧、转向农业、进而转向工业的初期发展阶段时，对一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当一国经济发展到农工时期，国际贸易则可能抑制民族工业的成长。

二、新贸易理论的经济发展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技术进步促进了新产业、新工艺的出现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国际贸易空间结构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其显著特点是国际贸易主要集中于资源禀赋比较相似、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发达国家之间。现实的变化使得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当今的贸易模式。为解释战后迅速增长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以波斯纳、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埃蒂尔、劳埃德、林德尔、弗农和赤松要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新贸易理论”，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及贸易利益。

（一）技术差距论

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Posner，1961）在1961年发表的《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技术差距论。该理论将国际贸易与技术差距的存在联系起来，认为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形成的原因在于各国或地区技术水平的差异，这样就使得具有技术资源优势的国家或地区享有生产和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该理论还认为，由于新技术会随着专利权转让、技术合作、对外贸易以及对外投资等途径产生“技术外溢”，使技术创新国出口优势减弱，贸易利益缩小，因此，各国技术差异存在的时间决定了国际贸易利益的大小。“需求差距”越小、“反应差距”越长，技术创新国获得的贸易利益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技术差距论打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的静态性，突出了生产技术在比较优势形成中得重要作用，指出由于技术革新引起的“需求差距”和“反应差距”将导致比较优势从技术领先国家或地区向技术追随国家或地区的动态转移。

（二）需求偏好相似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期，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Linder，1961）⁽¹⁰³⁾在其发表的《贸易与变化》一书中从需求的角度论证了贸易发生的原因，提出了需求偏好相似理论。林德尔认为，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该国平均收入水平的需求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各国的需求水平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他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则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与满足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即各国可以生产并出口代表性需求产品，同时进口别国生产的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林德尔认为，国际间制成品贸易的发生，通常是先在国内市场产生消费需求并形成一定规模，从而使生产成本下降，产生国际竞争力，然后再向国际市场拓展。因此，国际贸易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是这些国家的需求和市场，而需求和市场又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和偏好。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收入水平越相近的国家，其需求结构和需求偏好越相似，相互之间的需求重叠度就越大，彼此之间的贸易量也就越大。

林德尔认为，当要素条件以及产品开发过程、创新和规模经济能够在特定的商品上创造出口潜力时，这种潜力只有在存在着国内市场对该产品的实际需求的条件下才能够开发出来。一旦国内贸易在这种需求的基础上被开发出来，国际贸易，尤其是那些具有相似的国内需求模式的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才有可能随之发生。由于收入水平是国内需求模式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物，所以国际贸易的倾向将会在具有相近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之间达到最高峰。

林德尔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从需求的角度阐释了战后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对传统比较利益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补充。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可以部分地说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但它只考虑了需求方面的因素，因此不可能解释所有的产业内贸易。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解释战后国际贸易流向和贸易结构的著名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弗农于1966年发表的《生命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¹⁰⁴⁾一文中提出，后来经威尔士、赫尔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由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制成品和生物一样具有生命周期，并先后经历新生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比较优势以及产品的要素含量是不同的，并由此形成不同的贸易流向和贸易商品结构。在产品新生期，所需要的主要资源是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但由于生产缺乏规模经济而使得产品成本很高，因此，本阶段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在产品成长期，由于出口导致的技术扩散和技术仿制，那些技术先进、资本雄厚、接受能力强的进口国通过各种途径仿制新产品，原来的创新国逐渐失去了对生产的完全判断，产品生产对资本的需求增长，而对技术的要求相对降低，因此，资本丰裕的一些国家逐渐也获得该产品的出口优势。在产品成熟期，由于技术大量向外扩散，产品由资本密集型转为劳动力密集型，直接生产者的成本高低将直接影响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从而使劳动力要素丰富、价格低廉的国家在本阶段具有明显的生产和出口优势。在产品衰退期，由于产品已经高度标准化，技术差距已经完全消失，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已经降到最低限度。市场竞争的关键在于商品价格的高低，因此，工资低廉、劳动力要素丰裕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生产和出口优势。

赫尔希（1967）⁽¹⁰⁵⁾根据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组：甲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研制新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乙组为较小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瑞典和荷兰，由于国内市场小，产品成本高，在生产新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弱于甲组；丙组为拥有部分工业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土耳其，资金不足，因此只在生产成熟产品上具有优势。赫希哲的观点并不全面，但它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落实在对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拥有的比较优势的研究方面。阶梯比较优势论是其中的代表学说。

巴拉萨（1981）认为传统的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两级划分方法不能说明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在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它们的更换过程是连续而非中断的。他将世界划分为四级阶梯：发达国家是第一阶梯；第二阶梯包括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属于第三阶梯的是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各国（新加坡除外）、中国和印度等国；第四阶梯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此基础上，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演变过程：“随着各国按照比较规模发展，其出口能够取代发展至更高阶段国家原来的出口。一个发展中国家取代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某种产品并不会引起产业调整的困难。相反，产业调整的冲击将产出一些新的产业。发展中国家新升级产业的产品还将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相竞争。”⁽¹⁰⁶⁾在阶梯式的发展格局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分别发展其各自的比较优势，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巴拉萨（1981）以此为证：70年代，当日本的比较优势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时，人力资源相对丰富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就代之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有形资本资源相对丰富的巴西和墨西哥就代之出口有形资本密集型产品；处于更低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则取代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动态比较成本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新要素理论结合起来，运用动态分析方法，从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分工的基础和贸易格局的演变。因此，该理论是对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论的一种发展。由于该理论揭示了比较优势是不断变化和转移的，因而更加接近国际贸易的实际。

（四）产业内贸易理论

产业内贸易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解释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的理论。该理论以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经济为假设前提，认为国际贸易不一定是比较优势的结果，可能是规模经济的结果。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各国之间即使不存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的差异或者差异很小，也完全可能因为不完全竞争或规模经济以及产品差异促使各国追求生产的专业化并开展国际贸易。

