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煽动家

李被称为“毒药艾维”、“有钱人的小弟”、“大企业的传声筒”、“百万富翁的吹鼓手”等等。而芒福德将李称为“大企业的医生”，这个称号也最受李的喜爱。

随着声名和财富与日俱增，李的敌人和攻击者也变得越来越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就是一个让人又恨又怕的人。除了李自己的公司发出的声音，其他所有关于李的文章对他都鲜有同情之心。整个20年代仅能找到的一篇对李还算正面的长文，还是出自他的老朋友、早前做记者时的老同事芒福德之手。李将芒福德的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重印，并将文章邮寄给自己通讯录里所有有影响力的人物。

芒福德在那篇文章中写道，李在“危险的煽动家与仇恨公司之人”这两类群体中所冒犯的敌人，也许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要多。^[1]李被称为“毒药艾维”、“有钱人的小弟”、“大企业的传声筒”、“百万富翁的鼓吹手”等等。而芒福德将李称为“大企业的医生”，这个称号也最受李的喜爱。

李在政府机构中遭遇的嘲讽，并不比他在人际圈子受到的“待遇”好多少。他经常被政府机构调查和质询，比如产业关系委员会、纽约运输管理局、公共设施委员会（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众议院反美行为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等等。他经常在国会遭到谴责，尤其是像参议员拉福莱特这样的人，他将李的工作称为“耻辱柱”。

国会多次以提交法案的形式指控李所从事的工作，甚至试图通过立法，彻底取缔宣传。在铁路票价的大辩论中，拉福莱特向参议院提交了一项法案，想要规定任何通过信件、文章或其他传播方式影响州际商业委员会的企图皆属违法。^[2]当然，诸如此类的法案最终都被裁定违宪，因而也从未真正实施。但是，有人竟然提出这样的法案，这本身就反映了官方对李所从事工作的一种态度。

美国加入一战前，李正在为伯利恒钢铁与纽约跨区捷运两家公司实施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活动。此时，一项限制机构形象广告（institutional advertising）的提案摆在了国会面前。这项提案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且差点就获得通过。李以印刷品的形式公开回应道：“报纸、广告人以及所有寄望民主进步的人士（民主的实现最终需要保证大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向政府官员、各种委员会甚至国会说明，人民迫切想知道更多……任何人，当他站在舆论的法庭上时，皆有权利倾听全面的信息。”^[3]

猛烈的抨击还来自个人，尤其是那些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社会主义者、2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30年代的一些社会学家和研究宣传的学者，以及各个时期的新闻记者。在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看来，李自始至终都是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下毒者。其他一些政治上的左翼作家，比如塞拉斯·本特、约翰·弗林（John Flynn）、亨利·布罗克（Henry Brock）也频频地抨击李。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根据，但由于这些文章往往带有明显的斧凿痕迹和浓厚的宣传色彩，效果反而大打折扣。^[4]

研究宣传的学者，如威廉·阿尔比格（William Albig）和伦纳德·杜布（Leonard Doob）由于李扩展了宣传的功能而肯定他，同时也因此而批评他。譬如，杜布写道，李“从事的是一种隐性的宣传，同时以实际效果为导向。由于大多数公众并未意识到李发布新闻的潜在目的，因此他们对李的客户们的态度在引导中发生了变化”^[5]。

来自记者的批评总是最充分、最严厉的。一大群报人似乎都表现出对艾维·李的鄙视之情，对于这种态度，詹姆斯·怀特·布朗（James Wright Brown）总结得最为精彩。布朗是行业杂志《编辑与出版人》（Editor and Publisher）的编辑，这份杂志在15年前还对帕克和李公司的行为不吝赞美之词。但在1925年，布朗却如此评价李：“任何公关人员的职能，都在于他们突出强调那些对自己雇主有利的新闻，而压制那些不利的消息。这类人根本无助于满足大众对真相的诉求。公关是对大众的公然欺骗，公关机构通过给新闻染色，来达成雇主的目的—这一切不过是对大众的侮辱。”^[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记者戏称李为精明的“版面攫取者”（space-grabber），可是只要一有机会，他们自己也投入和李相同的事业之中。在20世纪20年代，公共关系行业充斥着数以百计记者出身的从业者。报纸行业再也无法留住最优秀的人才了，李自己也谴责这一现象，并且将之归咎为出版商付给记者的工资太低。

