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¹⁾

沈坤荣　张　茹

摘　要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然而，在总量持续增长的背后，仍然存在结构上的不合理，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资源环境逐渐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约束，因此要获得经济的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赖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其中文化产业发展意义重大。文化产业以创意为核心，具有区别于其他产业的独特性质，生产与消费的规模报酬递增以及正外部性的产业特征决定了文化产业发展必然成为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关键词　文化产业；产业结构；增长方式

1　引　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在国际社会的观望和争议中一路高歌猛进，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周期性衰退迹象时，中国经济却风景这边独好。然而，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各种结构性问题也十分突出，使得当前经济快速增长的格局面临着严重威胁。主要表现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要素投入为主要支撑的粗放型增长，而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水平时，长期持续增长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制约，粗放型增长难以支撑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尤为重要。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及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要素投入数量的提高推动的，则为粗放型增长；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的，则为集约型增长。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要素质量的提高，二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转型有助于促进TFP的增长，而产业结构的转型则主要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来支撑的。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要素质量，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文化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制

2　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特征与结构演进

2.1　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特征

自1978年以来，伴随着经济转型，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达9.8%，人均GDP年均增长达到8.4%。图2给出的是改革开放前后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人均GDP和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出，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中国的GDP年均增长达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对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这一增长业绩黯然失色。1978—2006年，GDP年均增长比1952—1977年期间高出近4个百分点；同时，尽管人口基数有较大的提高，但1978—2006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比1952—1977年期间的3.8%高出了1倍多。

图2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过去近30年的持续增长使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迅速朝着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与亚洲的另一个大国印度基本处于同样的水平。经过不到30年的发展，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印度已远远落后于中国。2006年，印度的经济总量约为8 540亿美元，人均GDP不到1 000美元，仅相当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4年，印度GDP增长达到8%以上的仅有两年，有14个年份增长率在5%～8%之间，1981年甚至是负增长。在转型经济中，中国的增长业绩更是骄人。尽管东欧及前苏联的一些转型国家经济在最近几年得到恢复，但在转型初期，26个转型国家都出现了负增长，2000年GDP仅比1990年增长6.5%，而中国同期的经济总量却翻了一番多。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经历也可以用“增长奇迹”来说明。在超过1/4世纪中保持接近10%的年均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也只有日本和东亚少数几个新兴经济体有过同样的经历。

2.2　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演进

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具有比较劳动生产率优势的工业部门迅速发展并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上升的结构转变过程。1978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为27.9%，就业比例高达70.5%。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三次产业的构成由27.9∶47.9∶24.2转变为2006年的11.7∶48.9∶39.4；农业部门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由70.5%迅速下降到44.8%。结构的巨大变化归因于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在过去的近30年中，中国第二产业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3%，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

图3为1978年以来我国三大产业总产值的变动，以1978年为基年计算。由图3可见，1978年至1985年，三大产业占GDP的比例基本保持平行发展，而90年代以后，工业产值所占比重明显提高，至2006年，第二产业总产值远远超过一、三产业产值之和。90年代以来，虽然第三产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然而在GDP总值中第三产业所占比例仍十分有限。

图3　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三大产业的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2.3　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

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的投资率平均维持在40%左右。在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同时，中国的投资效率却在持续下降。这不仅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在以能源和矿产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条件下，高投资必然带来原材料的高额需求。最近几年，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成为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飞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调整后的GDP占世界的份额只有4.4%，而当年我国消费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却分别占全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因此，如果不能利用价格杠杆、产业政策和其他手段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优化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因瓶颈制约而陷入衰退甚至出现滞胀。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虽然保持了持续的增长动力，然而增长的模式却是依赖于高投入高能耗的基础上的，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在长期不可能形成可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在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能源、环境已经逐渐成为进一步持续增长的约束条件和瓶颈制约，因此，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

3　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

经济增长方式按照动力来源可以分为要素支撑型、技术支撑型以及制度支撑型。其中三种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比例的相对大小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方式为粗放型或为集约型。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进步为希克斯（Hicks）中性，C－D生产函数为