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经济学家格鲁贝尔（Herbert G. Grubel）、劳埃德（P.J.Loyld）、格雷（Gray）、戴维斯（Devies）、克鲁格曼（P. R. Krugman）和兰卡斯特（Lancaster）等人。格鲁贝尔和劳埃德在其合著的《产业内贸易》⁽¹⁰⁷⁾一书中指出，技术差距、研究与开发、产品的异质性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结合以及人力资本密集度的差异与收入分配差异相结合都可能导致产业内贸易。格雷和兰卡斯特主要从产品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强调产品的异质性是产业内贸易的基础。戴维斯以进入市场的障碍解释产业内贸易，并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产业内贸易的成因，指出规模经济可以在产业内形成互有竞争力的价格，从而导致产业内贸易的发生。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79年提出了著名的产业内贸易学说，主张“把规模经济和比较利益相结合，作为贸易产生和贸易利益的主要原因”，他全面论述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通过出口扩大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他运用微观经济学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原理分析两国贸易的利益后认为，由于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的特点，一种产品中的某产品往往受国内需求制约而不能使企业达到最佳生产规模，而国际贸易可以扩大需求，使生产规模相应扩大，使企业获得规模报酬，这种规模报酬的实现是建立在差异产品进行交换的基础上。因此，在贸易模式上，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每一个国家不去生产完整系列的产品，而专业化地生产一定的差异产品，从而产生以差异产品为内容的产业内国际贸易。他认为，传统的比较利益模式都以规模报酬不变以及完全竞争假设为前提，这只能解释各国在不同产业按各自的比较利益进行分工的情况，而无法解释要素禀赋以及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同一种产业内的分工和贸易规模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因此，他主张：“把规模经济和比较利益相结合作为贸易产生和贸易利益的主要原因”⁽¹⁰⁸⁾。

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Brander和Krugman（1983）用“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理论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异质产品贸易。同一产业的产品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囊括一个行业全部类型的产品，从而形成了产业内贸易的必然性。当然，具体的分工模式是由分工前各国在某类产品的生产上的优势来决定的。如果是完全没有差别，这可以通过协议分工的形式来产生使双方都能获得规模经济的分工模式。由此可知，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会使各国通过增加规模效益的途径来提高要素的边际产出率，从而实现要素投入不变情况下的经济增长。

垂直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VIIT）指两国进行双向贸易的产品属于同一种产品，但却存在质量差异。Falvey（1981）、Falvey和Kieizkowski（1984）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异质产品需要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劳动，因此资本丰裕的国家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生产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在这方面存在比较优势，可能存在垂直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水平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HIIT）指两国进行双向贸易的产品为同一种类但属性不同的水平差异产品。对于HIIT的研究以新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新霍太林垄断竞争模型以及寡头垄断模型为代表，其中Eaton和Kieizkowski （1984）分析了寡头垄断市场中的现象。结果发现在寡头垄断市场中，厂商数目、贸易产品品种的数量以及贸易净收益是由模型内生决定的，其大小依赖于各贸易国在封闭情况下所作出的假设。即每个国家消费者的偏好分布情况以及偏好各类差异产品的消费者数量。如果偏好成簇存在，并且最多有两种，则即使两国完全相同，在贸易开放后每一品种也只有一个生产者，并且由于规模经济，各品种将保持在相对低的价格水平，消费者福利得到提高，而当企业分别位于不同国家时HIIT必将发生。

生产国际化的产业内贸易模型Markusen和Maskus（2001）的研究发现，当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彼此之间的规模和要素禀赋越来越相似时，产业内子公司的销售在产业内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Hartmut Egger等（2004）发现，跨国公司内部的不平衡的利润汇回以及贸易成本都会对G－L指数造成扭曲，从而构建了一个有关贸易与跨国公司的三要素一般均衡模型，并对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修正。这些现象说明，在一定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同一产业的生产和销售能够取代一般意义上的产业内贸易。

结合非贸易品和中间投入品的产业内贸易模型Ishii和Yi（1997）、Hummels、Ishii 和Yi（2001）从生产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出发，认为各国越来越专业化分工生产中间投入品，在进行国际交换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因此相对于世界产出而言，国际贸易速度就要高得多。Hummels（1998，2001）也用垂直专业化概念解释了这种现象，认为国家之间的垂直专业化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最终产品的生产包括多个序列环节；至少包括两个以上国家在产品的生产序列中提供价值增值；至少一个国家必须用进口的投入品从事生产。Schmitt和Yu（2001）通过在标准的产业内贸易模型中引入非贸易品，认为当贸易壁垒降低时，原本为非贸易品的水平差异产品变为可贸易品，这种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增加使得出口占总产出的份额几乎增加一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世界产出增长率与世界贸易增长率之间的显著差异。

（五）区域输出基础理论

区域输出基础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代表人物由霍依特（H. Hoyt）、安德鲁斯（P. B. Andrews）、诺恩（D. North）和英尼斯（Innis）。该理论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要素或变量中，有的起基础性决定作用，有的则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可以将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变量划分为基础变量和自给变量，以此为依据，可以将整个经济部门划分为基础性部门和自给性部门两类。区域的经济发展首先由基础性部门推动并对自给性部门产生影响。对基础性部门需求的增加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乘数效应，这不仅会导致输出部门的产业投资的增长，而且会导致对其他经济活动的投资增长。因此，一个区域要求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该区域建立输出基础性部门和基础性产业，而能否建立起基础性产业，又建立在该地区在生产和销售成本等方面所拥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与传统的输出基础理论相对应，蒂博特（Tybout）在1956年所发表的《输出与区域经济增长》一文中提出了“大宗商品输出理论”。该理论认为，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开始于该区域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例如矿产品），或者因为其自然条件特别适合于生产某种出口作物，在世界市场商品价格既定的条件下，资本甚至劳动力将输入该区域，于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产将发展起来，而地方工业和区域市场是随着出口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按照该理论，特定区域要取得发展，必须以建立外向型的“大宗商品”出口产品基地的方式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加拿大经济学家英尼斯以国外市场对某一产品需求增大为前提，以加拿大大量出口小麦如何带动其经济增长为分析对象，提出了“大宗商品出口理论”。该理论假定诸如原材料、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等“大宗商品”的供给是无限的，这些产品的新发现和开发常常导致大量的国内剩余，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可以解决剩余问题，减少国内资源的闲置和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储蓄和投资。因此，该理论认为，一国可以通过建立出口主导产业并通过主导产业的相关效应促进本国经济及人均收入的增长。可见，区域输出基础理论也包含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