诸如亨利·普林格尔（Henry Pringle）和尼尔·麦克尼尔（Neil McNeil）这样的记者和编辑，经常在报纸专栏中讽刺李。《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时代》（Time）、《新闻周刊》（Newsweek）和《学者》（Scholastic）等新闻杂志也都对李展开了持续的批判，甚至连《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这类的商业杂志也参与其中。新闻史学者也对李颇有微词，如阿尔弗雷德·麦克朗·李（Alfred McClung Lee）在他的美国新闻史研究著作中，引用艾维·李（两人没有亲属关系）的一个观点：对于一个民主政府来说，相信人民至关重要。他说道：“即使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再世，在给当代统治者提供适当建议上，也比不过李了。”^[7]

普通媒体人主要批判的是李发布的新闻稿。这种被业内人士称为“格式化声明”（canned statement）或“印刷册”（handout）的宣传品，被公认是李的发明。尽管早期的新闻代理人也会向媒体发布新闻稿，但和他们不同的是，李发布的每份新闻稿在左上角都印着李和客户的名字。虽然记者能够据此立即知晓消息的来源，但这种做法显然并未得到记者们的赏识或感激，反而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

普林格尔是《纽约世界报》的一位记者，他对李的公关手段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并描述了新闻稿的传播过程。譬如，小洛克菲勒给埃及人民捐献了一座博物馆，或者为基督教浸信会（Baptists）捐献了一座教堂，李的秘书就会立刻电话通知全纽约的记者，以及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等所有新闻通讯社的主管，通知下午四点钟李将发布一则重要声明。鉴于李声名远播，其他什么都不用多说。

普林格尔注意到，在预定的时刻，许多记者都或早或晚地出现在了发布会现场。他们得到了友善的招待，并领到一份打印的声明。李会询问记者们是否有问题，如果有，李会给出外交辞令般的圆滑回答。李也许会表达一下遗憾，因为洛克菲勒此刻不在城内，但他保证所有的问题都会提请洛克菲勒予以关注。普林格尔说，记者们于是将发下来的声明塞进口袋，“其中的一两个也许会低声抱怨，认为自己不过是在充当通讯员的角色，”然后离去。李根本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趣闻，甚至连饮料也不提供。而普林格尔注意到，李总是会在“当天下午或是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中，免费收获一到两栏的新闻报道”^[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记者戏称李为精明的“版面攫取者”，可是只要一有机会，他们自己也投入和李相同的事业之中。

尽管媒体反对李的新闻通稿，但总是会迅速而轻易地屈服于它。比如当李的公司通知将发布一项重要声明时，纽约一份晨报负责商业和金融的编辑总是会派遣手下最精明强干的记者赶赴现场，加以报道。记者在一个小时内就赶回来了，于是编辑询问这则新闻的内容是什么，是否值得报道。记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啊，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来得及读这篇新闻稿呢！”^[9]尽管记者讨厌充当通讯员的角色，却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这种模式。

记者们还批评李的新闻发布会，或曰媒体见面会，并称它为“新闻业的暴行”。当记者们想见洛克菲勒、施瓦布、贝德福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李就会邀请所有的记者，让他们把问题一次性地提出来。针对记者们起初想采访洛克菲勒等人的事由，李事先就已经准备好正式声明，并在记者们到达时就分发给他们。李像介绍绅士一般地介绍记者和被采访者，然后开始进入提问环节。普林格尔说，一旦出现了令人尴尬的问题，公关顾问就会轻轻地咳嗽一下，有礼貌地微笑，并表示遗憾，因为有些问题确实是对外保密的。^[10]

然而，记者们最反感的事情还在于，这种召集一大群记者统一提问的方式最后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总是少得可怜。正如普林格尔所说，那些“来自城市小报的愚蠢记者”，只关心被采访者妻子喜欢的食谱，而那些专业记者的问题则被“淹没在那些如飞沫般的愚蠢言辞之中”。当采访结束时，记者们发现“除了一开始发给他们的公告，他们几乎没有别的什么内容可以刊登在报纸上”^[11]。

