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动与纷扰

八、煽动与纷扰

治理国家的人应该知道国家动乱的征兆，通常当人民已无上下之分时，动乱的征兆就最为明显，这就好像自然界的暴风雨在昼夜交接的时候最大一样。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有大动乱之前也是这样。

“暴风雨知道前兆，

祸起萧墙有暗争。”

对国家的诽谤和放肆的言论、太多的流言、损害国家利益的歪曲报道，这些都是暴乱的征兆。罗马诗人维吉尔说，流言女神是巨人家族中的姐妹之一：

“大地的母亲因为怀恨诸神，

生下一女起名流言；

她是巨人家族中最年幼的一个，

她是巨人西亚斯和安塞拉多的妹妹。”

流言好像是过去煽动的残留物，实则是未来煽动的前奏。不管我们如何辨别，暴乱的煽动与流言的煽动都是如同兄弟姐妹般平行的事。国家的良好政治和合理的措施本可令人满意的，但一经流言打击、恶意中伤，便成了百无是处，正如塔西托所说：“对于政府的不满如果普遍存在，则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将同样遭到攻击。”切勿认为流言只是骚乱的象征，只要加以压制就可以补救。只有不轻信流言才是制止流言之上策，如果不断地压制，反而会使流言传播得更久。塔西托说顺从自然不是部下对长官那种俯首听命的服从，而是要有所辨识地顺应。纷争、辩论、对命令不满，这些都是摆脱束缚的方法和不听命令的表现。尤其，当执政的人以温文畏缩的态度发言，而反对者却以大胆放肆的态度讲话时，动荡的表现更是明显。

主张权谋的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说得好：“国家应为民父母，如果有所偏袒，便会像一条载重不均的船倾向一边去。”例如，法国亨利三世起初介入消灭新教徒的联盟，不久倒戈，自己反受攻击。假使国君成为某种运动的同谋，而当其他方面的势力大过国君时，国君的名位就已名存实亡了。

假使纷争公然兴起，政府的威信便会失去。政府最重要的行动应该是像行星在天体中的运行，每一颗行星都是由一主动力推动而迅速前进，大行星自身的运转却是缓慢的。假使大行星运行过猛，塔西托则说：“太放任了，有违服从（顺从自然）的原则。”这也表示整个轨道已经出了毛病。威信像是上帝赐给国君的束腰带，可随时放松。维护政府的四大纲领是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如果国君的威信发生了动摇或有减弱的征兆，人民就会祈求清明的政府，就像祈求一个晴朗的天气一样。我们暂且不谈这些，先来谈煽动的因素，再来谈谈煽动的动机，最后谈谈补救的办法。

煽动的因素是值得研究的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防止煽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消灭煽动的因素。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要控制、消灭可燃的星星之火。煽动的因素有两个：极度的贫穷和不满。当然，如果大多数的财产被吞没了，大多数的人便会赞成骚乱。罗马诗人鲁肯描写罗马内乱以前的情形说：“财产因高利贷而被吞没，信用动摇了，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

“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的投机取巧心理，就是国家将乱的必然征兆。假使较有名望的人都遭遇了贫穷的处境，平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则危险就会紧迫而扩大，因饥饿而生的叛乱是最激烈的。至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就像人发烧产生的不适或恐怖、痛苦情绪一样。政府不要以民众情绪的不满程度来判定危险性的大小，因为这样做会过于偏激。其实，当政府对民众的压迫太重时，那种被激起的不耐烦情绪可能变成不稳定的因素，会破坏社会安定。另外，政府也不要因为民众不满的情绪常常发生，就错误地认为即使时间闹得很久，也不会引起什么乱子，而继续高枕无忧。并不是说云雾一定会变成暴风雨，暴风雨也未必会骤然而至，可是它是引发暴风雨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那句西班牙俗话：“吹灰之力可以断弦。”

煽动的原因和动机有宗教改革、重税、法律和风俗的改变、某种特权的丧失、一般的压迫、不公平的升迁、起用平庸或陌生者、饥饿、散兵游民、激烈竞争，以及其他一切惹起民众团结起来进行反抗的因素。