（六）原料周期说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料的代用品和人工合成材料不断出现，发展中国家逐渐丧失了在原料供应上的优势。橡胶是最典型的代表。1895－1910年，汽车的出现形成了对橡胶的新需求，橡胶价格在1900－1910年间上升了7.8%，巴西和几个非洲国家在世界橡胶的供应中占6.1%。1910－1940年间，汽车轮胎寿命从最初的平均1万公里提高到5万公里，每运行公里的原料使用比例大大缩小，而且，出现了新的橡胶供应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在1930年时提供了世界所需的9.2%的橡胶，橡胶价格趋于稳定。1940年后，合成橡胶的生产大幅增加，成为世界橡胶消费的主要来源。

针对这一现象，美国经济学家梅吉和罗宾⁽¹⁰⁹⁾于1978年提出了原料周期说，探讨了科学技术对原料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影响。他们将原料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需求产生的繁荣”阶段，此时，对原料需求急剧增加，使初级原料价格急剧上涨，原料的主要出口国是自然禀赋占优势的国家；第二阶段是“需求和供应来源的替代”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初级原料供应来源的增多或使用更便宜的替代品，使初级原料价格上升趋势中止甚至价格下跌，比较优势由自然禀赋和替代技术共同决定；第三阶段使“合成和研究与开发的介入”阶段，通过研究与开发形成新的合成代用品或者发现节约使用初级原料的科学方法，具有研究和开发代用品技术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显然，原料周期表明了比较优势转移的过程，在原料周期的早期，发展中国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发达国家以先进技术生产合成代用品，进入后期就是发达国家在将该种原料的生产上占据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初级原料被合成原料替代后，合成产品的生命周期就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致了。合成品首先在某一个发达国家开始生产，然后普及到其他发达国家，最后再推及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原料周期论虽然只是针对原料领域的国际贸易理论，但它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样，强调了技术变动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也是从技术变动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1985年，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使新贸易理论成为了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该书提出的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克鲁格曼还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

新贸易理论虽然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战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格局和贸易利益的形成，但是，其中也包含了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无论是规模经济、市场不完全竞争，还是产品异质、需求偏好，各国都按照新的分工格局进行生产和贸易，其结果都会使得贸易各方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产业结构提升，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提高，各国都能从贸易中获得直接或者间接的利益，从而使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高。

三、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观

与主流派贸易理论不同，一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和贸易学者在分析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罗伯特逊和纳克斯维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普雷维什和辛格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反而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一）贸易“引擎论”

如前所述，以罗伯特逊和纳克斯维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还有迈因特、刘易斯，他们认为，对外贸易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有条件的贸易“引擎论”

有条件的贸易引擎论的代表人物是克拉维斯和哈根。前者认为，“出口不是增长的发动机，而是增长的侍女”；后者认为，出口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不是经济增长的侍女，出口能否刺激经济增长，主要看它是否会刺激技术进步以及怎样去刺激技术进步。

（三）反贸易“引擎论”

反贸易“引擎论”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劳尔·普雷维什、缪尔达尔、伊曼纽尔和阿明。认为只要阻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落后国家就可以得到发展，因而他们偏向于内向型的贸易与经济发展战略，其政策主张是实施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

综上所述，发展经济学家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述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只是认为现行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的获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贸易促进机制的发挥。发展经济学的贸易学者并不否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他们同样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应重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机制的发挥。他们认为，为了发挥贸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可以通过合理的贸易政策和国家干预改变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应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和建立区域经济联盟，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弱势地位，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利益，并通过国际贸易获取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和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实现市场拓展，获得规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例如赫尔西曼，1958）⁽¹¹⁰⁾认为，贸易对后进国家的积极作用在于其带动产业结构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的方面是通过技术引进，进口发达国家的设备和技术，淘汰掉原有的陈旧设备来实现；间接方面主要是通过出口主导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来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赫尔西曼认为，从两者的影响来看，间接作用应该大于直接作用。

总之，对外贸易对参与各方是否有利，贸易各方是否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对外贸易能否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从理论分析上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对外贸易对各参与国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对外贸易对贸易各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方式、机制及作用的大小以及外贸政策、外贸发展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却存在不同的观点。在贸易政策主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学者基本上都主张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通过自由贸易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后进国家的贸易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者则主张通过保护贸易政策和进口替代战略促进其经济发展。

四、当代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学说

（一）克鲁格曼（1991）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实行国际贸易政府管理的重要理论依据。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发端于詹姆斯·布兰德（J. A. Brander）⁽¹¹¹⁾和巴巴拉·斯宾塞（B. J. Spencer）⁽¹¹²⁾于1981年8月在《加拿大经济学》杂志和布朗德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两篇文章，后来经过他们本人和保罗·克鲁格曼和格罗斯曼等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政策主张。战略性贸易政策最先是由斯宾塞和布兰德提出来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则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政府干预，综合使用贸易政策合产业政策手段，支持和加速那些具有战略意义、存在外部经济效应的产业的发展，以期利用政府的干预改变企业在战略上的选择和企业间的战略关系，实现比单纯依赖市场手段更快的速度来改变本国现存的比较优势模式。

