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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时代背景

时间:2022-10-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强调建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展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对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发展观所付出的代价日益突出的反思中提出的一种发展理念。但目前的情况是少数人

二、“以人为本”的时代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强调建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4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又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7]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要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社会和谐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更加明确了发展的目标和衡量标准,更加突出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以人为本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以人为本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展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

从经济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近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普遍改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相对滞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贫富悬殊加剧;下岗、失业而引发贫困人口增加;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资源短缺和生态恶化等,这些问题都是人民群众最迫切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导致以上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其后果就是无暇顾及人自身的发展,重物轻人。这种发展观导致人们把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看做人的唯一利益,经济目标被当做人类发展的唯一或最高目标。而人的主体价值则往往被放在最细枝末节的地位,造成了对本应作为发展的目的和社会主体地位的人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在我国过去近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惠及所有的人,还有相当一部分弱势群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分,而这些问题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最正当、最无可厚非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对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发展观所付出的代价日益突出的反思中提出的一种发展理念。

从政治方面来看:当今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但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在新时期又采取了新的方式加大力度,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是西方敌对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借口民主、自由和人权,推行西方的人权民主,推行强权政治,干涉我国内政,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想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搞好国内建设,维护社会稳定,这就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保障人权,加快发展,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利益分配、价值取向等日趋多样化,各类主体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但同时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导致各种矛盾和冲突加剧,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这些都可能引发新的政治矛盾与社会冲突。因此,如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调动各个利益群体的积极性,对于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和凝聚力有很大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民情,从执政的角度出发,公平、公正地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谋求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方向稳步前进。

从文化方面来看: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内容,但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核心,“既不直面现实人性,又回避现实矛盾,形成古典人文精神外在化、虚饰化的特点,对人自身真正的终极关怀缺失,人始终是五伦关系网中的虚点,是封建等级制中的被动客体”。[18]中国的人文文化也因此而具有伪人文精神的倾向,貌似重视人,实则处处忽略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人本主义思想被介绍到中国,西方人文文化中合理的、有益的东西被继承。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始终贯穿着人本主义的主线,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主张解放自我,张扬个性,彻底消除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性的压抑。“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几十年连绵的战火和暴风骤雨式的政治革命,把“五四”启蒙思想淹没殆尽。“文化大革命”更是使人性受到了压制和摧残。“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急切地呼唤人道、人性的复归,呼唤人的主体地位的复归。市场经济也使失落于计划经济中的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开始逐步回归,日益凸显。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理论界掀起文化论争热潮,其中涉及人文精神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诸如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和人权、个性解放等这些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课题,出现了“人学”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人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承担者。由于人是历史的主体,所以历史是由人创造的。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9]因此,人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人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蕴藏着无穷的潜力和智慧,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历史发展。实践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命存在形式,人的地位被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既然人是主体,所以人就具有人的资格、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和人的尊严,人的生命状态、精神需要理应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这就要求我们在一切人类活动中以人文本,要把人当人看,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实现每个人的价值。

目前,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依然不算高,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民的生活依旧不够富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因此,经济发展对中国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也不过分,可问题在于如何发展。我们发展的本意本来是要使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足,人的发展越来越全面,人的主体作用就越来越明显。但目前的情况是少数人越来越富足贪婪,人变得越来越畸形,人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越来越受到压制。这就使得发展——这个时代的重要主题在我国现阶段成为一个不仅要实践而且更急需深刻反思的问题。于是,2003年,我国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开始要把“人”这一历史的主体放回到应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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