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州北朝文物考古及其重要收获_博苑耕耘

原州北朝文物考古及其重要收获_博苑耕耘

原州北朝文物考古及其重要收获

冯国富　马兰英

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繁荣昌盛的重要时期。近年来原州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文物考古，亦是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点地区之一。用史学界专家学者的话说，对于我国北朝、隋唐历史来说，原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这一点已经被来自固原的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固原境内发掘北朝、隋唐墓葬几十座，不仅出土了大批来自中亚、西亚各种质地文物，同时也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石刻。本文就原州北朝文物考古重要收获暨墓志的史料价值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略作叙述。

一、魏晋南北朝文物考古与碑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物考古除1980年发现于今彭阳县白阳镇的北魏景明三年（502年）贠标墓；1981年发掘于固原县西郊乡（今原州区清河镇）雷祖庙村北魏漆棺画墓；1984年发掘于彭阳县新集乡石洼村的北魏早期墓葬（两座）；1987年发现于固原县（今原州区）寨科乡李岔北魏墓；1991年发现于今原州区三营镇化平村北魏墓；1994年发现于固原县西郊乡（今原州区清河镇）北十里的北周秦阳郡守大利稽冒顿墓志铭；2002年发现于彭阳县新集乡的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年）梁阿广墓表外，其余北周时期墓葬均发掘于现固原古城外南塬。(www.guayunfan.com)

固原（今原州区）城外西南处有一片开阔的塬地，此塬东北侧为固原古城，东南侧为清水河、马饮河（清水河支流），西南侧为六盘山向北延伸的余脉（白马山）及唐木峡关遗址，西北侧为海子峡河（清水河支流）及战国秦长城遗址。塬地东西长9公里，南北宽6公里，北周李贤墓志中称其地为“原州西南陇山之足”，隋唐时，史道德等墓志中称该塬为“百达原”。自1982年以来，经系统发掘的北周、隋、唐时期墓葬近50座。分属现原州区清河镇城郊、大堡、深沟，开城镇羊坊、小马庄、王涝坝、杨家庄、万崖子、寇庄等自然村。其中北周墓葬位于该塬地南北中央位置，墓葬分布间距较大。先后发掘的有：天和四年（569年）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泾、秦、河、渭、夏、陇、成、豳、灵十州诸军事，原州刺史李贤夫妇合葬墓；保定五年（565年）周故大将军，大都督，原、盐、灵、会、交五州诸军事，原州刺史宇文猛墓；建德四年（575年）柱国大将军，大都督，襄州总管，襄州刺史，原州刺史田弘夫妇合葬墓等。同时在此塬还先后发掘了隋唐时期粟特族“昭武九姓史姓墓葬”7座。

1．1964年在固原县彭阳公社（今彭阳县白阳镇）海巴村的赵洼，发现一座北魏墓。墓葬位于茹河北岸，是一座方形砖石墓。但墓葬随即被当地农民平田整地时破坏，墓中遗物荡然无存。出土有一块砖质墓志铭为县政府一名干部所得，后交固原县文化馆。1980年固原县文物工作站成立后征集收藏。根据墓志铭文为北魏景明三年（502年），此墓志为长方（砖）形，高36厘米，宽16.5厘米，厚6厘米。墓砖右侧面竖题：“兖岐泾三州刺史新安子贠世墓志铭”。[1]志文：

兖岐泾三州刺史新安子贠世墓志铭

兗、岐、涇三州刺史新安子，姓貟，諱標，字顯業，涇州平涼郡陰槃縣武都里人。楚庄王之苗裔，石鎮西將軍、五部都統、平昌伯曖□之曾孫，冠軍將軍、涇州刾史、始平侯郎之長子。惟公文照資於世略，英毅括囊仁倫，納言則貞，波顯司出，收則純風。再宣匪悟，星寝宵泯，華景盡戾。以大魏景明三年嵗次壬午。

此墓志是我国出土年代较早的墓志之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我国书法艺术从篆隶向行楷转化过程中形成的标准魏体刻铭。该书法字体苍劲有力，结构严谨，笔法流畅，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上品。

2．1981年发掘于固原县西郊乡（今原州区清河镇）雷祖庙村北魏漆棺画墓，是一座夫妇合葬墓。东西方向，斜坡墓道长16米。该墓出土有金、银、铜、铁、陶等各类质地文物60余件（组）。[2]但没有出土墓志，出土物其中有联珠纹银耳杯、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王银币，漆棺画等珍贵文物。

3．1986年出土于今原州区粮食局家属院工地的北魏绿釉扁壶，残高11厘米，腹宽9.3厘米，圈足底5.4～4.7厘米。扁腹，两侧起脊，双耳，圈足，通体施绿釉，两面腹部浮雕对称胡人乐舞图案，7胡人中，4人分坐莲花台座上伴奏乐器，中间三人翩翩起舞，造型极其生动活泼。腹部周围饰一圈联珠纹，内饰莲花瓣环绕，工艺精湛，造型精美。[3]

4．原州区寨科乡李岔北魏墓于1987年发现并予以清理。由于墓葬早年塌方及人为破坏，大部分文物被盗，但仍出土有嵌绿松石金耳环2件、金项圈1件及金戒指、铜釜、铜镜、陶罐等珍贵文物。1991年发现于今原州区三营镇化平村北魏墓，嵌绿松石金耳环2件。[4]

5．彭阳县新集乡石洼村的北魏早期墓葬。1984年发掘有两座，均坐北朝南。其中一号墓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全长44.76米。出土各类彩绘陶俑150余件。其中有一座土筑房屋模型，夯筑，长4.84米，宽2.9米，高1.8米。这座土筑房屋模型在国内同期考古发现中属少有。出土彩绘陶牛车两套（6件组）。[5]