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在系列加定下，用推理的方式说明了政府是如何通过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最终增加了国民福利。在新贸易理论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假设前提基础上，他们借助于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研究成果，从“利润转移”和“外部经济”的角度探讨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补贴、关税保护等政策对出口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建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基本框架。它认为，对本国战略性工业成长有益的保护措施，可以巩固、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贸易的利益。通过政府的干预，可以提高本国的竞争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垄断租金或额外的利益，而这些额外利益的获得正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或者是避免他国借此牺牲本国的利益。这种干预性的贸易政策之所以被称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因为政府政策实际上起到了寡头竞争模型中的战略性行为的作用。其中的“战略”二字就是从博弈论中引用过来的。

但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又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也有人称之为狭义战略性贸易政策和广义战略性贸易政策。

狭义战略性贸易政策又称为“利润转移理论”（布兰德—斯宾塞模型），是指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寡头垄断德国际市场结构中，存在国际超额垄断利润，一国政府通过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来扶持本国企业，使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垄断的优势地位，实现利润由外国向本国的转移，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狭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凭借政府的干预使单个厂商通过比竞争对手更早地在企业内部实现生产的规模效应，进而在国际市场中或通过高于边际成本的定价获取超额利润，或通过低价销售冲击现有竞争对手、阻碍潜在竞争对手，长期获得垄断利润。实施狭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家通常会对本国所选择的扶持产业采取补贴；对国外竞争企业收取高额关税或采取各种贸易限制手段控制进口，为本国企业的发展争取时间和市场空间。

布兰德—斯宾塞模型描述了政府的出口补贴如何将垄断利润从外国生产者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手中的。他们假定，一个行业中只有两个位于不同国家、生产相同产品、同时向第三国出口的企业。由于事先假设所有销售和利润都是在第三国产生的，就可以认为，一国生产者的利润增长等同于该国国民福利的增长。模型中的每个企业都被设定为依照古诺双头垄断行事，即每个厂商都假定另一个厂商的产量是既定的，然后据此来选择自己的最优产量水平，这样，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模型的均衡状态就取决于古诺的结论。一旦“政府认识到了产业的结构，并且能够事先为企业决定出口的数量提供一个有保障的补贴”⁽¹¹³⁾，均衡就被打破。“事实上，政府事先制定补贴的行动改变了国内企业行为的模式”⁽¹¹⁴⁾，即当政府承诺了对行业的干预行为时，各国的生产者将按照领导地位进行生产，其结果是：总产量将会由于政府的介入而提高，单位利润会下跌，但是，由于追随者为领导者提供了空间，领导者一方的国家在市场中的份额会上升，并提高其利润水平，同时，由于对方政府的介入，追随者的利润会随销售量减少而下降，单位利润也随之下跌。由此可以看出，布兰德和斯宾塞的三种政策主张：一是采取积极的政策主动给出口企业补贴；二是当一国提供出口补贴时，另一国报复性地采取同样的做法；三是实施一种双方都同意的出口限制政策，以利用双方所握有的市场力量获取最大利润。布兰德和斯宾塞都承认利润转移模型的政策内涵在假设条件改变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变动，但他们仍然相信这个模型的基本要点的意义：“这一要点是政府的行动能够改变由国内外企业参加的战略性游戏。在可盈利的市场上，国内企业由于外国企业的收缩（或者比他们所希望采取的速度较慢的扩张）而受益”⁽¹¹⁵⁾。

广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又被称为“克鲁格曼动态模型”，与狭义战略性贸易政策相比，它更强调：被干预产业的竞争优势是指在政府干预之后，产业真正具备了自我强化的外部效应，而不再需要国家的干预就能够在国际经济环境中取得竞争优势。

广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包括了“利润转移理论”，还包括了“外部经济理论”，外部经济理论强调国际分工体系中外部经济性的重要意义，主张政府对于存在巨大外部经济溢出效应的产业给予扶持。存在外部经济溢出效应的产业往往是属于高研发风险、高投入、回收周期长、存在外部正效应的产业，单独依靠私人投资发展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需要国家的扶持来降低投入风险和提高市场收益。

克鲁格曼（1984）在市场有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以及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两个前提下，论证了一国可以通过限制进口的战略部署来提高整体福利水平。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使得国内市场需求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开始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在没有保护的市场上也将转化为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较高的市场份额”⁽¹¹⁶⁾。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长，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销售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模型的基本特征是形成了从边际成本到产量再到边际成本的循环的因果联系链条，这是这一循环过程“形成了进口保护和出口促进机制”⁽¹¹⁷⁾。干预国的福利提高不仅来源于额外出口所带来的利润，还加上了在国内销售时的较低成本。在由于政府干预而形成的新的均衡点上，国内企业由于较低的边际成本和外国企业的退让而获得了一个较高的市场份额；而外国企业在竞争者有支持的扩展和自身较高的边际成本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退却。克鲁格曼在模型中区分了规模经济的不同形式，并导出了他的一般模型的多种版本：“干中学”引起的急速下滑的学习曲线，由于其所具有的战略效果，成为政府干预行为的动机；相对于规模的“动态”收益，则不依赖于“干中学”的外部效应或任何其他国内扭曲因素同样激励政府采取干预的行动，克鲁格曼强调了动态规模经济和政府政策“滞后作用”的意义。

由于外部经济溢出效应的存在，当在政府的扶持下某一产业得到发展时，同一产业或相关度较高的产业就会出现聚集效应，整体的产业成本下降，整个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提高，成为具有相对优势的出口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该国在这一领域的专业化地位也将得到强化。实施广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与狭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同，不是将政府扶持的重点放在生产补贴、关税限制进口等方面，更多的是强调在企业研究和开发阶段的政府扶持，通过建立信贷支持、信息提供、风险管理和控制、减少政府在行业中的制约等方式来实现政府的干预。

总之，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如果去掉传统的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定，贸易方式及从贸易中获得的潜在利益对政府的干预行为就更为敏感。“尤其是动态的收入增长，使现行的政策因短期的学习优势所带来长期比较优势，而对贸易产生永久的重要影响”⁽¹¹⁸⁾。战略性贸易政策鼓励特定产品的出口、限制外国产品进口，主要是为了提高本国福利，扩大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促进产业成长与结构优化。

