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新闻媒介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伴随着媒介发展与世界同步的历史脚步，2007年中国传媒学术界及业界对外国媒介的研究也呈现出兴盛的态势。就我们检索到的学术期刊和业务性质的杂志来看，发表的学术文章有189篇。按照考察的焦点不同，将其分为外国媒介理论、传播实务、传媒经济与管理、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几大部分；同时，还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俄罗斯和韩国，按照国别的逻辑线一并来谈，初衷是俄罗斯在历史上的苏联时期，与我们国家政体相近，它的相关情况值得我们借鉴，而韩国是近些年亚洲文化产业，尤其是电影、电视业崛起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因此，需要细致地诠释。
一、媒介理论研究
针对外国的媒介理论，研究者的视角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于熟知的基本理论的透彻理解，提醒人们不可漠视常识
关于真实性问题。有文章解剖了美国《托莱刀锋报》摄影记者造假事件，认为真实是新闻记者赢得公众的唯一出路。“无论文字还是图片，读者期望看到的是对新闻事件的准确报道。因此记者和编辑不允许通过篡改引语或修改事件来增强其喜剧效果。摄影记者和摄影编辑不能以数码手段修改照片内容以使影像看起来更具冲击力或艺术性。”(1)即使是有着172年历史、在美国内战时受到过林肯总统的青睐、2004年获普利策新闻奖、2005年获全国最佳调查奖的《托莱刀锋报》也不能例外。
当然，对于假新闻，重要的是建立惩治机制，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自律机制是新闻界为了防止政府和大众对新闻媒体制定规则而进行自我限制的结果，同时也是负责任的媒体获取受众信任、较少诉讼、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自律包括新闻界内部的行业监督机制和媒体内部的独立监察员制度。英国的行业自律机构新闻申述委员会作为监督媒体不当作业、保障公众利益的重要机制，以其独立卓然的地位和高工作效率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行业监督使得造假的媒体和记者受到空前的舆论与名誉压力。而部分媒体内部的独立监察员制度，则能在该媒体内部进行即时监督和纠错。《纽约时报》特有的更正制度与《华盛顿邮报》代表的独立监察员制度都是美国媒体自律的典范。”(2)
关于新闻的客观性问题。多少年被作为金科玉律的客观性理念如今在西方媒体碰到了的新的挑战，“媒体的高度集中，超大型传媒集团的出现，构成了客观性原则的陷阱，形成了民主的对抗性力量。出路在于:从新闻职业的立场出发，强调报道的中立性；强调报道事实的真相；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强调以新闻自由为精髓”(3)。
关于宣传问题。宣传与新闻报道两者的关系是时而能说清，时而又说不清的问题的原因是，“宣传概念有从宗教到政治再到商业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宣传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由此也产生了三种观点。一种是人文主义对宣传的批评，以杜威和宣传分析学会为首的人文主义者，从民主和个人自由的立场出发，对美国一战后的宣传提出了批评，并且主张从教育入手增强公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第二种是专业主义的宣传观。针对人文主义者和公众的批评，提出公关宣传的从业人员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严格自律。第三种是中间地带，把宣传作为一般社会现象，中立地进行研究。实际上，这样操作是很难的。除此而外，宣传还成为政治对手相互攻击的对象”(4)。
2．对于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专门问题的理论解答
关于传媒与政治。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美国的认识上，美国传媒自认为是“第四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是“对手关系”。实际上，对手还是同盟，不在于说，而在于做。于是，美国在反恐、外交、大选及战争中上演了一幕幕媒介与政治、与政府的联袂剧。
2006年12月，总统布什多次接见美国各大报纸的主编，“目的是劝说这些主编在报道某些敏感议题时，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问题成为布什与美国主流媒体必须相互妥协的主要议题”(5)。在外交上，“美国决策者—大众传媒—美国民众构成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方面。大众传媒频繁地介入美国的政治生活尤其是远离民众的外交事务，因为媒介深知:美国决策层需要它来推行其外交政策；美国的国际事务活动要借助大众传媒展开。正是大众传媒这种自主地要参加美国政治的意识，使得美国决策层越来越重视它的力量，而它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6)。
在竞选时，“政客们通过媒体作秀，思想灌输成为所谓民主的精髓，而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制造同意，是控制公众的常用办法”(7)。
在战争上，最近的莫过于伊拉克战争了。研究者分析了政治文化传统对美国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影响，“通过美国媒体对战争本身灾难性的报道；对反战活动的报道；对媒介自身的反省等认为，质疑公权力，揭丑是美国政治文化传统对媒介的深刻影响”(8)。
关于公民新闻。作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公民新闻运动，有学者针对其实践探索和学术争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它是美国社会发展和大众传媒发展的结果；它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的新的思考和努力。围绕‘为人民’这一理念，力图挽救日益堕落的公共生活以及媒体与公众之间的联系。同时，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即无法真正实现公众为表达自己的声音而要求的使用权”(9)。还有学者提出了用“众包”模式推进“公民新闻运动”走出困境，寻求发展的契机(10)。
关于新闻法规。新闻自由仍然是与新闻法规不可分割的话题。研究者除了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双重标准有着基本的认识外，还有比较具体的自由与法规的规范性探索，如反垄断法、反盗版、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保护消息来源等。