6．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州刺史李贤夫妇合葬墓。1983年发掘于固原县南郊乡（今原州区开城镇）深沟村。墓葬坐北朝南，斜坡墓道，三个天井，全长42米。墓葬早年严重被盗，出土有金、银、铜、铁、玉、石、陶等各种质地文物300多件，壁画40余幅，李贤夫妇墓志2合（4件）。[6]尤为重要的是，墓中发现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最为引人注目，如镶嵌宝石的金戒指、银装环首铁刀、凸钉装饰玻璃碗、鎏金银瓶等均为波斯萨珊王朝手工艺制品。

（1）李贤墓志铭1合（2件），志盖为青石质。长67.5厘米，宽67.5厘米，厚10厘米。盝顶式，四面斜杀，素面。正中镌刻减地阳文楷书三行九字“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右上角有一直径约2厘米的圆穿孔，下部有四个排列不规整直径9厘米的圆环形印痕。志石，长67.5厘米，宽67.5厘米，厚10厘米。志文：

大周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原、涇、秦、河、渭、夏、隴、成、豳、靈

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河西公墓誌銘

公諱賢，字賢和，原州平高人。本姓李，漢將陵之後也。十世祖俟地歸，聰明仁智，有則哲之鑒。知魏聖帝齊聖廣淵，奄有天下，乃率諸國定扶戴之議。鑿石開路，南越陰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國拓拔，因以為氏。公即平涼府君之孫，司空公原州史君之子。溫恭之性，稟于自然；仁恕之心，非關師獎。風雨不能移其操，喜慍未嘗形於色。鄉党許其遠大，宗族稱為萬頃。故能開其儀府，同斯鉉望；再蒞河州，三居本牧。擁節巴湘，作監軍于江外；利建茅社，啟土宇於河西。瓜竹敦煌，仍專萬里之務；褰帷兆嶽，兼總六防之師。踐境臨民，每有來蘇之詠；秩滿旋闋，鹹垂去思之涕。若夫彈冠結綬，卌有七年。披堅陷敵，廿有一戰。遂得聲齊細柳，功超大樹。既聯光於八宿，亦何殊于萬戶。魏武君臣失和，乃眷西顧；太祖清掃關輔，以俟鑾蹕。令公輕董千騎，奉迎六軍，行次西中，便得朝覲。于時疾風之始，非無去就，公受詔居後，實有殿功。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官爵隆於四世，子孫茂於八凱，略敘一門之中。為柱國者二，大將軍者三、開府者七、儀同者九、孤卿者六、方伯者十有五焉。至於常侍、侍中之任，武衛武率之職，總管、監軍之名，車騎、驃騎之號，冠蓋交錯，劍佩陸離，胡可稱矣。太祖以皇帝春秋實富，齊國公年在幼沖，令公挾輔，義高師尚。故始納元妃，便當賀禭之禮；龍飛大寶，遂有闔家之錫。方欲鹽梅九鼎，論道三槐，日車未懸，山頹奄及。天和四年歲次己醜三月廿五日，薨于長安，時年六十有六。其年五月己醜朔廿一日己酉葬于原州西南隴山之足。皇帝追保弼之勳，不拘恒例，爰降神筆，特贈柱國大將軍、原、涇、秦、河、渭、夏、隴、成、豳、靈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諡曰桓公，禮也。夫人宇文氏，婉娩嬪風，優柔母德。草塵未永，薤露光悲，朝雲已沒，夜台多稔，龜筮既從，別開埏塋。是日遷伉儷于蒿裏，合雙魂而同穴，懼黃壤之不恒，勒清徽於銘志：

惟嶽降神，誕茲悊人。方金為銑，比玉稱珍。少年提劍，弱齡縉紳。戈麾落日，馬逐秋塵。功揚六輔，聲溢三秦。團團青蓋，彌彌朱輪。桂仍舒馥，山方壘仁。翻頹百刃，奄落三春。帝憶枌榆，客思鄉裏。柩辭京闕，魂歸桑梓。遷其伉儷，同斯岩趾。白楊合拱，清徽永矣。

世子端，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甘州刺史、懷息公

次子吉，平東將軍、右銀青光祿、大都督

次子隆，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適樂侯

次子軓，帥都督、升遷伯

次子詢，都督、左侍上士

次子諲

次子綸

次子孝忠

次子孝禮

次子孝依

次子孝良

次子抱南

（2）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李贤妻故长城郡君吴氏（吴辉）墓志铭1合（2件）均为青石质。志盖，长46.5厘米，宽46厘米，厚12厘米。盝顶式，四面斜杀，素面，正中镌刻减地阳文篆书“魏故李氏吴郡君之铭”共三行九字。志石，长45厘米，宽44厘米，厚11厘米。志文：

魏使持節假鎮北將軍征虜將軍大都督散騎常侍原州刺史

上封縣開國公李賢和妻故長城郡君吳氏墓誌銘

郡君諱輝，高平人。祖興宗，父洪願，其先渤海徙焉。世家豪贍，禮教相承，爰自邦鄉，門居顯稱。郡君資性柔靜，立身婉順；少習女功，長成婦德；四行既充，六禮云暨；始自笄年，言歸茂族。夫氏積善所鐘，福祿修降。伯叔以勳德升朝，且台且牧；子侄稟訓過庭，以文以武。清清列位，藹藹盈門；繁衍克昌，一時罕匹。舅姑夙逝，不逯恭奉。身居長姒，內正所歸；警誡相成，動遵禮度；敬接眾娣，慈訓諸婦；內外斯穆，人無間焉。方冀享萬石之遐福，終九十之盛儀。而與善無徵，淪芳盛日。春秋卅八，以大統十三年歲次丁卯九月乙未朔廿六日庚申薨於州治。朝廷以夫門功顯，夫人行修，追贈長城郡君，即以其年十二月廿一日葬于高平。即遠莫捉，幽扃遂密。鐫石銘志，以備陵谷云。