关于补救的办法，有一些基本的预防法，至于适当的补救办法，则必须对症下药，这项工作与其说是统治者的事，不如说是议事者的事。

第一种预防就是除去一切足以引起叛乱的本质上的因素，那就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为了消除贫穷，就得使贸易平衡、培植工业、消除游荡与懒惰的习尚、以法律节制浪费、改进耕作土壤、调整物价、节制税收的浪费等。一般说来，我们必须预先筹划，使国内的人口数目不超过生产总量所能负荷的程度。人口的计算也不要单以数目来作限制，因为人口少而消费量过大时，比人口多而生活较节约、储蓄较丰富危险得多。所以，贵族显要增加得过多，平民的比例过低时，国家必然贫穷。僧侣增加过多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对生产毫无补益。饱学之士过多也会发生同样的弊病。

我们也要记住：某国的收入就是另一国的损失（因为一处有所得，另一处就必有所失）。只有三种东西可以从甲国销售给乙国：一是天然产品，二是工业制造品，三是交通工具。所以，如果这三个生产的轮子都转动起来了，财富就会源源而来。经营和运输较物品本身更有价值，更易充实国库，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例。荷兰在这方面的成绩就很卓著，他们把最佳的矿产善加经营和运销而带给国家财富。

最重要的是政策的运用要最佳，使一国的财富不要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不然的话，即使有大量的生产也会有饥饿的现象。金钱好比肥料，除非散开，否则是没有用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办法就是对高利贷的剥削、货物或某些事业的垄断以及大牧场等加以控制。

为了消除不满的情绪，我们必须明了一国之内有两种国民，即贵族（或类似贵族者）与平民。如果他们之中只有一部分不满，危险性就不会太大。因为平民若得不到贵族的煽动，往往不会轻易作乱；而贵族若得不到平民的支持，则力量不足。真正的危险在于贵族们恰好等到平民的不满情绪爆发时才表明自己的不满。所以诗人（荷马）曾杜撰了神话来警示我们：天神听说众神有叛意，便听从智慧女神的意见，派人去召唤百手巨怪来协助，否则，天神早就被众神缚起来了。这个寓言自然是隐喻一国之君若想安安稳稳，必需要得到平民的拥戴才行。

对于民众的痛苦和不满的情绪，应该给予他们适当发泄的自由，让他们发泄出来，这才是一个安全的政策。如人体内的体液、汗水等，如果不让它们排出，或者受伤的淤血倒流体内，就会有生疮或恶性肿瘤的危险发生。

的确，用熟练的政治手腕培养民众，把民众从这个希望转到另一个希望，可以说这是防止不满毒素的唯一的良药。当一个政府不能使民众心满意足时，却能以希望来取得他们的拥护，这也是贤明的政府。政府在祸患来临时，利用一线希望妥为安排，这个策略做起来并不难，因为不论个人或政党，都容易以希望来自我安慰，至少都会故意装出不相信有祸患来临的样子。

政府一定要使民间没有适当的首脑人物，要使那些不满现状的群众无所依靠。这种未雨绸缪的办法是大家熟悉的，也是防患于未然的最佳做法。我认为一个适当的作乱事件的首领应该是个伟大而有声望的人物，他是获得不满者的信任与人民的拥戴者，但他对于自己的一切也是不会满意的。这种人可以用迅速而诚恳的办法加以笼络，使之对政府妥协，或让他和他的同党互相倾轧，这样就可以达到分裂的目的。一般说来，分离反对党，使他们不致过于亲密而保持距离，或说至少使他们互不信任，这种办法并不坏。如果执政者意见分歧、党争频繁，而反对者却协同一致的话，则局势就变得极为凶险了。

我曾注意到国君发表机警而犀利的演说，反而引起叛乱。恺撒说：“西拉不学无术，所以不知如何称霸世界。”这句话闯下了大祸，因为他把人民的希望击破了，以为他只知独裁，不知其他。迦尔巴说：“我不收买士兵，而是征用士兵。”这句话也惹来杀身之祸，因为这句话使士兵们失去了获得犒赏的希望。同样，普洛巴斯说：“有我活着，罗马便不需要军队。”这句话使士兵们大为失望。这类事情不胜枚举。国家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国君出言不能不慎，尤其是像刚才提及的演说言辞，虽短短几句，却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犹如飞矢不胫而走，因为这些话反倒透露了君王的心声。

最后，为了应付一切事变，国君必须有一个或更多的骁勇之士来保护他，压制煽动，防患于未然。否则，纷乱一起，朝野震惊，一发而不可收。这种危险就像塔西托所说的：“一般人的性情是这样的，少数人喜欢恶作剧，多数人爱看恶作剧，而大众却会承认恶作剧是事实。”在军事方面的人物须有信誉，不可喜爱争端，不可讨好群众。另外国君也要与政府的其他官员保持友好的关系，否则，他们便如不当的补药，反而比疾病对身体更为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