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储蓄和需求供给的关系

法文版序言

在1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一直被正统学派所统治。那并不意味着一种一成不变的学说已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相反地,一种激进的进化已经出现在了那套理论中。但是它的假定前提、它的氛围甚至它的研究方法依然惊人地相似,同时可以通过所有的变化观察到一种显著连续性的存在。在所谓的正统理论中,在那种持续的改变过程中,我成长了起来。我学习它,教授它,撰写它,对于那些不了解实情的人来说,我依然属于那个守旧派。后来的学说史学家也许仍会把我归类于传统流派。但我自己在撰写本书和平时工作的时候则把自己归类于打破常规理论的一类人,甚至是强烈抵抗传统的、试图逃离现实挣脱束缚的那类。而且我将在某些章节特别对那些错误和有争论的观点进行阐释,同时特别针对持有独特观点的人群而不是世俗人群(ad urbem et orbem)。在一段时间里我试图说服我周围的人同时尽量避免受到外界意见的干扰。在三年后的今天,我已经适应了我的新蜕变出的外壳而慢慢淡忘了从前的味道。我应该试图重新尽力摆脱那些错误对我的影响,同时更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见解。

我向法国读者所说的所有这些,部分是做出解释,而部分是期望得到谅解。在法国并没有像在英国那样有强大的反对理论来对抗系统的正统理论。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大致是一样的,但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自从20年前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度过巅峰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占统治地位的学派了(虽然他们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我作为《经济学杂志》的年轻主编在工作中也曾为已逝的诸如勒瓦瑟、莫里纳利赫以及勒罗伊比利等人写过传记)。如果查尔斯·基德拥有艾尔弗雷德·马歇尔那样的影响力和权威地位,你们也许会和我们拥有相似的立场。由于你们的经济学家大部分是折中主义者,(我们有时认为)太缺乏对根深蒂固的理论思想支撑。也许这样能使他们更容易理解我所要表达的,但当我在英国的批评者说我在滥用语言表达“古典流派”思想和“古典”经济学家的时候,我的读者也同样想知道我到底想说些什么。也许我尝试简单地指出我的差异化分析方法可以对法国读者产生帮助。

我称我的理论为通论。我首先将经济系统行为视为一个整体,包括总收入、总利润、总产出、总就业、总投资和总储蓄而不是特定行业、公司或个人的收入、利润、产出、就业、投资和储蓄。我认为,将从孤立的局部所获得的正确结论,扩展为对整个经济系统的结论,这是很错误的。

下面让我来举一些实例:我将这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收入中的储蓄部分,即当期没有被消费的额度,必然严格地等于所有新的净投资的量。这个观点被认为是一个奇怪的悖论。这个观点无疑可以从如下的事实中得到解释:即储蓄等于投资,当然这是在经济系统被视为整体时才能生效,而不是对于个体就能成立的。没有理由能解释为什么我负责的新投资和我的个人储蓄的量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通常认为个人的收入用来进行独立的消费和投资是合理的,但是我必须指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一个人的消费和投资是另一些人收入的来源,因此收入通常并不是独立的;相反,个人对于自己是投资还是消费并非与收入完全无关,个人的消费和投资意愿取决于自身的收入情况,显而易见,也不会产生任何争议,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即精确的、必然的相等。据此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很平凡的结论,但是其间伴随着大量的实质内容和思想。一般来说,产出和就业率的实际水平既不取决于生产能力,也非已存在的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当下的生产决策,而生产决策同时取决于当时的投资决策和对现实与未来的消费预期。此外,一旦我们知道了消费和储蓄的倾向(我这么称它),在知道了个人对收入分配的心理偏好对整体产生的影响后,我们可以计算出在已知新投资水平的利润均衡情况下的收入水平,从而得出就业率和产出;乘数学说产生于此。然而增加的储蓄倾向会与收入和产出相对应,同时增加的投资引致会使之扩大。因此我们可以分析出决定整体经济系统收入和产出的几大要素;我们有了一个最严格意义上的就业理论。特别是,从推理中衍生出了关于公共财政和公共政策以及经济周期问题的结论。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利率原理。下述理论分析在最近一个时期颇受许多经济学家推崇:现时储蓄率决定自由资本的供给,现时投资率支配着自由资本的需求,利率也可以说是由储蓄供给曲线和投资需求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要素。但如果储蓄供给在任何情况下都很精确地必然等于总投资,则这样的解释就不攻自破了。我们应该寻找别的解决方法了。我发现利率的作用并非是保护新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平衡,而是保护货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也就是流动性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平衡。回到老学说的时代,19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例如孟德斯鸠就曾经通过相当多的真相看见了真理。在法国,孟德斯鸠曾是真正与亚当·斯密齐名的经济学家,洞察力方面在重农主义者之上,具备清晰的头脑和良好的意识(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具备的素质)。但是我必须将注意力回到本书上,以详细说明所有一切是如何产生的。

我称本书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想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其第三个特色,即货币和价格。接下来的分析显示出我脱离了困扰许久的数量论的疑惑。我认为价格总水平和个别价格由相同的方式决定。技术条件、工资水平、未释放的工厂产能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和竞争等四个方面决定了个别产品和总产品的供给条件。为生产者提供和分配收入的企业家决定了需求条件,作为这两个要素的结果,产生了个别价格和价格水平。货币和货币数量并非是这个行动阶段的直接影响因素。它们已经在前面那个阶段的分析中完成了历史使命。货币数量决定了流动资源的供给、今后的利率以及其他一些诱使投资的要素(特别是信心),而投资反过来形成供需关系而影响收入的总体水平、产出、就业和(在每个阶段共同的要素)价格水平的均衡。

我相信最近各地的经济学都被一位叫做J.B.萨伊的经济学家及其学说所控制。事实上他的“市场规律”在很久以前就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抛弃了;但是他们没能从他的基本假设特别是“供给创造需求”中解脱出来。萨伊毫无疑问地假设了经济体系总是在其最大能力的状态下运行,因此,新的活动总是用来对旧资源形成替代而不是对其进行补充,他的其他经济学原理几乎都是通过这样的结论得出的,这样的原理显然对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问题是不能胜任的。也许我能向法国读者表明,在生产理论中我选择了背离萨伊学说而回归孟德斯鸠学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39年2月20日于剑桥皇家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