对李的新闻稿和记者招待会的核心批评，乃是这些做法在动机上也许高尚、纯粹，而事实上却成为信息控制的一种手段。《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尼尔·麦克尼尔（Neil MacNeil）指责李，说他“只在自己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才向媒体提供他愿意提供的信息”^[12]。麦克尼尔举例说，所有事关洛克菲勒家族和公司的问题按理说都是李的职责所在，但是大多数时候李所做的仅仅是出面否认有关洛克菲勒的不利言论。一名愤怒的本地新闻编辑曾经扬言，要把所有事实真相和李的回应公之于众，让大家都确信李是个骗子。但是，这位记者的威胁最终不了了之。对李来说，媒体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困扰。^[13]

记者们还批评李的新闻发布会，或曰媒体见面会，并称它为“新闻业的暴行”。

李能够有效地封锁消息，这一点也遭到很多媒体的诟病，譬如，在针对纽约洛克菲勒中心这一重大地产项目所展开的漫长谈判中，媒体愤怒地指责李阻断了记者们获得新闻的所有渠道。有关这个项目的谣言满城疯传，但是李不希望在谈判结束之前有任何的公开报道，他自己更是拒绝给出任何官方声明。

尽管面临着很多批评，但李与之前的新闻代理人不同的是，他从未被公开指责以任何方式贿赂媒体、花钱刊登或者屏蔽某些新闻。“他从不认为哪一则故事必须在他设定的某一个特定时刻，以某一特定方式报道，”普林格尔说道，“他也从未施加任何个人影响来获取版面。李曾经吹嘘，他在过去20年里踏入媒体办公室的次数总共不超过4次”^[14]。

李自己也说：“我从来没有要求任何记者刊登任何信息，也从未隐瞒任何信息，只有那么一次例外。”那是在乔治·F·贝克（Gorge F. Baker）给哈佛大学捐款500万美元之后，当时美联社获得了这条消息，但是李要求它暂时扣住不报，因为他认为报道这则新闻会妨碍、延缓其他人对哈佛基金的捐款。美联社最后同意了李的请求。^[15]

普林格尔问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位提供过无数条新闻的亲切和蔼的绅士，遭到如此众多报人的憎恶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充当着居间人的角色。”^[16]媒体十分反感存在于记者和消息来源之间的这个联络官。而李对20世纪早期美国文明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正是在企业和媒体、公众之间创造了坦诚、开放的“居间人”角色。

麦克尼尔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李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客户免受媒体伤害的，这也可以反映出居间人在那个时代是多么重要而珍贵—离开他，记者可能一无所获。麦克尼尔回忆道，在关于洛克菲勒中心地产项目的谈判过程中，有一名本地新闻编辑终于下定决心跳过李，直接和洛克菲勒接触。他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信，谈及自己所在的报纸曾经为这位百万富翁帮过很多忙。他让记者带着这封信去求见洛克菲勒，希望后者能花几分钟时间，单独接受这位记者的采访。麦克尼尔说道，由于某个不明原因，洛克菲勒在接受采访时误以为刚发生了什么悲剧性事件，因此深感不安，他颤抖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根本无法和那位记者交谈。记者最后当然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而那位本地新闻编辑从此也只能忍受李作为居间人的存在。

尽管面临着很多批评，但李与之前的新闻代理人不同的是，他从未被公开指责以任何方式贿赂媒体、花钱刊登或者屏蔽某些新闻。

李对20世纪早期美国文明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正是在企业和媒体、公众之间创造了坦诚、开放的“居间人”角色。

另一项更严重的批评与职业道德有关，记者们频繁地攻击李只对赚钱感兴趣，甚至为此毫无原则地同时代理两个利益彼此冲突的客户。本特就批评李同时受雇于洛克菲勒和施瓦布。在本特看来，洛克菲勒是反战运动最有力的一位支持者，而施瓦布完全相反，他代表了钢铁行业的利益，热切鼓吹制造更多海军舰船和军备。后来，李也因为同时服务于苏联和德国政府而遭受法庭的指控。

以上对李的诸多批评仅仅是一面之词，就好像媒体报道李的客户时所呈现的那样。譬如，乔治·克里尔就曾在一篇关于科罗拉多工人大罢工事件的文章中，为了让读者相信李所提供的新闻稿是虚假的，不惜片面地污蔑当时的一切报道都是虚假的。这样的评论大体上可以驳斥那些针对李的指责，因为其中很多内容都是无稽之谈。

