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城镇化发展历程视频

城市发展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类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的发展，有利于人口和资源的集聚，推进分工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现代文明。在国内，城镇化是与城市化内涵相同的概念，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农村角度来看，表现为人口向城市内非农产业转移，并因此受到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从城市角度来看，表现为规模化和密集化及第二、三产业集聚，城乡物质精神文明互融互通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指出，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城镇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历史任务，它能够扩大内需，有利于解决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我国政府将长江经济带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建设长江经济带，目的在于打造沿海与中西部良性互动、相互支撑的新局面。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显而易见将成为未来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长江经济带要秉承“改革引领，创新驱动；通道支撑，融合发展；海陆统筹，双向开放；江湖和谐，生态文明”的发展原则，致力于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当前，我国经济三期叠加，发展速度处于换档期、结构调整处于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新常态的突出表现包括中低速、优结构、动力新、挑战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极。党中央、国务院谋划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做出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既利当前又惠长远。

《指导意见》指出：我们必须以沿江的国家级、省级技术开发区为主体，发挥大型企业的骨干力量，逐步打造由汽车、家电、电子设备等产业构成的世界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另外，我们必须在强调互动协作、区域集聚的过程中坚持因地制宜，从以人为本、优化格局、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创新这些方面提高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可见，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建设都是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关注的重点问题。

自长江经济带概念提出后，理论界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长江经济带的范围究竟包括什么地区存在着争论。1995年底，长江经济带的地域范围包括长江三角洲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3个省（直辖市）14个市和沿江地区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6个省（直辖市）23个市。2013年1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确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9省2市划入长江经济带范围。2014年4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重庆召开座谈会，召集长江沿线11个省市的主要负责人讨论长江经济带建设，这是明确的信号，长江经济带范围自此得到国家层面的确定。

具体来讲，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9省2市，面积约205×104km2，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长江经济带包括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流域性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两大区域城市群。

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首先开启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产生了“大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房价过高、人口过多、公共环境恶化等问题逐渐增多，成为城市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障碍。“大城市病”现象的出现说明我国城镇化进程虽有速度，但质量并无保证，“半城镇化”严重。例如，农民工就业、劳动、收入、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家属、积累和根基在农村，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城市病”和“半城镇化”并存，导致大城市的过度开发与中小城市的不景气、县域经济的发展困难并存，我国城镇化存在空间巨大但潜力难以充分发挥的“两难困境”。破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产业集聚对市场要素和创新创业要素的引导作用，发挥产业集聚的生产效率提升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生态环境保护效应，推动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一、世界经济格局发展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与世界经济体的融合和摩擦将不断增多，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波动将深刻地影响我国经济的走势，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变革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也成为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内容。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增长和格局的变化将受到科技进步、人口结构和能源约束的影响，总体进入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期，高新技术全面产业化、人口红利仍然存在、能源约束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将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争得发展的主动权。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变量。我国虽然总体发展平稳，规模不断壮大，但人类历史上“以强凌弱”和“以暴易暴”的丛林法则生生不息，我国的强大必然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引起经济政治领域的众多纷争。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低迷，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竞争与日俱增，带给我国双重压力。

从高新技术产业全面产业化的角度来看，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是世界性国家大都市，如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日本东京等。2011年世界城市统计资料表明：东京GDP总量31 395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位，其次为纽约、洛杉矶、伦敦和巴黎。排名前20位的世界级城市中，美国有10个城市，日本有4个城市。我国上海以2536亿美元的GDP产值排在第18位。日本东京GDP占日本全国GDP总量的比重为17%，而同年上海GDP占中国GDP的总量为4．1%，北京市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为3．3%。上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总量约为52%，北京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约为48%。世界性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加快推动这些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全面产业化，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城镇化步伐发展最快的地区。2011年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城镇化率高达88．9%和86．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38和35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发挥出规模效应，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些地区的布局和集聚。据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中等收入人口将达6亿，城镇化率将超过60%，更多的农民将变成市民，同步带领高新技术产业在更高的平台上及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全面产业化。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来看，20世纪下半叶之后世界人口开始高度向城市集中，城镇化迅速推进。据相关统计资料表明，1950年，居住在城市的世界人口约7．5亿；到2000年上升到了近30亿；2003年，世界上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8%；2010年，达到了50%以上。世界城市面积只占陆地面积的2%，却容纳了地球一半左右的人口。据预计到2025年，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率约为86．4%，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率也可达到61%。在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中，各国从众多的劳动人口生产率提高过程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劳动力增多，抚养率相对下降，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随着我国人口逐渐步入老龄化阶段，过去30多年中收获了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由此造成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社会结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今后20年内，我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城镇化的加快会通过人口的区域迁移释放出较大的效率潜力，进而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红利消失，通过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新进入城市的大批劳动力转化成为知识型劳动力、技术工人和劳动密集型工人，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生力量。从能源约束的角度来看，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和低产值、高能耗的生产模式造成了我国经济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经的“能源危机”刚性约束时代。如美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石油、天然气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每天石油消费量的60%依靠进口，人均能源消费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6．6倍。所以，能源约束问题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特别是工业化进程发展较快的国家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而我国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是日本的53%，如果我们能达到日本目前的能源利用效率水平（差不多在我国现有水平上提高1倍），那么到2020年实现我国GDP翻两番、能源消耗翻一番的战略目标是不难实现的。

