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里面有“秘密”

有情报专家声称:最公开的报刊往往隐含着最秘密的情报。哪怕是平淡无奇的新闻,只要落到情报专家手里,也可能挖掘出令人吃惊的秘密。

这可不是情报人员信口雌黄吹牛皮,说大话。让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60年代,我国刚刚建设大庆油田,由于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当时是极为保密的,国内人士也都不知道它的地址,可是日本人却得知了,而且非常准确。那么,他们是如何掌握我们的秘密的呢?是派遣了特务,还是收买了某些中国人?

都不是。出人意料,他们靠的仅仅是零零星星搜集到的关于大庆的一些公开资料,并依此做出了合乎逻辑的分析。

原来,在《中国画报》封面上曾登过铁人王进喜的照片,身穿大棉衣,冒着鹅毛大雪在工作。日本人分析这可能是东三省靠北边的某个地方,大概位于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间,否则不会下这么大的雪,但具体地点却不知道。接着,日本人又看到了《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说王进喜同志到了马家窑,说了一声:好大的油海啊,我们要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这下日本人乐了,说找到了,马家窑就是大庆油田的中心。以后,我国出版的《人民中国》杂志又报道说,中国工人阶级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大庆设备不用马拉车推,完全是肩扛人抬。日本人据此分析,大庆车站离马家窑不远了,远了就扛不动。地址找到了,什么时候出的油呢?他们也算准了。1964年,王进喜同志光荣地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日本人说肯定出油了,不出油王进喜当不了人民代表。他们分析得很对,情况也的确如此。接下来,日本人又根据《人民日报》上一幅钻塔的照片,从钻机手柄的样式推算出油井的直径是多大,再根据油井直径和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来套算,把全国石油产量减去原来的石油产量,就是大庆的石油产量。在此基础上,他们很快设计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石油设备。等到我国向世界各国征求设计时,其他国家大都没有准备,而日本则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同时拿出了具体的设计。谈判当然很快就成功了,日本人在这一项目中赚了我们一大笔钱。

从这则故事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搜集情报方面的细心与精明,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公开的报刊是情报泄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渠道。情报专家们一致认为,虽然现在经济间谍可以“无孔不入”,电子窃听技术可以“无所不闻”,间谍卫星可以拍摄到地面抽烟的镜头,但仍然会受到许多的限制。因此,在情报搜集中,公开的报刊是世界许多国家情报的主要来源。世界上不少有名的情报研究机构,如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美国的兰德公司等等,都是利用公开资料进行研究工作的。他们通过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等渠道,将人们耳闻目睹的情报进行深入研究,多方论证,得出重要的情报成果。而美、英、日、俄等国的间谍机构,更是把从公开资料中搜集商业秘密作为他们的重要任务。美国CIA每月订购的外国报刊达20万份之多,据统计,从公开资料中获取的情报,约占美国情报总数的80%左右,是美国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个名叫伯尔特路德·雅各布的作家发表了一本长达172页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详尽地介绍了德国国防军的组织情况、参谋部人员配备、168名指挥官姓名、各军区情况,甚至包括新近成立的一些分队的情况。希特勒看到这本小册子后,勃然大怒,责问其情报顾问尼古拉上校:“他这些关于国防军的材料是哪里来的?”尼古拉无言以对。后来希特勒用特务手段将雅各布逮捕,经审讯,他的小册子完全是从德国报纸讣告、结婚告示等报道的片断材料中搜集起来的。如他从××上校在某地出席××的葬礼,从而推断出××部队驻扎到了某地,指挥官便是这××上校。事后尼古拉不胜感慨地说,雅各布是他35年情报工作所见到的最杰出的情报天才。而这个情报天才所用的工具只有一把剪刀、一瓶浆糊、一个卡片盒和一个情报人员的头脑以及长期不懈的搜集、积累、研究、整理。

为了切断外国情报人员的情报来源,许多国家都对报刊、广播、电视的发行和出口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但是,尽管新闻检查制度十分严密,机灵的情报人员仍可从中找到可贵的情报资料。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在一所著名大学挑选了一批精明的研究生,利用暑假“扮演”苏联情报人员,让他们阅读美国近一个时期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新闻、国会咨询记录、政府出版物、专题论文及演说等资料,看看从这些繁杂、浩翰而未归类的材料来源中,究竟能对美国的国力和军事动向作出一些什么样的估计。这些研究生的工作表明,他们的成果可以使任何情报机关心满意足。杜鲁门总统在看了CIA第四任局长比尔德·施密斯的报告后惊呼:“我们的秘密情报的95%被报纸和高科技专业杂志发表了。”