克鲁格曼（1993）认为：“如果某产业研制成功具有很大的社会利益，并且仅靠单个厂商的努力不能维持或取胜，但它又依赖于各个厂商获得成功的相互强化效应，那么，这一产业就可能是需要引起（政府）特别重视的‘战略性’产业。”⁽¹¹⁹⁾他认为，半导体、软件、微型计算机、科学仪器产业都符合这一战略性产业的定义，金融服务等也可以包括在内⁽¹²⁰⁾。尽管学者们在所列举的具体产业上略有差异，但他们都一致将目标集中于高科技产业。目前，日本和韩国是在实践中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比较成功的范例。政府的干预政策在帮助这两个国家的私人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壮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也正是日、韩等国实践的成功，使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受到了更大的关注。

（二）新贸易理论关于南北贸易问题的论述

克鲁格曼（1979）首先把产品周期理论引入到南北贸易模型中，认为北方国家的技术变迁是外生的，而且技术从北方向南方的扩散也是外生的。Dollar（1986）根据克鲁格曼的框架讨论了资本流动对南北贸易的影响，而他的文章中技术仍然是外生的。直到1990年Segerstrom等人才开始在内生技术变迁的基础上讨论产品周期和南北贸易问题，针对等人Segerstrom（1990）的缺陷，Grossman和Helpman（1991）提出了一个内生产品周期的模型，随后他们又将产品质量阶梯引入对南北贸易的分析。

1. Segerstrom（1990）模型

在Segerstrom（1990）的模型中，产品创新是依次发生在现存的各个产品上，每一次新产品的发明就会淘汰一种旧产品。同时，一种新产品在专利期限到期之后会变成一种标准化的常规产品而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因而北方国家也由以前该产品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但是，现实中产品的创新并非像Segerstrom等人所描述的是一种产品一种产品那样依次进行的，产品的创新是同时随机发生在各个产业。此外，由于他们假定专利的期限是外生给定的，即技术从北方向南方的扩散是外生给定的，这样他们的文章也不能说明南方国家内生的技术变化问题。

2.内生产品周期模型和产品质量阶梯

Grossman和Helpman（1991）认为北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向南方国家扩散的主要途径是南方国家有意的技术模仿。在他们的模型中，不但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是内生的，南方国家的技术模仿也被内生化了。它们将“产品质量阶梯”引入到南北贸易的分析中，认为创新首先开始于北方国家，南方国家通过技术外溢模仿到了北方国家的技术，最后利用自己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进行大量的生产，速扩大产品规模，并同北方国家进行竞争，这样北方国家就不得不寻求新的优势，进行新的创新研发出质量更好的产品，来同南方国家的企业竞争。这样就形成了创新——模仿——再创新——再模仿的形式，在这个进程中，产品的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

3.发展中国家的动态学习效应

南方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模仿能力随着经验的增长而增长，发展中国家不断向发达国家垄断的产业渗透（Glass，1977），产品的创新也出现了北方向南方转移的现象。起初，北方国家完全掌握产品的发明创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缺乏经验和资金，技术的门槛比较高。但是南方国家不断地在模仿——再模仿中学习到了一些创新的经验，边干边学，边模仿边学习如何创新，R＆D使发展中国家的模仿能力和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渐渐地自己也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创新，技术的门槛就慢慢降低，而北方国家的创新慢慢被南方国家掌握，甚至南方国家已经可以拥有与北方国家相同的技术水平，此时，北方国家就完全退出这一行业，该产业的创新和制造完全转移到了南方。

（三）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受新贸易理论的启发，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斯科特（Stokey）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内生创新模式扩展到包括商品、资本、管理经验和思想观念的国际流动，提出了新增长理论。

罗默（Romer，1986）⁽¹²¹⁾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溢出模型）把知识积累看作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他在分析国际经济增长问题时，认为知识积累率的高低和由此带来的要素收益率的差异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国际贸易可以促使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加速传播和积累，使世界总产出水平提高，进而促使落后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卢卡斯（Lucas，1988）⁽¹²²⁾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认为各国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源于各国人力资本的差异，扩大经济的开放度特别是对外贸易，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更快地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和经济差距。卢卡斯（1988）认为，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倒流的现象是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因而高人力资本的发达国家资本利用率高，能够吸收较多的国际资本而产生的。卢卡斯还把人力资本的作用区分为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两种，内在效应是指人力资本只影响本人的劳动生产率，外在效应是指人力资本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卢卡斯认为，正是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在收入和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

斯科特（Stokey，1988）⁽¹²³⁾的经济增长理论（干中学模型）强调了国际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减少失误，形成一种特殊的赶超，迅速发展本国经济。

由此可见，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实现技术外溢、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溢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国际贸易一方面可以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还可以节省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许多重复劳动，间接地增加国内的资本积累。因此，新增长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增长机制表明，在开放的条件下，通过国际贸易产生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可以加速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而且通过新技术的引进可以提高不发达国家的生产效率，使贸易各国的总产出水平提高，加速经济增长，促进各国经济发展。

新增长理论一方面强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源于各国研究与开发投入、知识积累、技术积累以及人力资本禀赋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强调国际贸易可以使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加速积累，推动贸易各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发展。新增长理论的这一贸易发展观对于欠发达国家或一个国家的欠发达地区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引进技术，加速知识、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使经济走上快速增长和发展的道路。

（四）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争论

无论是对贸易条件的研究，还是对贸易利益的探讨，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最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外贸政策。由于发展经济学在研究一国发展时，把对外贸易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贸易战略问题也是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依据各自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贸易战略进行了归类和总结。比较有影响的分类方法有三种：

（1）钱纳里⁽¹²⁴⁾的分类方法。钱纳里等人基于多国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和比较，总结出准工业化国家有三种贸易战略，即出口促进战略、进口促进战略和平衡战略。