举例来说，李经常被指责破坏了记者的独家报道，说他一旦发现某家媒体得到了独家消息，就会把这则新闻散布出去，让所有媒体都知晓。这里不得不说到一个被记者们经常提及的例子，甚至连顶尖记者普林格尔也在报纸上毫不怀疑地讲述了这个故事。那是在1925年，《纽约美国人报》（New York American）得到了一条独家消息，说老洛克菲勒的孙女阿比·洛克菲勒（Abby Rockefeller）将嫁给一位叫大卫·弥尔顿（David Milton）的律师。他曾在阿比的交通肇事案中，成功帮助阿比争取到了缓刑处罚。这当然是一条爆炸性新闻。《纽约美国人报》派了一名记者去小洛克菲勒家中打探情况，以确认消息的真实性。而当记者到达当地时，洛克菲勒夫人正在摆宴招待客人，于是她在一张信纸背面潦草地写下一行字，并让这名记者带着它到百老汇大街111号去见李。

记者登上出租车，前往位于市中心的李的办公室。他在车上检查了那张写有“洛克菲勒夫人便条”的信纸，却惊奇地发现那张信纸原为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位朋友写的一封道贺信，祝贺阿比和弥尔顿的婚姻。于是这位记者终于确认了这条新闻的真实性。不过他最终还是去了李的办公室，显然仅仅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据这位记者描述，当李发现他已经相当确信阿比结婚的消息时，很快电话通知了其他所有报纸，从而也就破坏了《纽约美国人报》独家报道的机会。“一般的媒体人说什么也不会原谅李的这种举动，”普林格尔说。^[17]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个故事，就会发现它更像为了攻击李的所作所为而蓄意制造的典型谣言。洛克菲勒夫人是一名百万富翁的妻子，她自己也是一名社会领袖，怎么可能手边没有足够的文具用品，而失礼地将一则给记者的便条写在密友来信的背面呢？即使她真的犯了这样的错误，一名能够当上大都市报社记者的人，怎么可能在手握如此确凿的证据时，还幼稚地跑去李的办公室求证呢？最后，如果这两件十分可疑的事情确实发生了，那么最不可思议的是，对于像李这样一位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处理媒体关系的人来说，怎么会破坏记者的独家报道机会，并由此毁灭自己在媒体中所享有的良好声誉呢？

从设计洛克菲勒10美分事件到破坏记者的独家报道，媒体采用一种典型的叙事手法，虚构出李其人其事并妖魔化。由于李从来不向媒体透露自己的客户名单，这就更为媒体虚构提供了一个理由。一度只要他开口提到某个名字，就会被指控为他正在为该客户辩护。由于他欣赏比利·圣代（Billy Sunday），并十分亲切地谈起过他，于是这名传教士就毫无疑问被归为李的客户。当李争取公众对苏联的承认时，他很自然地被视为苏联在美国雇用的新闻代理人。与洛克菲勒公司相似，李在结束与标准石油公司的合作之后很久，依然被人指责他在继续“无良地”为这家公司服务。

恐怕再没有别的客户比李与洛克菲勒家族之间的关系更能引起人们的猜疑和迷惑了。对于那些坚信洛克菲勒及其家人都是彻头彻尾的恶魔的人来说，李的作品呈现了大量荒谬的内容，通过诡计和欺诈改变了洛克菲勒的形象。有时外界甚至会抓住一些特别细小的线索，来展示李如何巧妙地影响人们的头脑。社会学家威廉·阿尔比格在20世纪30年代写了一篇关于公关的开创性文章，代表性地展示了这种猜疑和迷惑的形成：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公关人员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会想方设法利用那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证据。20年之前，艾维·李突发奇想，为《纽约时代》杂志写了一篇关于圣约翰大教堂的文章。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可以在文章中插入一句话：圣约翰大教堂的金属制品都是铜质的，“虽历久而弥新”。而当时，李先生正是一家铜制品公司的公关人员。^[18]

从设计洛克菲勒10美分事件到破坏记者的独家报道，媒体采用一种典型的叙事手法，虚构出艾维·李其人其事并妖魔化。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李当时也在为圣约翰大教堂作公关，他之所以“突发奇想”地公开撰写文章，其实是为了吸引人们对教堂的关注，从而为它的修缮工程募集资金。

有关李及其工作的谣言就是以前述形式逐步形成的。这一大堆谣言和随之引发的批评主要源于误解，而李应该对部分（不是全部）误解负责。李并没有对这些批评作出回应，在他看来，建设性的行动比口头的辩解和否认要更好。

