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美国不利因素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Nathan Rosenberg曾经指出，在OECD国家尤其在美国，为了应对“不确定性”（危机），科创是产业推进的主要动力，甚至涉及服务业中的旅游行业。创新是供需双方的互动。在Goldman Sachs工作的Abby Joseph Cohen认为，科创带来产业的跃迁。例如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从农业生产大国转向工业化大国，就是靠着科技释放了农业劳动力，才有更多的投资流向运输基础设施。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对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政策也对劳动力这种大规模的转移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公共教育的大量政府投资，让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在20世纪早期顺利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及战后，美国宏大的州立大学体系建立，使得美国工人是世界上获得教育最好的。这对当时的美国转变成经济强国奠定了人力资源要素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源动力，而及时获得投资资金和知识产权保护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

Jeffrey D.Sachs和John W.McArthur认为亚洲发展的原动力是科创，而这种科创并非来自市场驱动，其中政府战略发挥了巨大效果。传统的分工、资本原始积累等经济学原理没有谈及科创，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把科创当作外生变量。尽管索洛本人没有对科创的源泉进行分析，但索洛的经验分析表明，美国5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有7/8源于科技创新，1/8源于人均资本存量（机器设备）的增加。经济学分析中通常沿用储蓄和投资的分析范式，有几个案例典型地说明这种情况。第一个案例：只有靠着计划资本积累投资的原苏联，缺乏科创，导致经济增长走到尽头。第二个案例：20世纪60—70年代拉美的阿根廷，曾经一度有奇迹发展，但靠投资发展，由于宏观政策失误陷入衰退困境。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没有注重长期科技创新所致，即这些发展都是与资源开发相关，没有向科创转型所导致的。阿根廷原来拥有许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但因为阿根廷没有长期国家的科创发展计划，所以很多科学家流向了波士顿、帕洛阿尔托（美国旧金山附近城市）。

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格罗斯曼和埃尔普曼（Grossman＆Helpman）、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Howitt）等代表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都是探讨科创是否属于外生性特征转向内生性特征的理论模型。他们研究的目标都是一个，那就是一个社会如何产生技术进步。具体看来，还要分为两类：自主科创和从外部引入科创。答案是很明确的：与引入科创相比而言，自主科创可以极大地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亚洲新兴经济体通过吸收、学习外部科创的成果，从而缩小了与欧美日的收入差距，但亚洲新兴经济体没有显示出自己的科创能力。中国也是吸收外部科创成果较成功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美欧日等拥有大量专利权的那些国家，只占世界人口的13%，占世界GNP的69%，但却拥有世界94%的专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