長子東宮洗馬永貴，貴妻馮氏

次子永隆

次子孝軌

次子孝諲

7．北周保定五年（565年）大将军宇文猛墓。1993年发掘于固原县南郊乡（今原州区开城镇）王涝坝村，此墓坐北向南，斜坡墓道，五个天井，全长53米。出土陶、各类彩绘陶俑、铁器、壁画、墓志100多件。[7]

宇文猛墓志1合（2件）均为青石质。志盖，长44厘米，宽44厘米，厚12厘米。盝顶式，四面斜杀，素面，无任何字迹。志石，边长52厘米，厚10厘米。志文：

周故大將軍大都督原鹽靈會交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槃頭郡開國襄公墓誌銘

公諱猛，字虎仁，平高人。其先帝顓頊之苗裔。長瀾不竭，世濟其真，備詳典冊，可略言也。唯祖唯父，世為民酋。公幼表令望，長而雄烈。出忠入孝，志夷國難。永安元（年）任都將，二年補都督。普大中，除襄威將軍，奉朝請。大昌元年，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除龍驤將軍、員外諫議大（夫）。後至永熙三年，大駕西遷，封長安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大統二年加平東將軍、大中大夫。四年，除安南（将）軍、銀青光祿大夫，又除通直散騎常侍，加安西將軍，增邑八百戶。通前一千六百戶，進爵為公。十三年加持節（口）軍將軍，右光祿大夫，除長樂郡守。十四年授大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十五（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乃屬。寶曆歸周，以公先朝勳舊，賜姓宇文氏。改封槃頭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通前二千九百戶，即授左武伯。三年，轉授左宮伯，以公宗室勳舊，授汾州諸軍事、汾州刺史。保定四年，以公秉德貞固，掺識渊遠，授大將軍。余官封依舊。公勇同衛霍，兵合孫吳。東西戰敵，無陣不經。當鋒履刃，（口口口）臨。方謂應茲多福，降此永年；豈期霜雰，倏隨冥古。春秋六十有九。保定五年，歲次乙酉七月十五日遘疾，薨于長安縣鴻固鄉永貴里，親朋號慕，朝野悛愕。皇上聞而悼焉。詔贈原、鹽、（靈）、會、交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刺史。諡曰襄，禮也。即以其年十月廿三日葬于斯原，公子等恐川移谷徙，無聞聲烈。托石或銘，以傳永久。

夫人新平郡君馮

世子儀同永

次子元貴

次子興貴

次子右仁

8．北周建德四年（575年）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州刺史田弘夫妇合葬墓。1996年由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发掘于固原县南郊乡（今原州区开城镇）王崂坝村。墓葬坐北向南，斜坡墓道，五个天井，全长50米。出土有金、银、玉、陶、瓷、墓室壁画等各种质地文物，其中东罗马金币5枚、墓志1合。[8]

田弘墓志铭1合（2件）均为青石质。志盖，长72厘米，宽72厘米，厚厘米。盝顶式，四面斜杀，四面先双线刻画四边框，中均匀宽线棋格，四行四字，篆书“大周少师柱国大将军雁门襄公墓志铭”。志文：