不仅军事科技秘密、社会科学情报中的大部分可以从公开、半公开渠道搜集,在信息社会里,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秘密中的绝大部分,也能从公开、半公开渠道中获得。在数以万计的科技出版物中,隐含的各种科技秘密尤其可观。70年代初,特勒曾收到一份题为《制造核弹方法》的报告,他被报告的设计方法所吸引,称赞道:“迄今我看到的报告中,它是最详细、最全面的一份”。但是谁能想到这样高水平的研究报告,竟是出自于哈佛大学一位攻读经济学专业的青年大学生迪米特瓦·瓦特之手?这份长达400多页的技术报告中的资料来源都是该校的图书馆。无独有偶,1979年5月,美国《密尔沃基哨兵报》以《氢弹轻而可得》为题,登载了有关制造氢弹具体方法的特辑。撰写这篇报道的居然是该报的一位记者。他的报道也是以公共图书馆的资料为基础写成的。

英国人还有一个奉为经典教育的深刻教训。1981年9月,苏联海军在航空母舰和导弹巡洋舰上,安装了一种最现代化的雷达,能在很远的距离就发现敌方的飞机,并能及时报警。英国的海军研究机构立即对苏联的新雷达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英国的情报机关花费了数万英镑才研究出了一些眉目。当研究结果上报到英国海军部的时候,海军的官员大吃一惊,原来这种雷达是根据英国海军部的科学家们在1963年写的一篇有关雷达研究的论文制造的。这篇论文发表在一家电子学术杂志上。论文谈到英国正研制的一种新雷达的部分设计和规格。没想到,这样一篇学术文章,竟帮助苏联制造出比英国自己生产的雷达更先进的雷达设备。

КΓБ深知从公开报刊中获取秘密的情报的诀窍,不仅每年都派出数量极为可观的以研究生、进修生、记者、商务代表身份为掩护的情报专家,云集于各国图书馆进行情报搜集活动,还大量进口外国原版科技杂志、资料,在国内经影印、复制后发行。

有鉴于此,西方许多国家虽然声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但对事关国家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等秘密的新闻与言论,则控制得相当严格,如有泄露,一律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论处。

而对于这一点,却尚未引起中国人的足够认识。近十年来,我国发行的报刊、图书量猛增,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公开发行的报纸就有3000多种,各种刊物有8000多种,报刊年发行量250多亿份;正式出版社有500多家,年出版图书品种达9万多种;我国还用40多种文字向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各类图书。如果包括近年来一哄而起的内部报刊,则更是一个天文数字。可以说,报刊图书是中国品种门类最多、覆盖面最广的“商品”。

迅猛发展的新闻出版事业,对于繁荣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起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也对我国的安全保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缺乏系统的安全保密教育,保密意识淡薄,有的根本不知道保密为何物,只图写起来快活,写起来生动,一些报刊也只顾登出来耐看,结果使我国许多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秘密通过报刊泄露,其中尤其以经济、技术秘密的泄露最多。以至利用中国报刊收集“公开的情报”,成为许多经济间谍的首选方法。据国家安全部门有关人士介绍,曾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专家在谈到搜集中国情报的方法时,一致认为主要手段就是分析研究中国的报刊和出版物。《日本经济新闻》曾发表连载文章,谈及外国搜集中国情报的途径和做法时说,他们采取的主要方法是,进行实地调查、建立关系、利用公开资料进行系统研究,以及利用香港地区进行观察和搜集中国情报。他们还进一步总结出,在搜集一般动向情况上,通过注意收听北京的对内广播和英国广播公司、莫斯科广播等各国有关中国的新闻消息来获取情报;通过报刊注意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中国报道。在经济和科技秘密方面,重点放在专门杂志的连续订购和各国专门机构的分析上。

美国刊物《中国大陆现状汇报》、《中国每日报告》和《中国大陆报刊选译》等,内容都是从我国发行的报刊和图书中精心选出来的。

而日本设立独立的广播监听室,也是企图从公开的新闻广播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为此他们安排了大量的监听人员,昼夜24小时监听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省市的广播电台节目,并进行录音、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70年代该机构编辑出版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人名簿》的书,详细收录了党政军各级组织的重要领导5000多人的姓名、经历、文化水平、性格修养、职务升迁、相互关系等情况,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些资料在当时甚至至今有些还属于绝密资料。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新闻出版物已成为情报人员猎取情报的一条重要渠道,对此我们必须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有鉴于此,早在1981年,在国家科委颁布的《科学技术保密条例》第八条中便明确规定:“不准利用公开的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电影、展览等宣传工具,宣传报道保密的科学技术内容。”1988年我国颁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二十条强调:“报刊、书籍、地图、图文资料、声像制品的出版和发行以及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电影的制作和播放,应当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不得泄露国家秘密。”

因此,就像许多国家都规定了军事领域的“报道禁区”一样,在经济领域,那些涉及我国经济与技术秘密的内容,也是新闻报道的禁区,是不能随意采访与报道的。遗憾的是,这项有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许多新闻工作者心目中却没有概念。据某省保密部门抽查该省出版的几份报刊,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报刊有违反国家保密规定的内容。

对缺乏保密意识的记者,我们要大喝一声:请你笔下留“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