（2）克鲁格（1977）⁽¹²⁵⁾的分类方法。克鲁格根据统计数据对战后10个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有效保护率进行了测算，并归纳出发展中国家实际执行的贸易战略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出口促进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和温和的进口替代战略。

（3）1987年世界银行根据1963－1985年41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料，将贸易战略分为坚定外向型、一般外向型和坚定内向型。

发展中国家大多确定了工业化的目标，而其实现方式有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和平衡发展战略三种。

①进口替代战略

刘易斯认为：“通过出口制成品开始工业化是困难的。通常是通过在熟悉的和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销售产品作为工业化的起始，只有在一国使产品成本具有竞争力之后，再转向出口。”⁽¹²⁶⁾普雷维什针对拉丁美洲主要经济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由有节制、有选择地保护政策刺激起来的进口替代，是取得某些合意效果、经济上明智及稳妥的好办法。”⁽¹²⁷⁾他的理论为拉丁美洲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和学者所接受，使进口替代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流行。进口替代战略的优点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工业产品市场已经存在，这已被进口商品所证明，从而降低了建立工业取代进口的风险；（2）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护国内市场以抵制外国竞争，比迫使发达国家降低贸易壁垒以允许他们出口制造品更容易些；（3）国外公司建立了所谓的“关税工厂”以对付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壁垒。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各国都出现了不少问题，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发展经济学家，从该战略的机制和效应上对进口替代提出批评。发展经济学家黑伦纳的批评是：进口替代政策对消费品强调太过，而对潜在的长期比较利益，即资源蕴藏和学习能力，却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进口替代对异己的和不合适的，即资本密集的技术的采用，达到了异乎寻常而又毫无必要的程度，其结果难免是：建立起来的工业部门效率不高而且开工不足，创造就业机会很少，外汇很少盈余，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缺乏前景。

②出口导向战略

20世纪6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迅速增长，一些新型工业化国家在制成品的出口方面同样具有了竞争优势，推动了出口替代战略理论的发展和实施。1970年，里特尔、斯考特（Leader和Scott，）⁽¹²⁸⁾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对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没有贸易歧视的情况下，仍可有效地进行工业化。对出口的鼓励就能起促进作用，从初级产品的出口转变为制成品的出口，从替代进口战略变为推动出口的战略，无疑地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总体看来，出口导向战略的优点是：（1）它克服了国内市场狭小的缺陷，允许发展中国家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这对于许多既贫穷又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2）为出口而进行的工业品生产需要并刺激了整个经济的高效率，这在一种工业的产出是另一种国内工业的投入时尤为重要；（3）随着国内市场的成长，出口制成品的扩张是无限的，而进口替代下则是受限制的；（4）从战后情况看，外向型的经济更能经受住外来冲击。

③平衡发展战略

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除了出口导向型、进口替代型经济发展战略之外，还存在第三种经济发展的战略，即通过外贸达到平衡发展的战略。这是一种既不歧视出口、又不贬低进口替代，既不过度补贴出口产业、又不过度保护进口替代产业的生产体制和政策体系，是要建立一个中性的开放经济。金德尔伯格指出：“出口领先国家的动力来自外国对其出口的需求以及出口国生产技术的变革。替代进口主导的国家的动力来自国内的投资，这种投资将使得进口比出口增长得更快。相反，平衡模型强调由供应的推动引起出口增长，即通过国内生产成本的降低得以有效地发展出口。”⁽¹²⁹⁾他认为，日本是通过外贸达到平衡发展的典范。钱纳里的实证分析证明：实行平衡发展战略不仅比出口扩张和进口替代所花费的外资成本都低，而且有助于克服内向发展引起的工业低效率病态。他指出，实行开放，积极参加国际竞争，会使国内效益增加。存在着一种由国际竞争引入的、暗中起作用的“挑战—应战”机制，根据这种观点，扩大出口是好的，进口自由也是好的。尽管增加进口的政策会限制国内商品的市场，但它却加强了竞争，从而产生更大的效率。

坚定的外向型战略 坚定的外向型战略是由于进口壁垒而产生对出口的抑制在不同程度上为对出口的奖励所抵消。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对贸易的控制，或者控制程度很轻微。不采用或很少采用直接控制和许可证办法，维持一定的汇率使可能的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实际汇率大体相等。

这些理论还可以划分为：

（1）一般外向型战略：一般外向型战略的奖励制度总的结构具有偏向性，注重为内销生产不注重为外销生产，但对本国市场的实际平均保护率较低，实际保护率的高低幅度也较小。使用直接控制和许可证办法是有限度的，虽然对出口贸易有某些直接奖励，但它们并不抵消对进口的保护。对进口贸易的实际汇率高于对出口贸易的汇率，但差别很小。

（2）一般内向型战略：一般内向型战略的奖励制度总的结构明显地对内销的生产有利。对本国市场的平均实际保护率较高，实际保护率的高低幅度较宽。广泛实行对进口的直接控制和许可证办法。虽然对出口可能给予一些直接奖励，很有明显的反进口偏向，汇率也明显定值过高。

（3）坚定内向型战略：坚定内向型战略的奖励制度总的结构强烈地保护为内销的生产，对本国市场的平均实际保护率很高，实际保护率的高低幅度较宽，普遍实行直接控制和许可证制度以限制传统的出口部门，对非传统的可出口商品很少或没有积极的奖励，汇率定值高出很多。

根据钱纳里等人和世界银行对贸易战略的定义，可以大致认为贸易自由化战略、出口导向型战略都属于坚定的外向型战略，平衡性战略等同于一般外向型战略，进口替代型战略包括了一般内向型战略和坚定内向型战略。

（五）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

Grossman和Krueger（1991）首次实证考察了环境——收入倒U型关系的存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都证实国际贸易是解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重要变量。