大周使持節、少師、柱國大將軍、大都督、襄州總管、襄州刺史、故雁門公墓志

公諱弘，字廣略，原州長城郡長城縣人也。本姓田氏，七族之貴，起于沙麓之峁；五世其昌，基於鳳凰之繇。千秋陳父子之道，人主革心；延年議社稷之計，忠臣定策。公以星辰下降，更稟精靈；山嶽上升，偏承秀氣。淮陰少年，既知習勇；穎川月旦，即許成名。永安中，從隴西王入征，即任都督。永熙中，奉迎魏武帝遷都，封鶉陰縣開國子，轉帥都督，進爵為公。太祖文皇帝始用勤王之師，將有兵車之會。公于高平奉見，即陳當世之策。太祖喜雲：“吾王陵來矣。”天水有大隴之功，華陽有小關之捷。襄城則不傷噍類，高壁則不動居民。並轡援桴，飛雞燧象。雖以決勝為先，終取全軍為上。大統十四年，授持節、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雖為衣錦，實曰治兵。乞留將軍，非但南部將校；爭迎州牧，豈直西河童子。又增封一千三百戶。侍從太祖平竇軍、複恒農、破沙苑、戰河橋、經北邙，月暈星眉，看旗聽鼓，是以決勝千里，無違節度。乃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而金墉阻兵，軹關須援，賜以白虎之詔，馳以追鋒之車。武安君來，即勇三軍之氣；長平侯戰，果得壯士之心。魏前元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梁漢之南，岷江以北，西窮綿竹，東極夷陵，補置官人，隨公處分，加侍中。魏祚樂推，周朝受命，進爵雁門郡公，食邑通前三千七百戶。文昌左星，初開上將之府；陵雲複道，始列功臣之封。保定三年，都督岷、兆二州五防諸軍事、岷州刺史。朝廷有晉陽之師，追公受脤。太原寒食之鄉，呼河守兵之路，無鐘遠襲，走馬淩城，奇決異謀，斯之謂矣。拜大將軍，增邑千戶，餘官如故。玉關西伐，獨拜於衛青。函穀東歸，先登於韓信。方之此授，異代同榮。江漢未甯，暫勞經略，更總四州五防諸軍事。而龐德待問，先言入蜀之功；羊祜來朝，即見平吳之策。白旁加兵，足驚巴浦。荊門流旆，實動西淩。既而越舸淩江，鹹中火箭，吳兵濟漢，並值膠船。爾後乘馹兆河，觀兵墨水，白蘭拓境，甘松置陣，板載十城，蕃籬千里。論龍涸之功，增封千戶，並前合六千戶。蜀侯見義，求靜西江。渾王畏威，請蕃南國。月硤治兵，收功霸楚。熊山積仗，克復全韓。天和六年，授柱國大將軍。建德二年，拜大司空。楚之上相，以黃歇為能賢；漢之宗卿，以王梁為膺讖。尋解司空，授少保。匡衡加答拜之禮，張禹受絕席之恩，鬱為帝師，得人盛矣。三年，授都督襄、郢、昌、豐、塘、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下車佈陣，威風歙然。猾吏去官，貪城解印。樓船校戰，正論舟楫之兵；井賦均田，始下沮漳之餫。既而南中障癘，不宜名士，長沙太傅，遂不生還，伏波將軍，終成永別。四年正月三日薨於州鎮，春秋六十有五。天子舉哀，三日廢務，詔葬之儀，並極功臣之禮。有詔贈少師，原、交、渭、河、兆、岷、鄯七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諡曰襄公。其年四月廿五日歸葬于原州高平之北山。公性恭慎，愛文武，無三惑，畏四知。儀表端莊，風神雅正，喜怒之間，不形辭氣，頗觀史籍，略究兵書。忠臣孝子之言，事君愛親之禮，莫不殷勤誦讀，奉以書紳。至於羽檄交馳，風塵四起，秘計奇謀，深沉內斷，故得戰勝攻取，算無遺策。有始有卒，哀榮可稱。在州疾甚，不許祈禱，吏民悲慟，城市廢業。世子恭，攀號扶侍，途步千里，毀瘠淄塵，有傷行路，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有媯之後，言育于薑。長陵上相，淄水賢王。榮歸歷下，單據聊陽。安平烈烈，京兆堂堂。乃祖乃父，重光累德。驅傳揚旌，燕南趙北。白馬如電，玄旗如墨。箭下居延，泉驚疏勒。公之世載，幼志夙成。祥符歲德，慶表山精。純深成性，廉節揚名。忠泉湧劍，孝水沾纓。勇氣沉深，雄圖超忽。削樹龜林，乘冰馬窟。義秉高讓，仁彰去伐。屈體廉公，還疑無骨。水土須政，公實當官。兵戈須主，公乃登壇。長城遠襲，地盡邯鄲。宜陽積杖，一舉全韓。作鎮南國，悠然下土。赤蟻玄蜂，含沙吹蠱。惜乏芝洞，嗟無菊浦。南郡不歸，長沙遂古。黃腸及葬，玄甲西從。旌旄寂擁，幃蓋虛重。高平柏穀，山繞旅松。惟茲盛德，留銘景鐘。

世子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憲恭。

次息大都督、貝丘縣開國侯備。

9．北周建德元年（572年）十二月，秦阳郡守大利稽冒顿墓志铭，1994年11月固原县西郊乡（今原州区清河镇）北十里出土。呈青灰色，长39.2厘米，宽38厘米，厚7.2厘米。左下角已残损，背面有绳文，正面将原有绳文磨去后刻字，表面残留绳文。[9]志文：

维建德元年岁次壬辰十二月己□二十三日辛酉，原州平高县民，征东将军，左金紫光禄、都督、赠原州刺史、悵玦县開國子，大利稽冒顿墓志铭，大息秦阳郡守。

图一　新集北魏墓挖掘现场外景

二、原州北朝文物考古的重要收获

1．北魏初期，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是平城（今山西大同），平城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变得至关重要。北魏王朝首先派使臣前往西域诸国，终于在太延二年（436年）获得成功，北魏与西域的关系也建立起来。同年在固原又置高平镇。[10]北魏迁都洛阳以后，高平镇成为连接东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改高平镇置原州。同年四月，高平镇民赫连恩聚众起义，这就是北魏末年固原一带爆发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高平起义”。推举高平镇敕勒族酋长胡琛为高平王，胡琛被杀害后，部将万俟丑奴继续率众与北魏军周旋，声势浩大。这时恰逢波斯国向北魏（洛阳）贡献一头狮子，使者途经高平时，为起义军首领万俟丑奴所扣押，527年7月万俟丑奴在高平称帝，设置百官，建年号“神兽”，创建了陇东起义政权，成为北魏著名的农民起义。后来起义被北魏大军镇压，轰轰烈烈的关陇大起义失败。这头狮子被送到洛阳，并在宫廷之中引起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11]由此看来，北朝时期来往中原地区的西域使者基本上是通过固原这一商道要塞到达洛阳，即使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也不例外。西魏恭帝年间，改高平为平高。北周时于原州置总管府，属中央统治中心区域。天和四年（569年）六月，修筑原州城（外城）。武帝建德元年（572年）李贤三弟李穆迁太保出任原州总管。[12]