媒体也许永远都不能彻底理解李所宣称的完全公开和坦诚原则。对李来说，真相永远都比谎言在塑造舆论上更有效。而对一般媒体来说，它们从不认为还原真相的手法可以比虚构故事更有利，也就无法相信李会真正去践行“真相至上”的原则。于是，媒体就一直试图在李工作的表象背后，挖掘一些别有用心的解读。

“他拥有远大的目标，”芒福德说道，“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阴谋。”据这位作家描述，在职业生涯早期，李曾在大都会俱乐部为一位重要的铁路公司官员专门举行一场晚宴。仅仅为了联络感情，李邀请了他认识的所有报纸的财经编辑。但是，所有客人直到半夜都还在怀疑，李在什么时候才会把那层窗户纸捅破，向他们吐露这次宴会的真正目的—显然，他们不相信李除了叙旧，并无目的。李后来对芒福德说：“我觉得，他们之中的部分人可能至今还在疑惑呢！”^[19]

对商人或者公司高管这样的局外人来说，李身上的神秘色彩就更加浓厚了。普林格尔说，在那些不懂新闻和舆论的商人看来，李具有一种令人叹服的能力，他能够预测某个演讲或公开声明将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在报纸上。“对某一事件是否能上头条，编辑将会如何评论，他总是能作出准确的预测。”普林格尔接着说，“他甚至能够猜到标题的大小。”但是，对于像普林格尔这样的媒体内部人士来说，他们知道“这种看似异乎寻常的洞察力，其实每一个优秀的报纸校对员都具备”^[20]。

误解一直都存在着，甚至在李想方设法对外界解释自己的初衷后也是如此。“那些认为任何人都能够将设计的内容刊登出来的想法，实在是最荒谬不过了，”李这样说道。但是，依然有些商人会对李说：“我们聘请你就是因为别人说你可以将某件事登到报纸的头版上。”李的回答是：“我做不了那样的事情。如果你想让某件事登上报纸头版，那你就必须在声明中提供足够多的新闻点，从而保证它出现在头版上。”^[21]

媒体也许永远都不能彻底理解李所宣称的完全公开和坦诚原则。对李来说，真相永远都比谎言在塑造舆论上更有效。

对某一事件是否能上头条，编辑将会如何评论，他总是能作出准确的预测。他甚至能够猜到标题的大小。

李曾经讲过一群保守派向他寻求帮助的故事。他们希望发起一场公开辩论，和自由主义者讨论公共设施和公路所有权问题。他们找到李，希望他能让保守派在报纸上始终保持良好表现。

“目前我只能给你们提供一条建议，”李告诉他们，“当然如果我从现在开始研究并思考这一案子，那么到辩论那天，我的建议也许会有所不同。”李给出的建议是：“雇用一名法庭速记员记录辩论全过程，就像在大型政治会议上所做的那样，如是就可以在辩论的推进中，给媒体提供一份真实的记录，告诉大家正在发生什么。如果这还没有带来有利于保守派的宣传，那肯定是因为保守派还没有提供任何值得发表的内容。”^[22]

李一直对媒体持存牢固的信任，尽管媒体从未报之以对等的信任。李坚信需要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来充当民主的堡垒。在20世纪，自由媒体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人们已经意识到，“媒体根本不可能完整而公正地呈现所有议题的真相”^[23]。李对沃尔特·李普曼的著作印象深刻，并频繁引用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李认为，媒体和宣传受到的质疑可以从李普曼的分析中找到答案：“媒体不可能报道公共事务的全部。正是这一简单、明显却易被忽略的事实，造成了有关公共舆论的根本性困境。”^[24]

新闻无处不在，而报纸不可能有闻必录。李说道：“新闻意味着人们愿意掏钱购买报纸，并主动关注；而广告则意味着由广告主付费，以此来购买人们的注意力。”^[25]因为许多公众对棒球感兴趣，于是棒球就可以成为新闻并在报纸上得到很多“免费宣传”的机会。没有几个人对凯迪拉克汽车公司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因此凯迪拉克就必须掏钱发布广告来吸引大家的关注，或者采取某项十分有趣、与大众利益攸关的政策或行动，让公司本身成为新闻话题。这便是李存在的价值。他向企业和个人建议某项政策，由于这些政策足够有趣、重要且符合公共利益，所以通常能够成为新闻。