Y＝A·f（K，L，t）

其中:Y——总产出；

　A——技术水平；

　K、L——分别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

　t——时间。

对上式两边全微分并变形，得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令，分别表示产出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要素（资本、劳动）投入的增长率，上式可进一步化为

GY＝GA＋GI

这意味着，产出的增长可以分解为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以及代表要素生产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如果＞50%，称这种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经济增长；如果＞50%，称这种增长方式为粗放型经济增长。

根据上述理论，可以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分析。表1是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对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这一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逐步下降，因为与1978—1993年相比，1993—2004年期间来源于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较大下降，经济增长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因资本积累而产生的人均资本的增加而非效率的改进。

表1　增长的源泉（1978—2004年）

资料来源:Kuijs，Wang（2005）

许多国内经济学者也运用了不同的方法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见表2），虽然这些研究由于方法、数据处理等因素的不同，呈现出一些差异，但从总体来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转型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间区间里是较高的，特别是1979—1985年期间TFP的平均增长率和增长贡献率是最高的，但在1989年左右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其贡献率较低，从而拉低了平均值，而在1994年前后开始的十几年间里TFP的增长率出现了总体下降的趋势。但由于最近国家统计局（2005年，2006年）大幅度的调整了1993—2005年的GDP的数值，由此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部分研究结论的准确度。

表2　中国TFP实证研究的结果比较

续表2

注释:GTF、GF分别为综合要素生产率（TFP）的年均增长率和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的贡献份额。笔者根据已有文献重新整理计算所得。

本文另外根据新古典的索洛余值法对我国1978年至2005年的TFP水平和增长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见图4。由图可见，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TFP波动较大，1993年以来，TFP水平保持较稳定的发展，然而总体水平较低，要素生产效率的改进对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作用十分有限，即要素质量的提高以及使用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相对不显著，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来推动。

图4　我国TFP水平和增长率的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份。

从测度投资效率的高度分析，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简称ICOR）。资本边际生产率就是指资本存量的边际产量（dY/dK），即产出的增量与资本存量变动的比率，由于资本存量的变动（dK）等于投资流量（I），因而在宏观层面上，资本边际生产率又可以用GDP的增量与投资的比率（dGDP/I）来表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边际资本－产出比率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倒数即ICOR＝I/dGDP，ICOR的提高意味着投资效率的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修正的数据，并对GDP增量做了通胀指数上的调整，更为准确地计算出了中国各年度的ICOR，也以此修正了一些学者（张军等，2002）关于该指标测度的偏误和部分结论。计算的数据显示我国ICOR的情况在1994年以后一直趋于上升的恶化状况（见表3），在1994—2005年的10年间中国的平均ICOR为4.52，即为了比前一年多生产1元GDP，中国需要追加4.52元的投资，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的ICOR处于急剧恶化的状况，而过去5年，这个指标平均上升至4.81，其中2004年和2005年已经超过了5。根据国际经验，印度现在的ICOR指标则只有3.7，中国的ICOR指标也远远高出其他一些地区在经济起飞时的水平，比如日本的ICOR在1960年代为3.2、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的这个指标分别为3.2和2.7。

表3　中国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

续表3

注释:ICOR＝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GDP的增量，即“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倒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国家统计局的修正数据（2005，2006）。

图5为中国年度ICOR与5年移动平均线。

图5　中国年度ICOR与5年移动平均线

比较我国1978年至2005年的劳均产出以及劳均资本的变化（见图6），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均资本的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劳均产出的增长幅度，即资本投入的增长要远大于总产出的增长，意味着资本利用效率的下降。这进一步可以由资本产出比的变动来考察，见图7。我国自1978年以来，资本产出比逐渐增加，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资本产出比增长率显著增加，然而资本投入的大幅增加并没有带来产出的同比例增加，这意味着资本使用效率下降了，从而全要素生产率也必然下降。

图6　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的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份。

图7　资本产出比的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份。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表现为粗放型特征，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高增长，而要素的使用效率或技术水平却没有相对提高，反而随着要素投入的增加有下降的趋势，使得产出的增长与要素的增长不成比例。这种增长方式从长期来看必然不具有可持续性以及稳定性，特别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日益受到能源和环境瓶颈约束的条件下。因此，要使得我国经济在长期取得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粗放式的要素支撑型增长转变为内涵的技术支撑型增长。