图二　北魏彩绘陶牛车

2．自我国古代西晋十六国开始，西北地区开始出现一种在墓道上开凿长方形天井的做法。北朝时期，长墓道、多天井的墓葬开始流行。天井最初是因工程营造目的而出现的，后来发展成为院落的象征。宁夏彭阳县新集乡发现的两座北魏早期墓葬，均为长墓道，有两个天井，其中1号墓第二过洞上有一个简单的房屋模型，第二天井后有一完整的土筑房屋模型。土筑房屋完全覆盖于封土之下，构成一完整庭院。这种长墓道、多天井、土洞墓室的墓葬，在北周时期被固定下来。李贤墓有三个天井，宇文猛墓、田弘墓则各有五个天井，墓葬全长均在40米以上，是北周贵族最多采用的墓葬形式。这种墓葬结构在长安周围隋唐墓葬中高级官员多沿用。学界在研究隋唐墓葬形制时认为，天井象征多重院落，甚至其数量的多少往往与被葬人的品级高低有关。此外，夫妇合葬墓是北朝、隋唐大中型墓的一个重要特征。过去考古发掘中除在墓中发现不同遗物和墓志记载外，具体的合葬过程未被发掘者观察到。李贤夫妇墓、田弘夫妇墓的发掘，使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合葬墓的现象。固原北周墓地是我国继陕西咸阳机场底张湾北周墓葬群之外的又一处大型北周墓地。这批墓葬墓主人身份较高，墓葬规模较大，地表均保留有封土，墓葬结构均为多天井、长墓道的土洞墓。

据考古资料，以牛车为中心的大规模陶俑组合形式，在西晋时已被固定下来，彭阳新集北朝早期墓延续了十六国晚期直至西晋陶俑的组合形式，形成以牛车为中心，随葬彩绘胡人甲骑具装俑、武士俑、文吏俑、吹角俑、持鼓俑等出行仪仗群，其中甲骑具装俑反映了十六国以来的新因素。用吹角俑作为主要力量是该墓鼓吹军乐俑组合的一个重要特色。北周的这类陶俑虽然数量大大增加，但体积却明显缩小，多用半模制成，经烧后彩绘。无论是固原李贤墓、宇文猛墓彩绘陶俑，还是西安贵族墓出土的陶俑，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与精美的北齐陶俑相比显得较为粗糙。

3．古代墓志起源很早，但真正定型则是在南北朝时期。志砖是墓志的最早形式，并在以后广泛使用。近年来考古发现亦有早期石质墓志，但器型较小。如：2002年发现于宁夏彭阳县新集乡的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年）的梁阿廣墓表。灰砂岩质地，圆弧形碑额，方形碑身，长方形底座，有榫卯结构。通高36厘米，宽27.5厘米，厚5厘米；底座高10厘米，宽20厘米，长29厘米。墓表正面圆弧形额头正中竖刻篆意隶体“墓表”二字，墓表正下部阴刻志文：为“秦故領民酋大功門將，襲爵興晉王，司州西川梁阿廣。以建元十六年三月十日丙戌終，以其年七月嵗在庚辰廿二日丁酉塟于安定西北小盧川大墓塋內，壬去所居青岩川東南三十裏”。背面阴刻“碑表及送終之具於涼州作致”十二字[13]。这块墓志截至目前是宁夏境内发现最早的，也是全国发现最早的墓志之一，具有很重要的文物考古和书法研究价值。到了公元6世纪左右，中高级官员基本上都用石质墓志，并且在洛阳地区大体形成一定的等级规范。边镇地区像上述贠标这样身居刺史一级的高官，仍然使用砖质墓志，却极为罕见。由于墓葬发现后即遭破坏，我们无法综合墓葬规模、形制及随葬品配置情况来分析这种现象，只能略作推测。在远离洛阳的军镇，方形石质墓志的使用尚未普及，加之入葬匆忙，受葬仪时间所限，便以砖代石。其侧面题款显然是一种古老的做法，透露出在墓志演进过程中的不平衡性，丰富了我们对墓主人与墓志形式之间变化的认识。尤其梁阿廣、贠标、李贤、宇文猛、田弘等人的墓志，亦是固原魏晋南北朝文物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不仅承载着大量文字信息，也是我国独有的书法艺术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批墓表、墓砖、墓志，在内容上不仅记载了死者的生平事迹，有的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风土人情，且在碑文书法上，各种书体兼备，多为文（名）人墨客书写，雕刻技法娴熟，笔法流畅，可补史阙。每一块碑刻既是古代文献，又是审美物件。尤其是隋唐以来，刻碑讲究书法，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以碑刻形式来保留书法家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史料和书法价值。尤其依照过去史籍记录，田弘神道碑和墓志都是由北周的著名作家庾信撰文，墓志、神道碑在叙述田弘事迹时互有侧重，文辞华丽，是一篇新获的重要的庾信佚文。

图三　北魏绿釉陶扁壶

4．固原是丝绸之路长（安）凉（州）北道上的咽喉重镇，诸多文化交流、宗教文化传播的事实就发生在这里。尤其北朝、隋唐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时期，原州北朝、隋唐墓地体现了丝绸之路繁荣昌盛时期宁夏段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商业贸易，其中北朝墓葬的发掘，在学术界与考古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大型墓葬的墓主人李贤、宇文猛、田弘等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统治王朝的权臣，曾在丝绸之路沿线重镇担任要职，对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著名的丝路人物。还有大量带有或受中亚与波斯风格影响的文物，如北魏墓漆棺画，波斯银币，联珠纹银耳杯，彩绘胡人甲骑具装俑、武士俑、文吏俑、吹角俑、持鼓等陶俑以及陶牛车、绿釉乐舞扁壶；北周李贤墓波斯鎏金银瓶、萨珊玻璃碗、嵌宝石金戒指，环首铁刀、胡人吹骑彩绘陶俑；田弘墓玻璃器、东罗马金币等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众多中西亚文物。

