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中国公共行政

（二）转型时期的中国公共行政

中国公共行政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转变的基础是经济体制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转变导致了许多方面的变化。首先是政府与人民关系的变化。市场经济产生纳税人意识，这一意识的产生使得官民两方对政府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开始具备一种现实的基础，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日渐明确。其次是政府职能和角色的变化。传统时期政府的全能作用已经随着市场和社会以及其他公共空间的出现而减弱，政府独享的管理职能已部分被市场和社会分割。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政府也开始关注自身的利益。这一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有的是符合社会目标的，例如政府要给公务员提供更好的待遇，以便在劳动力市场上招募到优秀人才，从而提高政府质量，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而有的关注和追求则带有团体性质或利己性，甚至不惜伤害社会和公众利益。《行政诉讼法》已经预设了这种状况的发生。最后是政府观念的变化，成本效益观念、服务观念、回应和责任观念、有效性和效率观念、公开观念、顾客观念、利益观念、小政府大社会观念等已经开始在政府运作中逐步体现出来。

转型时期中国公共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当然，中国公共行政改革也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以及如何适应从全球来看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带来的挑战。在整个转型时期，中国的公共行政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政府定位问题

政府的定位问题涉及它扮演的角色及其运作方式。马克思在谈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主张社会高于国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政府是全能型政府，国家高于并控制着社会。随着市场和社会的出现，人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政府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管理和配置社会资源的最佳手段。因此，政府在一些职能领域的退出，或一些职能的削弱正是市场和社会成长的一个必然结果。

政府官员问题

官员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政府的命运。市场经济的推进使得政府职位日益职业化，伴随着这一世俗化过程的是政府官员地位（就其政治荣誉和经济地位而言）的相对跌落，这一跌落是同政府全能地位的逐步弱化一致的。但是，在转型时期，政府官员依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使得官员的道德伦理日益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官员腐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当前中国政府官员面临的最大考验。

制度建设和创新问题

制度建设和创新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运作程序和非人格管理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组织结构中的法定结构、非法定结构并存问题，结构的重叠和臃肿问题，结构和功能的不对应问题，结构的僵化问题，领导体制中的二元结构问题，体制运作的程序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构成了转型时期制度建设和创新的突破口，诺斯曾指出制度在技术和经济进步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制度在中国的公共行政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也应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依法行政问题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转型时期中国公共管理如何在运作中摆脱人格化管理，仍然是法制建设面临的一个问题。依法行政的前提是司法公正，这是依法行政的保证。依法行政集中反映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中国的公共行政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观念更新问题

市场体制的确立以及世界范围内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出现，要求中国的公共行政有一种全新的思维，这首先要求进行观念的更新。传统时期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在今天的中国仍具影响力，思想僵化、不思进取、迷信教条、崇尚权力、轻视真理和知识、官贵民贱、只唯上不唯实等现象随处可见，这构成了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巨大障碍。没有一种新的观念、新的理念指导，中国的公共行政要取得进行，迈向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其次要有世界眼光，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加入WTO都要求中国政府在许多方面必须按照国际规则行事。了解世界，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