4　发展方式转变有赖于产业结构的转型

我国目前粗放型增长方式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和限制，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的生态环境加速恶化，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另一方面，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了土地、淡水，煤、电、油、运以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的稀缺资源极不经济的被耗费。

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也经历了若干阶段（吴敬琏，2006），在不同阶段，主导产业发生替代，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发生变革，见表4。在18世纪70年代以前，工业化国家处于起飞前阶段，经济增长主要靠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投入来推动，主导产业为农业。而之后的约100年间，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实现了早期的经济增长，表现为大机器工业代替了手工劳动，经济增长依靠资本积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为重化工业。而再后来的100年间，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为与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则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化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增长中。

表4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阶段和相关的增长理论

资料来源: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44

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消耗原材料和大批廉价劳动力。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以工业为基础的第二产业带动的，还处在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阶段。在基础薄弱、科学技术水平低、劳动者文化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化，最初只能依靠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增长。在工业化发展的起始阶段，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诸如资源的极度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等问题，而且也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调，重工业比重较大、农业相对落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三大产业间的不协调，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影响第二产业本身的持续发展。因此三大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文化创新转变。

5　文化产业发展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撑

5.1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有赖于产业结构的支撑，而其中产业结构的转变应当主要依靠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能力，而且越来越成为一国的主导产业而受到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逐渐深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新的产品形式和组织方式不断涌现，并且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逐渐成为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文化产业有着“无烟产业”、“朝阳产业”的美誉。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产业日益成为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文化产业视为一种战略产业，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我国也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上了日程，并力图使其成为未来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但可以缓解日益紧张的资源约束、降低能耗、增加就业，促进社会资本合理流动，而且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从而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与和谐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对文化产业发展进行研究，变得尤为重要。

2004年3月29日，国家统计局在与中宣部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从国家有关政策方针和课题组的研究宗旨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文化及相关产业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国家统计局将以下8类列为“文化产业”的范围:①新闻服务；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③广播、电视、电影服务；④文化艺术服务；⑤网络文化服务；⑥文化休闲娱乐服务；⑦其他文化服务；⑧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服务。简言之，文化产业是以“文化创意”为核心，通过技术的介入和产业化的方式制造、营销不同形态的文化产品的行业。

图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加值及其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份。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文化产业逐渐从初始的自发、无序向产业层面自觉、有序迈进。图8为我国1997年至2003年间文化、体育、娱乐业的增加值及其占GDP总值的比重。由图可见，自1997年以来，我国文化产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增加值占GDP总额的比重仍然非常有限，到2003年仅占3%左右，2004年以后的数据由于统计口径有一定改变，故不易与之前数据进行比较。图9为文化产业就业人数占总体就业人数的比重以及占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其中文化产业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由图可见，文化产业就业人数占总体就业人数的比重在1978年至2002年间相对稳定，而文化产业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却在1978年至1993年间经历了大幅下降，且1994年至2002年间也呈逐步下降趋势。可见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并没有完全发挥第三产业“劳动力蓄水池”的优势，其对就业吸纳的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表5为我国主要年份文化产业发展主要指标，从指标的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至2006年，代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指标都有明显的提高，意味着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日益繁荣，文化产品日益多元化，极大地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出版物和电视电影等媒体逐步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市场竞争格局。然而，从表中数据也可以看到，我国文化产业总体发展还比较缓慢，尤其相对于第三产业近几年的蓬勃发展而言。因此，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时期，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得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与国民经济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呈正比，使得以创新为基础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支撑。

图9　文化产业就业人数比例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注:TOTAL表示文化产业就业人数占总体就业人数的比例，IND3表示文化产业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

表5　文化产业发展主要指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2006年中国社会统计数据

5.2　文化产业发展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制

文化产业区以“创意”为核心，以盈利为目的，与其他产业相比，其不同的产业特征决定了在研究中有必要将文化产业区别于一般的产业单独进行分析。文化产业以创意为基础，通过不断创新从而获取利润。