图四　北齐黄釉瓷扁壶

5．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分为棺盖、前档、后档、两侧五部分组成。棺盖为两面坡式，前高宽，后低窄，这是鲜卑民族棺木的重要特点之一。边缘饰忍冬纹带，加饰飞鸟。正中上方左、右有两座悬垂帷幔的房屋。左侧绘一红色太阳，中有三足鸟，右侧绘有一白色月亮，月亮中也有墨线图形，但已漫漶不清。屋内分别坐一中年男女，左右各立有侍者。左屋左侧墨字榜题“东王父”。据考证，屋内中年男女应是墓主人夫妇。“东王父”、“西王母”是神话中的人物，汉魏以来演变成为一对夫妇。尤其漆棺中的人物为鲜卑人装束，漆画上的内容和风格不仅体现了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初步融合的时代气息，笼罩着浓厚的鲜卑色彩。漆棺两侧反映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孝悌思想内容，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的实物佐证。更重要的是漆棺画中的环状几何联珠纹图案，前档上的饮宴图，具有明显的中亚风格。绘制身着鲜卑服饰坐在榻上的墓主人像，右手执耳杯，小指翘起，左手持小扇，则表现出一派佻作风。总之，固原北魏墓漆棺画，无论从其形制，还是绘画艺术、工艺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许多为考古、美术史界所初见。[14]学界认为是北朝画迹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其确切年代应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是我国继20世纪70年代初山西大同石家寨发现的北魏司马金龙墓之后，南北朝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漆棺上精美的漆画，引起了中外考古、美术史界的广泛兴趣，一些外来风格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一方面是漆棺画中有关波斯艺术风格的内容；另一方面是这类风格的艺术品在北朝时期的高平至平城一段的传播路线。[15]

6．北魏绿釉陶扁壶，1986年于今原州区粮食局家属院工地出土。残高11厘米，腹宽9.3厘米，圈足底5.4～4.7厘米。扁腹，两侧起脊，双耳，圈足，通体施绿釉，两面腹部浮雕对称胡人乐舞图案，壶腹部外围饰一圈联珠纹，内饰莲花瓣环绕，一周4人手持各种乐器，分坐莲花台上做伴奏状，中间一圆形高台上三人翩翩起舞，造型极其生动活泼，工艺精美。[16]从壶腹人物形象、服饰、舞姿可以看出，是从西域传来的胡旋舞舞种。同类器物，1971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发掘的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了1件黄釉舞乐瓷扁壶，上有五人组成的乐舞场面。扁壶高20厘米，宽16.5厘米，口径6厘米（现藏河南博物院）。类似于上述舞种图案的器物，1985年宁夏博物馆考古队在盐池县西北约48公里处的苏步井窨子梁发掘了6座唐代“昭武九姓”何氏家族墓地。其中简报称为M6唐墓出土有两扇雕刻有胡旋舞图案的石刻墓门。石门单扇呈长方形，长89厘米，宽43厘米，厚5.4厘米。上下有圆柱状榫，直径10厘米，长13厘米。两门扇闭合处各有一孔，出土时用铁锁锁扣。[17]两门扇正面磨制平整，中间各剔底浅浮雕一身着胡服、虬须卷发（发束带）、深目高鼻、胸宽腰细、体魄健壮、翩翩起舞的男伎。男子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下着紧贴腿裙，脚穿长筒皮靴，脚下各踩一小圆毯，双人对舞。画面以黑色涂染，十分清晰。由于人物四周剔有浅浮雕卷云纹，似舞伎腾跃于云气之中，造成了流动如飞的艺术效果。整个画面构思精妙，主体突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自然，体态轻盈健美，舞姿迅疾奔放，充满着欢乐的生活气息。另外现藏于甘肃省山丹县博物馆的唐代（618～907年）的1件胡旋舞铜俑，通高13.5厘米，人高10.5厘米。铜质，由俑、座两部分组成，可拆卸。为一胡人形象，深目高鼻，背负酒葫芦，左足立于莲台之上，右足向前屈伸，双臂扬起，旋转舞蹈；甘肃天水市博物馆藏有9件隋唐彩绘胡人坐、骑奏乐陶俑。1982年天水市秦城区出土。高32～33厘米。5俑均跪坐于石座上，深目浓眉，高鼻鼓腮，头戴平顶交面幞巾，二角系前额，二角系脑后。身着圆领紧袖紧身左衽长袍，腰束革带。身施红彩。5件（581～907年）为一组，分别为执琵琶、吹笙、吹横笛、吹贝蠡、吹排箫俑。5俑出土于石棺床墓葬，属于信奉拜火教的粟特商人之墓。另4件（618～907年）为一组，彩绘吹排箫、弹琵琶、吹笛、击鼓俑。长均为35厘米，宽19厘米。4俑均骑于马背上伴奏。其中2女俑梳高髻，分别弹琵琶、吹排箫；2男俑头戴幞头，分别做击鼓、吹横笛状。[18]此外，在固原北周李贤墓中出土的几件骑吹俑中也有相类似的乐器。[19]

胡旋舞是北周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的旋转性舞种。流行于北朝至唐代，亦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当时深得中原贵族赏识，风靡一时。其特点是既雄健迅疾、刚毅奔放，又柔软潇洒、诙谐有趣。主要舞蹈动作包括勾手搅袖，摆首扭胯，提膝腾跳，以腿脚功夫见长。此舞的传入，隋唐史书多有记载。“胡旋”来自中亚康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干一带）。568年3月，北周武帝宇文邕派使臣携带重礼西出玉门关，向突厥可汗求婚，请求娶精通音乐舞蹈的阿史那公主为皇后。当时突厥在准噶尔盆地一带，是西域一个强大的部落，控制了西域城邦诸国，因突厥可汗也正想与强大的北周结好，所以应允了亲事。可汗深知女儿酷爱音乐，便将一支由龟兹、疏勒、安国、康国、史国等地人民组成的三百人的庞大的西域乐舞队，作为陪嫁送至长安。其中有著名的龟兹音乐家苏祗婆、白明达和白智通。他们带来的不仅有五弦琵琶、竖箜篌、哈甫、羯鼓等乐器，还有很多的舞女。[20]把胡旋舞也带入了中原，这就充分证明胡人乐舞在北周时已传入我国。