李一直对媒体持存牢固的信任，尽管媒体从未报之以对等的信任。李坚信需要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来充当民主的堡垒。

唯独有一次，李不厌其烦地在媒体面前为自己的职业辩护，这发生在1924年李为美国新闻教师联合会演讲时。在演讲中，李提出那种认为如果公关人员停止提供新闻通稿、停止举办新闻发布会，媒体就会变得更好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

李说道：“如果我是一名编辑，我会敞开双臂欢迎所有给我提供任何信息的人。”他认为，编辑的最大责任在于对信息作出判断，确定它是不是新闻，对读者来说是否存在价值。编辑应该运用首创精神和巧妙想法来探求信息的真实性。“如果我是一名编辑，我可以如自己所愿处理这些提供给我的信息；如果我一开始就拒绝别人向自己提供信息的话，这真是愚蠢至极。”^[26]

李打了个比方，他的妻子走进梅西百货公司（Macy’s Department），然后提出抗议，理由是商场里摆满了各种商品诱惑她购物。她确实并非一定要买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因此就指责百货公司不应摆放各种商品，显然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有人批评李充当了客户与媒体的居间人角色，李回应道：“公关人员确实没有权力阻碍记者从消息源获得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可以要求任何一个相关负责人接受你的个人采访并回答所有提问。这只是意味着，记者有权利要求得到某一合理问题的第一手答案。”^[27]

并非所有人都将批评强加在李身上。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的J. W.坎利夫（J. W. Cunliffe）教授曾为李和其他公关人辩护，并批评了媒体人。他说：“事实上，新闻媒体没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不想说这是记者们的责任，但是报纸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大都市广阔、复杂和现代的生活方式了。”^[28]

逐渐地，媒体开始接受更多公共关系专业人士的著作，比之前的接受度更彻底、更以之为理所当然。及至1928年，社会上已经出现更多赞同的声音。这一年，时任美国报纸编辑联合会主席的沃尔特·M·哈里森（Walter M. Harrison）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评价李的工作：“许多人过去嘲笑艾维·李的工作或对其表示轻蔑……但我相信，今天的报人开始认识到李先生的工作完全合法而且通常能带来帮助。这种新形式的宣传，是对既有事实的合理论证或可靠传播，只会给公众带来好处。一旦它开始扭曲事实，用威逼利诱代替事实论证，它就变得卑鄙不堪，理应遭到那些它企图误导的记者的唾弃。”^[29]李对哈里森的言论感到欢欣鼓舞，将之复印在自己主编的《不定期论文》（Occasional Papers）上，然后通过他那著名的邮件列表广泛传播。

如果我是一名编辑，我可以如自己所愿处理这些提供给我的信息；如果我一开始就拒绝别人向自己提供信息的话，这真是愚蠢至极。

公关人员确实没有权力阻碍记者从消息源获得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可以要求任何一个相关负责人接受你的个人采访并回答所有提问。这只是意味着，记者有权利要求得到某一合理问题的第一手答案。

纵观李的一生，他所遭受的批评越来越多，而非相反。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并未受此影响，而实际上他的内心还是深受伤害。作为一个极端完美主义者，批评似乎让他工作得更加努力，以使自己变得无可指责。他十分认真地撰写每一篇文章、每一条新闻、每一份演讲稿，希望每个字都恰如其分，每一个短语都清晰明了，每一个句子都效果卓然。

随着事业的发展，李对自己和所奉行的理念更加自信，同时也越来越需要有人能分担他的工作。但是，他的员工都未能达到李的专业水平和眼界见识。当事情进展不顺时，李通常会凭一己之力来完成。他希望出现在每一个地方，做成每一件事。他始终能够做成每一笔生意，但是这逐渐导致他一天要工作24小时了。

李通常被描述为一名说话温言细语的城里人，但是当某项工作完成得不够完美或事情未按照计划发展时，他会越来越频繁地提高嗓门并大发脾气。这种情形在李的办公室里越来越常见。普林格尔描述了诸如此类的种种情况，“一则声明写得不够精致，或一些短语和固定搭配使用不够细心，他就会大发雷霆。”普林格尔注意到，“李发起脾气来十分可怕，但是持续时间不长。发火时李会大声叫嚷，说愚蠢是人类最普遍的特征。他猛烈地敲击桌子，墨水盒嗡嗡作响。但是没多久暴风雨就结束了，而且经常性地，他眼里满含感恩和基督教兄弟情谊的泪水，请求上帝宽恕。”^[30]