这里必须提到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有很多相像的部分，在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和知识外溢必然会导致产业集聚及产业转移现象的出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投资环境优越，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吸引到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占据了国际产业转移总资产的半壁江山。同时，随着跨国公司的影响扩大，越来越多的服务产业和先进技术转移到了国内，尤其是近些年严峻的国际金融形势更扩大了这一现象。城镇化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政策，这一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必定伴随着产业的转移和集聚，直接表现为非农产业的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

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发展来看，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破解能源的刚性约束，有助于为城镇化发展腾出能源空间；有助于促进产业集聚，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有助于实现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协同发展。

二、预防“城市病”与“半城镇化”的需要

纵观过去的城镇化进程，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城镇化率快速提高，但与此相伴的城市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房价过高、人口过多、公共环境恶化等问题逐渐增多，“大城市病”成为城市能级和城市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障碍。“单一中心”和“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得交通拥堵，热岛效应丛生；城市人口众多导致环境事件、治安事件频发；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带来人口的集聚，但房价过高、居住困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的稳定性。可以说，我国“城市病”问题是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伴生产物，其根本原因在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与城市人口生产、生活、消费增长需求不相适应，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直接表现。

我国城镇化率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虚”增长，长期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也被计算在城镇人口之列。实际上，农民工就业、劳动、收入、生活在城市，户籍、家属、积累和根基在农村的生活状况，导致“半城镇化”严重，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待遇，就业收入、教育、医疗、住房、子女教育无法保障；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工家属长期处于生产、生活重负之下，“留守儿童和妇女”“空巢老人”等问题日益严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归属感不强，生活质量难以提高，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城市生活，致使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把希望寄托在农村的土地之上，不愿意放弃承包土地进行土地流转，导致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存在一定阻力。“城市病”和“半城镇化”并存，导致大城市的过度开发与中小城市的不景气、县域经济的发展困难并存，我国城镇化存在空间巨大但潜力难以充分发挥的“两难困境”。

破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建立城镇空间布局和发展体系，促进资源向体系的各个节点均衡流动；推动产业集聚，加强产业集聚对市场要素的引导作用，推动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三、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长江经济带区内各省市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东高西低。2012年，总体来看东部省份城镇化率达到66．1%，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46．8%和41．4%。东部地区人均GDP约为64 300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2倍和2．7倍。对外贸易方面东部地区优势明显，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和进出口贸易占长江经济带的比重分别超过55%和85%，中西部地区则占比较小且相差不大。交通运输量方面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不大，客运货运绝对值中部为最高。旅客周转量指标以中部为最高，货运周转量方面则是东部占据超过半数的份额，西部的各项数据皆列于末位。近年来，中西部省市经济增速明显加快，2008—2012年，中西部经济增幅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缩小；2008—2012年，东部经济所占比重由50．06%下降到46．16%，而中部和西部则分别由29．13%和20．81%上升到31．61%和22．23%，但总体上，长江经济带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仍然存在。

长江经济带的内部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在三大城市群内的地位显著，用了不到1/7的面积和不到1/3的人口，就创造了三大城市群超过一半的GDP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而且由于“长三角”地理位置的优势，“长三角”城市群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另外两个城市群的10倍以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在面积和人口指标上位居第一，但是GDP、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进出口贸易总额、人均GDP等指标则略显不足，经济产出效率不高；成渝城市群在各项指标上均位列末位，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都不高。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内“长三角”城市群在经济规模和经济产出效率上均较高；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规模较高，但经济产出效率较低；而成渝城市群不论在经济规模和经济产出效率上均较低。长江经济带内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整体呈现出自东向西发展水平不断弱化的经济格局。

在本书中，“区域协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产业集聚与城镇体系。集聚经济特别是产业的集聚推动了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集中表现为人口、土地、交通等要素围绕产业在某一地区形成的集聚。根据人口、土地规模和交通的便捷程度，产业结构会有所不同，形成较大、较发达的城市和较小的欠发达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对城市（城镇）体系也产生影响。而城镇体系会依托中心城市的增长极作用、副中心城市的支撑作用、其他中小城市的基础性作用，对城镇体系建设、就业、生活、公共服务等产生影响，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其次，内需增长与区域协调。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地区间生产和消费需求偏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区域间协调存在较高的成本。但公共物品的人均成本较低，内需市场规模巨大，要求我们在规避区域协调成本的同时，加快推动城镇化，不断扩大内需。

最后，区域协调与城市群发展。由于长江经济带包含众多省份，经济总量差距较大，彼此间发展不均衡性，这就要求多个城市群共同协作，大、中、小城市间协调发展，多点带动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即实施多元发展的战略，强调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之间的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城市群是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和有限开发区。作为一种新的地域单元，它不仅作为主要空间形态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因此，城市群既是区域内城市构成的经济互通和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也是各个城市圈共同构建绿色生态环境、繁荣文化环境、和谐共享环境的人文的环保共同体，是城乡统筹发展、互帮互助、繁荣昌盛的城乡共同体。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二者缺一不可，都是城市群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综上所述，区域融合协调发展是区域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支撑，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前沿阵地”，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