图五　唐代胡旋舞石门

图六　隋唐彩绘陶胡人乐俑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丝路文化、贸易的畅通，加之唐代亦曾在康国设康居都护府。大量引进西域的乐曲、乐舞，以及琵琶、排箫等西域乐器。唐代胡舞风行，主要分健舞、软舞两种，健舞主要表现矫健之美；软舞主要表现柔和之美。胡旋舞属于健舞，其特点是动作轻盈、急速旋转、节奏鲜明，因在跳舞时须快速不停地旋转而得名。据唐杜佑《通典》云：当时康国、史国、米国都曾向宫廷里送胡旋舞女。舞者一般二人，通穿绯袄、锦领、绿绫浑裆裤、赤皮靴、白袴。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蹬踏，急转如风，双舞“笛鼓二，正鼓、小鼓一，和鼓一，铜钹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诗中说：“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21]胡旋舞集中体现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它的产生和流传，是古代民族大融合气候条件下各民族艺术的相互吸纳和借鉴。是西域各族文化乃至西亚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河西走廊共同孕育的结晶。经过不断的加工提炼，胡旋舞受到河西各族人民的喜爱，并很快风靡唐都长安，同时还被引入宫廷，成为宫廷乐舞。杨玉环、安禄山最能为胡旋，可见有男性舞，也有女性舞。杨贵妃不仅姿容绝代，还擅长吹笛、击磬、弹琵琶，能演奏很多曲调，甚至专业的乐工都比不上她。唐玄宗在骊山西绣岭上专门为她建造了一座翘角飞檐、造型华丽别致的“吹笛楼”。杨贵妃会跳各式各样的舞蹈，她跳起胡旋舞来更是多姿多彩，无与伦比，唐玄宗为之倾倒。有一次，杨贵妃领着一群胡旋女在玄宗面前跳起快速多变的胡旋舞，她们穿着彩虹一样美丽的衣裳，戴着翡翠花冠，姣美的身姿旋转起来像柳絮那样轻盈，玉臂轻舒，裙衣斜曳，飘飞的舞袖传送出无限的情意，唐玄宗看到高兴之处，接过鼓槌，忘乎所以地为贵妃击鼓，竟把羯鼓都击破了。“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转蓬舞”，尤其胡旋女所穿为宽摆长裙，头戴饰品，旋舞起来时，身如飘雪。龟兹壁画中有大量的旋转舞女形象，两脚足尖交叉、左手叉腰、右手擎起，全身彩带飘逸，裙摆旋为弧形，这正是旋转的瞬间姿态，以造成“回风乱舞当空霰”的效果。直至后代，以鼓、笛、钹等乐器伴奏的胡旋舞一直延续为今天的新疆少数民族歌舞。因此，胡旋舞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一种民间舞蹈。唐代宗时，河西、陇右一带20余州被吐蕃占领，原来杂居在该地区的许多胡人流落异乡，有的以民族歌舞谋生，有的以做边贸生意为生。每当交易谈成时，双方便饮酒作乐，胡人遂乘兴起舞，于是，胡旋舞在河西走廊一带流传开来。直至今日成为著名的西北少数民族舞蹈。

