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

第一节　发展经济学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政治上巩固和经济上发展的双重问题。出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国家的就业构成中出现了绝大多数就业人口滞留在落后的农业部门，而相对较先进的工业部门则只能容纳较少就业人口的局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因传统农业部门的滞后发展而陷于停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

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如何变二元经济为一元经济的发展问题产生出众多经济学派，其中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而带动整个经济均衡发展的发展经济学派最为著名。

一、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通过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提出了刘易斯假设；在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利用再生资本的现代部门和利用不可再生资本的传统部门。传统部门是仅能维持生存的部门和超过供给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几乎等于零的部门，换句话说，在传统经济部门中，劳动供给弹性是无限的。由于传统部门存在劳动力的“隐蔽性失业”，限制了在这个部门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延缓了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其不能为现代经济部门提供所需的剩余产品，不能成为现代经济部门发展的市场，从而放慢了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针对这一情况，刘易斯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对发展这两个部门都是有利的。一方面，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可缓解人地比例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既可解决工业发展所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又可因为工业部门的高收入而提高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从而扩大对工业品的需求，拓宽了市场。刘易斯认为，可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取决于可利用的资本数量和剩余劳动力数量。为此，他极力主张优先发展城市现代部门，并使现代部门的发展快于传统部门，以达到社会经济发展在两个部门之间出现结构差异的目的。结构性差异的出现会使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量增长并创造新的就业，同时也会因两个部门收入上的不同，形成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劳动力的巨大拉力。

尽管刘易斯正确地指出了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在收入上的差异和可供利用的资本数量，并且描述了工业化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影响，但是，因其模型赖以存在的假设前提存在缺陷，以及在经济发展中过分强调发展工业部门而忘记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同等重要，刘易斯模型在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实践中，与实际结果相比，显示出巨大的差异。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工业部门，不但不能为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就是城市的劳动力也不能完全就业。事实上，在采用刘易斯模型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达到刘易斯模型的理论设计目标。

拉尼斯—费模型。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拉尼斯和美籍华裔经济学家费景汉在承认存在刘易斯所描述的以剩余劳动力为特征的经济前提下，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他们指出，刘易斯模型存在两个缺点：一是刘易斯对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农业的发展对促进工业增长的重要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二是刘易斯没有看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总量增长。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假设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固定不变，以及转移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为零的基础上，推出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拉尼斯—费模型。他们把经济的转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为特征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表明农业部门劳动供给的弹性是无穷的，这时的农业作用仅表现为消极地向工业部门输送劳动力。这一阶段大体与刘易斯模型相似。第二阶段，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工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工业扩张继续在固定工资下把小于制度工资的“隐蔽失业”劳动力吸收完毕。第三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最终会提高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品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机会成本，当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固定不变的制度工资时，整个经济完全商业化，也就是说，整个经济进入到平衡增长时期。在后两个阶段的发展时期，拉尼斯和费景汉注意到，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必将带来农业产出的下降，这时如果不在农业内部实行制度创新和采用新技术，变消极地输送劳动力为积极地为工业部门的扩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农产品，那么将可能导致因农产品剩余不足而延缓经济发展的局面。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拉尼斯—费模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主要取决于：①人口增长率。②农业中的技术进步率。③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增长。

与只强调现代工业部门发展的刘易斯模型相比，拉尼斯—费模型十分重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平衡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必须设计一套方法，试着去增加潜在的农业剩余，诱导农业储蓄，提供金融媒介，进而促进工业部门的成长。在农业生产力以及工业生产力均获得改变的情况下，它们共同推动整个经济向前发展。^[1]

尽管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的前提假设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甚吻合，更多的倒有可能符合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但他们毕竟为探索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做出了开拓性的尝试。

二、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

西方发达国家农村人口流动模式使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也将重复由农村到城市的发达国家人口迁移道路。按照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拥有现代部门的城市，将因工业部门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和累积量的增多，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他们认为，在资本积累和就业机会之间存在正相关联系。但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是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就业环境急剧恶化，出现了城市劳动力和农村迁入城市的劳动力同时产生剩余的局面，引发出令人头痛的“城市病”。

对以上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现象的解释，托达罗认为，尽管城市存在失业，但是参加流动的农村人口仍不断地涌入城市，这是由进入城市后找到工作的机会预期收入决定的。他特别强调，决定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条件不是刘易斯所描述的城乡工作的实际工资差异，而是城市工作的预期收入。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就业的收入，或者预期城市收入的“现值”大于未来预期乡村收入的“现值”，即使城市存在失业，人口也会不断向城市移动。因此，他建议，应该使城乡经济发展机会不均衡的现象得到控制和治理，特别是不能听任城市工资率的增长失控，否则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给城市就业带来更大的失业现象。

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理论表述，为我们对以后的劳动力转移约束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都倾向于实行劳动力转移的全面就业战略。即不仅仅依靠城市现代部门来吸纳转移的劳动力，而是既依靠城市也依靠乡村来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共同吸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