1.环境——收入倒U型曲线

受库兹涅滋收入分配曲线的启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环境的恶化路径也和收入分配差别的依赖性是相似的。如克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和Krueger，1991）在其论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环境后果》⁽¹³⁰⁾中就提到，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初期，其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导致收入提高而扩大；当收入增长到一定水平后，其污染程度或者说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倒转的英文字母U字形状，因而被称作环境污染的倒U型曲线。克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和Krueger，1991）首次实证考察了环境——收入倒U型关系的存在，从环境角度评估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通过对区域内有关国家跨部门空气质量的研究表明，SO₂和烟雾的排放量在某一个临界值水平下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一旦超过这一临界值，污染排放水平开始减少，用图形表示的污染排放与收入的关系呈现倒U型曲线。他们强调，对这种倒U型关系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实际上它取决于污染物的类型。这一倒U型曲线的发现激发了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样本、污染物和环境质量指标，运用计量回归分析技术去验证它的存在。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基本上支持“倒U型曲线”假说，即贸易自由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造成了污染，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环境保护需求增加，同时也促进产出结构和生产技术的变化，反过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但是，对于一些污染排放物，尤其是对本国环境有重要损害的，如与酸雨有关的SO₂和NO₂，倒U型曲线也许存在，但就全球范围的污染排放，如CO₂和温室气体而言，倒U型曲线是否存在还存在较大的争议。

2.贸易——环境影响效应

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3）在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NAFTA）的贸易环境影响的研究中，最早使用了贸易——环境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他们将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他们认为，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环境质量的变化是这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贸易自由化扩大了经济活动的规模，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会使生产者从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获得利益；其次，在开放的贸易条件下，由于要素会随着价格的相对变化在产业间重新配置，贸易引起具有比较优势部门的生产扩张和其他部门生产规模收缩，由这种产出结构变化所引起的污染变化即为结构效应，一般而言，一国在经济发展早期和起飞阶段，贸易自由化将导致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向污染加重的方向转移，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贸易自由化将使经济结构向污染降低的方向转移，如果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不变，经济结构作用的效果是使污染先上升后下降，环境质量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再次，开放贸易和对外投资很可能改变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应用，进而改变单位产出的环境损害。总体而言，规模经济无疑会引起环境恶化，而结构效应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一国的比较优势以及技术效应对环境的积极作用，贸易对环境是否有益似乎并不明确，但当收入达到某个水平以后，上述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总和将会超过规模效应。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从长期讲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是有利的。按照这种假说的观点，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提高（这被认为是贸易自由化的结果），那么环境终将得到改善。

以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3）⁽¹³¹⁾、Stevens（1993）、Runge（1993）⁽¹³²⁾和Panayotou（2000）⁽¹³³⁾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他们的研究认为，尽管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内的环境效应是消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自由化将对环境产生长期的积极的影响。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国际贸易是解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重要变量（Birdsall和Wheeler，1993；Lee和Ronald-Holst，1997；Jones和Rodolfo，1995）。首先，贸易开展将扩大经济规模，因而直接增加了污染经济活动；其次，国际贸易也具有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贸易的结构效应具有双重性：一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活动的减少必然意味着贸易国此类产品产量的上升，即“替代效应”或是“污染天堂假设”（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国际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将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是由环境管制较强的国家转移到管制较弱的国家。因此，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实际上反映的是专业化分工模式的不同：发达国家专业化生产污染较低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则专业化生产资源、能源密集型产品。一旦发达国家执行了严格的环境管制措施，经济开放、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是加速了污染型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

基于Grossman和Krueger的贸易对环境影响的三种效应的研究思路，Stevens （1993）⁽¹³⁴⁾把贸易的环境效应归结为产品、规模和结构三个方面，贯穿于出口生产和交换的每个环节。Stevens认为，贸易活动不是环境问题的根源，相反，自由贸易可以为环境保护增加资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以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了强化贸易的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环境政策是必须的。Runge（1993）⁽¹³⁵⁾把贸易自由化的环境影响分为五个方面：资源配置效率、经济活动的规模、产出结构、生产技术以及环境政策。Runge（1993）认为，贸易改变了国际间的分工模式，也扩大了经济活动的规模。经济活动规模与污染的非线性关系说明，除贸易之外，产出结构、技术和环境政策也起着重要作用。GDP增加使得生产从污染严重的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产出结构的变化减少了污染总水平，抵消了由于贸易活动带来的部分污染。同时，人均GDP的增加会引起对环境保护政策的需求上升，因此，经济增长规模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抵消。Panayotou（2000）⁽¹³⁶⁾将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归纳为六种效应，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收入效应、产出效应、技术效应以及政策效应。格雷西纳·屈奇林斯基（Graciela Chichilnisky，1994）从资源管理体制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角度分析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他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是不清晰的特别是有些自然资源是共有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这样就会出现“公地的悲剧”现象，资源被过度开发和利用。双方间的贸易流动会加剧这种现象，因为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资源的使用费用很低甚或免费，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当世界市场对它们的产品的需求增加时，就会使环境进一步恶化。虽然这时环境恶化的根源是不完善的产权制度和资源的过度开发，但贸易活动加剧了这种扭曲作用。但是，上述结论是建立在各国贸易比较优势取决于不同的环境标准和资源管理体制前提下，然而在现实中比较优势完全取决于环境标准的差异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3.南北贸易关系与“污染天堂”假说