图七　北周彩绘陶骑马乐俑

康国、安国、史国均为史籍中记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于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索格底亚那的粟特族康、安、曹、米、火、石、史、火寻、戊地九姓政权的总称。九姓均为康居之后，其祖先温王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至两河流域，子孙繁衍，分王九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余里，东南属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据载，康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22]，对胡旋舞尤为醉心。粟特人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自北朝初期以来，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他们来往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操纵着国际商贸活动，对于中西文化、贸易的沟通、交流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昭武九姓”人的墓地一直为学术界所瞩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固原城外南塬先后系统发掘有：隋大业六年（610年）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史射勿墓、唐显庆三年（658年）朝请大夫平凉郡都尉骠骑将军史索岩夫妇墓、唐显庆三年（658年）左亲卫史道洛夫妇墓、唐咸亨元年（670年）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诃耽夫妇墓、唐咸亨元年（670年）司驭寺右十七监史铁棒墓、唐仪凤三年（678年）给事郎兰池正监史道德墓，出土有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萨珊金币、金覆面、兽头金饰、蓝宝石印章、石门、石棺床、墓志等珍贵文物。[23]原州史姓墓地是在我国首次发现的唐代粟特人墓地。关于“史姓”，据史籍、墓志记载，是魏晋以来由乌兹别克沙内赫里夏勃兹地区东迁，后定居于原州的，我国史籍中称之为“昭武九姓”中的史国人。因此，该墓地的发掘以及出土物，使原州与西域的密切关系获得了证实，对于我们了解粟特人的生活习俗以及丝路贸易、丝路文化、中西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7．北周李贤墓出土的凸钉装饰玻璃碗，呈绿黄色，风化层很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玻璃的色泽和光亮度。是典型的萨珊王朝制品，其上凸起的凹球面装饰在帕提亚、萨珊时期的伊朗高原上一度很流行。类似的玻璃器在伊朗高原，我国的楼兰、巴楚、鄂城、北京、固原，朝鲜的大庆，日本的冲之岛、安闲陵等均有发现，经科学检验属钠钙玻璃。这件玻璃碗纪年明确，对于确定波斯萨珊王朝类似的玻璃制品的年代具有标尺性意义。[24]金戒指，面部镶嵌有宝石，宝石上雕一裸体人物手执弧形花环，根据戒面宝石及微雕人物形象可知这枚戒指的产地应是萨珊或中亚地区。环首铁刀，通长86厘米，为李贤生前佩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北朝墓葬中唯一保存完整的铁刀。从刀鞘一侧上下两个纵装的附耳看，这种悬刀方式最早发明于5世纪中亚、西亚一带，为我国古代兵器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波斯鎏金银瓶，为我国首次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珍品，瓶柄上端所铸的深目高鼻、头戴贴发软冠的胡人形象，与萨珊波斯人形象不同，据有关专家学者研究，属中亚巴克特利亚人。瓶腹部一周打押出男女三组人物浮雕像，分全裸和半裸体，三组人物描述了一个连续的希腊神话《金苹果的故事》，是一件具有萨珊贵金属工艺风格的巴克特利亚制品。[25]田弘墓中出土的5枚东罗马金币分别为：列奥一世（457～474年在位）1枚、查士丁一世（518～527年在位）1枚、查士丁尼一世摄政期（527年）2枚、查士丁尼一世（527～578年在位）1枚。且查士丁尼一世大帝时期的这枚金币，截至目前，在我国只有田弘墓出土。是近年来关于中西文化交流重要的发现，就数量而言，是我国境内考古发现中出土东罗马金币最多的墓葬。根据金币上发行所记号确认，5枚金币分别来自A·S·I 3个制造局，流入中国距离其打造时间已有20～50年之久，其中3枚金币表面分别有24个不等的穿孔，表明金币流入中国后，其原有的货币职能有某种程度的转变，为防止遗失而钻孔。此外，据谷一尚先生综合了我国文物考古中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资料考证，中国出土的金币，大多是君士坦丁堡的发行所制造的。[26]手握或口含金、银币的葬俗，证实了北朝时期丝路沿线中西文化传播的兴盛和文化交流的发达。再现了丝绸之路一线文化交流由西向东逐渐传播的过程，以及对丝绸之路沿线商业贸易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8．北朝后期是中国历史上继东汉之后壁画墓的又一个兴盛时代。以1983年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资料的发表为契机，北朝后期壁画墓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此前，1954年咸阳底张湾墓出土的一幅北周建德元年（572年）女子人物画像。1983年发掘的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贤墓中墓道、过洞、天井绘有侍卫，过洞上方绘有单层或双层门楼，墓室绘有伎乐、侍女等大批珍贵壁画，是北周墓葬壁画的一大发现，内容丰富，绘制水平较高。1993年发掘的北周保定五年（565年）宇文猛墓墓道绘有侍卫壁画。1996年发掘的北周建德四年（575年）田弘墓墓道、天井、过洞两壁没有壁画，墓室主室四壁及后室、侧室均绘有壁画。从保存情况看，甬道与主室四壁为人物形象。西壁两侧绘侍从群像，后室东西两侧壁根据残留壁画看分别应为男性和女性人物画。墓室转角处亦绘有纵向的红色条带，形成画面分界线。田弘墓是继李贤墓之后壁画保存较好的一座北周墓，从壁画的构图、绘制手法看，二者有所不同。整体人物画的布局与造型均有别于李贤墓等，人物面部画法与敦煌西魏288窟供养人像、北周296窟本生图中俗人像、461窟中弟子像面部画法近似，说明北周时代原州与临近西域的敦煌地区的画工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流，丰富了这个时期墓葬壁画的内容，艺术价值极高。另外，田弘墓是继李贤墓之后北周墓葬壁画的又一重要发现。虽然两墓年代接近，但从绘画风格上则表明它们来自两个工匠集团的作品。因此，固原北周墓壁画的发现，填补了西魏至北周墓葬壁画史的空白。这些墓壁画基本椭圆的形式为固原隋史射勿墓所沿袭，墓道、天井两侧绘有执刀侍卫，尤以幞头执笏侍宦为初见[27]，在此以后的唐墓壁画中这一形象成为墓室画中最常见的人物题材。隋唐墓葬从基本形式到壁画内容都可在北周墓葬中找到渊源，后者可视为前者重要的来源。因此，固原北周墓壁画为研究西魏、北周墓葬壁画的全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作者马兰英系宁夏固原博物馆馆员）

【注释】

[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8、59。

[2]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杨宁国：《宁夏彭阳县出土北魏贠标墓志砖》，《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3]固原县文物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6期。

[4]宁夏固原博物馆编著：《固原历史文物》，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5]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年第9期。

[6]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7]宁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8]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北周田弘墓》，东京勉诚出版，2000年。

[9]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十七、北周大利稽氏墓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10]《魏书》卷106《地形志》。

[11]《魏书》卷102《西域传》。

[12]《周书·于翼传附李穆传》卷30。

[13]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历代碑刻选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

[14]王泷：《固原漆棺彩画》，《美术研究》1984年第2期。

[15]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文物》1989年第9期。

[16]宁夏固原博物馆编著：《固原历史文物》，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17]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18]甘肃省博物馆编，韩博文主编：《甘肃省博物馆基本陈列丛书——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19]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20]《旧唐书·音乐》志2。

[21]杜佑：《通典》卷146。《白氏长庆集》卷3。

[22]《隋书·西域》卷83、列传第48。《新唐书·西域下》。

[23]罗丰编着：《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24]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

[25]罗丰：《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的鎏金银瓶》，《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

[26]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北周田弘墓》，东京勉诚出版，2000年。

[27]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