有时候，同事们的一些作为会让李恼怒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他会突然把所有员工召集起来，质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按照要求把某一封信发出去，或是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某一个细节，然后他用断断续续的话宣布：“我完蛋了。我完全坚持不下去了。你们把公司分了吧！”^[31]

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正是靠着托马斯·罗斯（Thomas Ross）才勉强把员工们维系在一起，或者套用《时代》杂志的话说，罗斯经常作为“喜怒无常的李和其职员之间的公关人员”^[32]。罗斯就这样安静地保持着公司的正常运转。

李要为许多影响深远的行动提供建议，他始终忙个不停：去费城参加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董事会会议；去底特律参加克莱斯勒的行政会议；回到韦斯特切斯特郡和洛克菲勒讨论一个项目；南下到古巴，代表糖厂利益去谈判……由于他日益深入地参与到国际关系中来，他的触角延伸广泛，遍布全球，从罗马到莫斯科、日本、夏威夷和柏林，他从来不得休歇。他有着强烈的信念，相信自己可以给人类的很多问题找出解决途径，生活永远在危机中，好比罢工，好比拉德洛事件，这个世界会因为他提供的意见和建议而变得不同。

纵观李的一生，他所遭受的批评越来越多，而非相反。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并未受此影响，而实际上他的内心还是深受伤害。作为一个极端完美主义者，批评似乎让他工作得更加努力，以使自己变得无可指责。他十分认真地撰写每一篇文章、每一条新闻、每一份演讲稿，希望每个字都恰如其分，每一个短语都清晰明了，每一个句子都效果卓然。

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李越来越感受到公共关系能为世界的福祉服务，于是他将之引入到国际事务中。

他有着强烈的信念，相信自己可以给人类的很多问题找出解决途径，生活永远在危机中，好比罢工，好比拉德洛事件，这个世界会因为他提供的意见和建议而变得不同。

【注释】

[1]Mumford, op. cit., p.9.

[2]See U.S. Congressional Record, 63d Cong., 2nd Sess., 1914, I.J. Part 8, p.7736.

[3]Ivy Ledbetter Lee: “Enemies of Pub-licity,” Electric Railway Journal, XLⅨ （March 31, 1917）, p.600.

[4]See especially Upton Sinclair, The Brass Check，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Albert and Charles Boni, 1936; Silas Bent, Ballyhoo: New York: Horace: liberight,1927; Jonh T. Flynn: God’s Gol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2; Henry Brook, Meddlers（New York: Ive’s Wasburn, 1930）.

[5]Leonard W. Doob, Propaganda: Its Psychology and Techniqu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35）, p.195. See also William Albig: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9）.

[6]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1925, p.4.

[7]Alfred McClung Lee: The Daily Newspaper in America，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p.454.

[8]Pringle, op. cit., p.145.

[9]Ibid.

[10]See Ibid., p.147.

[11]Ibid., pp.146-147.

[12]Neil McNeil: Without Fear or Favor, New York: Harb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0, p.312.

[13]See Neil McNeil: Without Fear or Favor, New York: Harb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0, p.312.

[14]Pringle, op. cit., p.151.

[15]Mumford, op. cit., p.21.

[16]Pringle, loc. Cit.

[17]Pringle recounts the story, op. cit., p.152.

[18]Albig, op. cit., p.315.

[19]Mumford, op.cit., pp. 21-22.

[20]Pringle,op.cit., pp.146.

[21]I.L. Lee: Publicity, Some of the Things It Is and Is Not, op. cit., pp.9-10.

[22]Ibid., pp.11-12.

[23]Ibid., p.19.

[24]Ibid., p.20.

[25]Ibid., p.13.

[26]I.L. Lee: Publicity, Some of the Things It Is and Is Not, op. cit., p.16.

[27]Ibid., p.31.

[28]Ibid., p.30.

[29]Walter M. Harrison: “The Public Relations Man and The Editor,” speech given October10,1928, reprinted Ivy Ledbetter Lee（ed.）, Occasional Papers（New York: By the editor, 1934?）, p.20.

[30]Pringle, op. Cit., p.151.

[31]Time, loc, Cit.

[32]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