理论研究文献表明，随着国家间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环境密集型产业（资源消耗性型产业和污染密集型产业）有从北方发达国家向南方发展中国家迁移的趋势。出于对收入和政治经济的考虑，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丰富的环境资源常常诱使发展中国家放松环境保护标准，因此，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从事“肮脏行业”的生产，出口也多属于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品，出现所谓的“产业迁移”和“污染天堂”现象。当发达国家加强环境管制时可能引起这种产业“置换”，即发展中国家将倾向于更多地生产和出口环境密集型产品或者清洁产品。另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环境管制的缺失，也将导致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科普兰德和泰勒（Copeland和Taylor，1995）⁽¹³⁷⁾构建了一个包含多商品、多国家的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南北贸易模型，模型中所有国家都被划分为南方发展中国家和北方发达国家两种类型，产品根据污染程度不同分类。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南方和北方国家贸易的结构效应是南方国家污染产业的规模将扩大，北方国家的清洁产业规模也将扩大。自由贸易减轻了北方国家的环境污染，但是增加了南方国家的污染水平。由于污染水平较低的产业对污染许可证的需求不旺盛，因此北方国家许可证市场价格下降而南方国家价格上升。北方国家的反应是减少许可证的发放以减少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而南方国家为了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将增加污染许可证的发放数量。除非南北双方增加和收回的污染许可证的数量能够完全抵消，否则贸易自由化将会导致全球环境质量的恶化。另一方面，就收入对贸易和全球污染水平的影响效应而言，贸易前的收入分配决定了自由贸易将如何影响环境。如果世界收入分配是高度扭曲的，则自由贸易将增加全球污染，如果世界各国间的收入水平较为接近，则自由贸易对环境污染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理论研究似乎支持“产业转移”和“污染天堂”假说，实证分析的结果却不尽一致。Robinson（1998）⁽¹³⁸⁾为“污染天堂”假说提供的经验支持显示，在1973－1982年间，美国进口产品的污染含量增长率高于出口产品，这意味着，美国在这一时期的贸易活动趋于更多地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¹³⁹⁾、Lee和Roland Holst（1994）⁽¹⁴⁰⁾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生产和出口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品，而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出口清洁产品。Low和Yeats（1992）⁽¹⁴¹⁾以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为指标来验证“污染天堂”假说的存在，通过选取1967－1968年和1987－1988年间两组世界贸易数据，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有害物品详细目录资料，对钢铁、非铁金属、精炼石油、冶金制造和造纸5个最具污染性的行业进行研究发现，在1965－1988年期间，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市场占有率下降，而东南亚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占有率却有上升的趋势，因此他们认为污染产业确实存在迁移现象。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利用1987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有害物品详细目录资料和产业统计数据进行两个回归分析后发现，在1970－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有害物污染排放增长较快，但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在封闭经济下表现得更加明显，于是他们认为，如果“产业迁移”假说成立，则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应该呈现出更快的有害物污染排放增长，而他们的研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Birdsall and Wheeler（1993）⁽¹⁴²⁾利用相关数据对拉丁美洲的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了类似的实证研究，对产业污染强度与收入增长、贸易开放政策以及其他控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获得了与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十分相似的研究结果，即贸易开放并不会引起污染产业转移。Beghin和Potier（1997）⁽¹⁴³⁾通过经验分析发现，贸易自由化并没有引起发展中国家专门从事“肮脏行业”的生产。Wheeler（2000）⁽¹⁴⁴⁾的研究选取美国以及接受外资最多的三个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巴西和墨西哥的空气质量的变动趋势为分析样本，其分析结果表明，在上述4个吸收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城市空气污染水平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提供了与“污染天堂”假说完全相反的证据。

4.“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假说

基于“囚徒困境”博弈原理，“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race to the bottom）假说认为，自由贸易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标准下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出现环境标准“竞次现象”，从而使得环境标准低于有效标准。如Esty和Geradin（1997）⁽¹⁴⁵⁾和Dua 和Esty（1997）⁽¹⁴⁶⁾等的研究指出，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各国会竞相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向底线赛跑的现象。Barret （1994）⁽¹⁴⁷⁾提出，当环境政策规定的环境边际损害很低时，生态倾销（ecological dumping）会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而产生。Ropke（1994）⁽¹⁴⁸⁾、Daly和Goodland（1994）⁽¹⁴⁹⁾等自由贸易的批评者指出，贸易自由化所引致的“向底线赛跑”会令某些国家的环境标准崩溃，因为污染者有可能将其生产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天堂”，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益是值得怀疑的。

但Eliste和Fredriksson（1998）⁽¹⁵⁰⁾等学者指出，“向底线赛跑”的论断缺乏足够的证据。他们考察出口竞争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对环境管制标准的影响，在对农业部门的分析中，并没有发现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向底线赛跑”的结论。Wheeler（2000）⁽¹⁵¹⁾的研究也为“向底线赛跑”的论断提供了否定的证据。Wheeler通过实证检验指出，那些吸收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和中国）的城市空气污染水平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Wheeler还通过引证其他文献，强调“向底线赛跑”的假说是有瑕疵的，因为这一假说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发展中国家污染控制的政治经济状况。事实上，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向底线赛跑”假说迄今为止在国际上并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看法。

5.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

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使得国际商品价格不体现环境成本，而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正好弥补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将环境成本纳入生产成本，体现资源的稀缺性，消除其外部性，即为环境成本内部化。一般说来，环境成本（E）由两部分组成，即E＝E0＋E1。其中，E0是环境要素的价格，它的大小直接受到环境要素禀赋的影响；E1是外部成本，它的大小主要是受一国环境政策的影响，而环境政策的核心又是环境标准。在环境标准较宽松的国家，对环境的破坏投入较小的费用治理，E1较低；相反，严格的环境标准会使生产者提高环保意识，加大治理投入，E1较高。

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1）内部化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庇古（Pigou，1917），他在20世纪初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中指出，由于环境的重要经济根源是外部效应，那么为了消除这种外部效应，就应该对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单位收费或征税，对产生正外部效应的单位给以补贴⁽¹⁵²⁾，其核心思想是由政府给外部效应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由外部不经济性的制造者承担全部费用；（2）随着20世纪60年代著名学者科斯（Coase，1960）的“产权理论”的兴起，运用“科斯定理”来创新环境经济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自愿协商、排污权交易为代表的“内部化手段”⁽¹⁵³⁾。只要把外部效应作为一种产权明确下来，而且谈判费用不大，那么外部效应问题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资源交易而达到内部化；（3）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主体由“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转变，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的内容由此得到了全面扩充，环境内部化手段发展到诸如实施环境标志制度、推广ISO14000环境认证等新型经济手段⁽¹⁵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