首先，文化产业属于创新密集型产业，创意是文化产品和服务产生与发展的灵魂。创意的产生引发的技术进步能够一方面提高要素质量，另一方面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促进经济增长向集约型方式转变。另外，与一般的技术创新产业不同的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都是文化创新的过程。而文化产品的消费使得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价值实现和放大，是产业营销模式创新的过程。因此，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当知识和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时候，生产中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增，因此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发展机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即技术创新的过程，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创意的研发固定成本高，而边际成本低，一个创意一旦被市场所接受，可以持续地带来递增的收益，因此，文化产业生产中的规模收益递增特性决定了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长期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

第三，文化消费具有共享性或网络正外部性，即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消费者从产品中所获得效用与共同消费同一产品的数量正相关，随着消费者数量的增长，每个消费者获得的效用也将增长。与传统产业不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存在很强的外溢效应。文化产品的价值并不是来源于稀缺，而是来源于普及，普及程度越大，其价值也越大。另外，文化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性决定了厂商在进行定价时需遵循平均成本定价的原理，因此文化产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厂商对文化产品的市场的规模预期，当厂商预期市场规模较大时，商品的价格会较低。因此，无论是从消费者获得的效用角度还是从市场规模角度，消费者福利与文化产品的市场规模正相关。

第四，文化产业的生产具有范围经济性，产业内部关联紧密。文化产业的理念创新具有较高的固定成本，同一创意如果能够通过若干不同的媒介分别承载，其创意的固定成本将会得到有效的分摊，创意的经济价值也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因此文化企业的生产应当采取同心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如Disney品牌作为动画产业誉满全球的同时，其基于创意的品牌优势对于旅游以及相关的各种纪念品、书籍、影碟等产业分支逐步扩大，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第五，文化产品具有正外部性，来源于文化产品的提供具有部分排他性以及非竞争性。非竞争性表现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意提供的成本，而与消费者数量关系不大，生产者在生产中享受规模收益递增。另外，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人数的增加不仅不会带来拥挤成本，反而会带来共享收益，其消费具有收益递增性。非排他性表现在，文化创意的提出具有正外部性，使得技术追随者的模仿成本小于技术发明者的创新成本，这种创意外溢有利于追随者发挥后发优势。

第六，文化具有产业外部性，文化产业的范围经济决定了产业目标的多元化。文化消费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效用，同时也是消费者学习知识，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文化产业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同时还具有社会功能或文化功能。

6　结　论

文化产业通过推动技术进步，生产和消费的规模经济，生产的范围经济、正外部性和产业外部性等机制，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从而提升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以提高TFP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以要素投入为推动的粗放型向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集约型转变，从而在长期形成持续增长的动力。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促进服务业发展，缓解经济增长中的能源、环境压力，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文化产业不仅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还包括文化服务的提供，能够形成产业发展的链条，有效的增加就业，延伸价值链增值区间，提升产业结构，并使得产业间分工得到整合，优化经济结构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文化产业的生产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以及范围经济特征，其创意理念的生产具有正外部性，其消费具有规模经济，这种独特的产业特征决定了其增长速度呈指数性或几何级数增长，其生产和消费增长的内生性决定了其发展必然存在品牌聚集的规模优势，而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恰为规模收益递增，因此，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2］顾江.文化产业经济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2005（6）.

［4］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经济研究，1998（3）.

［5］李京文，等.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6（12）.

［6］孙琳琳，任若恩.中国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世界经济，2005（12）.

［7］徐瑛，等.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与分解.经济研究，2006（8）.

［8］张军.再论中国的投资效率下降和资本形成的总量特征.打印稿，2002.

［9］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世界经济文汇，2003（2）.

［10］郑京海，胡鞍钢.中国改革时期省级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2005，4（2）.

［11］Kuijs，L.and T.Wang.2005.“China’s Pattern of Growth:Moving to Sustainability and Reducing Inequality”，World Bank China Offic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

［12］Jefferson，G.H.，T.G.Rawski，1996，“Chines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trends，measurement issues，and recent development”，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3:146－180.

［13］Young，Alwyn，“The Razor’s Edge: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Vol.CXV，Issue 4，1091－1135.

【注释】

(1)此项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07＆ZD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473036）资助。此项研究也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中心”子课题“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