在反垄断法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只有“深入理解西方反垄断政策法规及其历史性演变，才能理解当代西方传媒业及其制度的转型。西方媒介反垄断法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禁止限制性协议、决议或协同的共谋行为；禁止滥用独占地位的行为；控制集中程度或并购规模。在考察垄断问题时，市场结构、经济绩效、企业创新是不可偏、互相关联的三大变量”(11)。
在反盗用方面，研究者主要对美国盗用规制的法律依据；引起公众注意权与盗用的关系；对逝者的盗用；盗用的辩护进行了分析，“从而理解美国反盗用规制的社会意义。主要是满足现代社会保障隐私权的需要；为现代社会传递信息的合法性提供了尺度和标准；能够合理地协调社会各方利益”(12)。
在文化多样化保护方面，为避免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欧洲报业努力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社会政策法规鼓励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对垄断和媒介集中有相应法规；控制模式通过影响报纸成本而促进报业多种类存在；报纸资助制度以保存传统文化及报纸种类的多元化。”(13)
在诽谤罪方面，以美国大众传播的公共诽谤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说明“现代司法系统如何在民主宪政的理念下协调公共官员（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新闻言论自由权之间的矛盾”(14)。无独有偶，从沙利文原则到雷诺兹特权，这是英国诽谤法的一个重要案例，“此案确认，如果涉讼内容涉及公共利益，而媒体的表现有符合负责任的新闻业的意义，那么，即使出现错误也可免除责任”(15)。
在保护消息来源方面，特工门事件曾被美联社评为2005年十大新闻事件，该事件对美国政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新闻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记者的获罪与入狱使得保护法与隐私法、新闻法与新闻道德、消息源保密与真实性之间的问题凸显出来。美国规制记者保护消息秘密来源的法律，包括联邦法和州法律。联邦法以判例为主，州法律以成文为主。”(16)
关于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仍然是被关注的论题，既有论述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国家，如加拿大、日本；也有论述刚开始进行的国家，如美国(17)。传媒业发达的美国在媒介素养教育上却不是最先进的国家，研究者在追溯世界上媒介素养教育三大模式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特色与经验，以全美第一个在本科生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阿巴拉契亚大学为例，介绍了美国媒介素养教育是如何推广的。强调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解构能力——分解媒体信息、操作实践、流程、机构以及影响的具体构件，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教育工作，让学生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人，而非单纯地加强对媒介信息的抗拒思想”(18)。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角度越来越多。有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崇并且一以贯之的专业理想的，包含以下几点:追求价值中立，超越国家、民族的利益界限；尊重隐私权和消息来源保护；维护报刊的独立地位；公正；真实性；纯洁与反庸俗化(19)。
有从西方自由主义语境中看新闻专业主义的(20)，探讨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历程及其公众服务的信念，并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了新闻从业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同时，也论述了当前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障碍，包括政治势力对媒介的影响，资本势力对商业媒体的控制，信息自助餐报道模式的弊端”(21)。还有从现实主义理念出发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具有分裂性的，认为“西方新闻业追求新闻专业自治的目标过程中，新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经营构成了新闻专业化的经济基础，服务公众和新闻自由成为新闻专业化的理念基础，而大众社会的兴起成为新闻专业化合法化的社会基础。专业主义既不是规范价值论者所认为的那样理想化，也不像职业权利论者认为的那样完全受经济利益驱动。从专业与政府、市场、大众社会等外部权利之间的复杂关系来看，政府、市场、大众社会既可能成为新闻专业化的主导因素和实现专业化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其消极、限制性的因素”(22)。
二、传播实务
对于外国媒介在新闻实务上的变化，研究者们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版面编排到各类文体以及不同内容的采写对策，均一一进行了论述。
1．改版
2007年1月2日，改版第一期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在全美范围内免费赠阅，“这张一向以版式保守著称的老牌报纸，在坚守了117年独特风格后，终于被时下改版潮流裹挟着‘随波逐流’了，加入瘦身潮流”(23)。8月28日，《华盛顿邮报》推出全新的“艺术时尚”版，主要包括:改善彩色的运用，面上（包括头版）留出更多的空白以增加更多的无框照片。栏目内容也在4S下进行了重新安排。《纽约时报》在2007年看起来显得更苗条了，报纸的宽幅缩减了3．81厘米后为30．48厘米，与大多数美国的大报相同。
据《编辑与发行人》2006年度报告，“美国星期天报纸总发行量从1995年到2005年下跌9．7个百分点。星期天报纸发行量比日报发行量下降高出1．4个百分点。创新经营方式、变革内容与形式，是美国星期天报纸走出困境的出路”(24)。
当我们深入研究美国报纸的这场新设计运动时，就会发现，“形式的变化仅仅是一种外在表现，编辑哲学的变化，管理方式的革新，技术的发展才是导致版面创新的关键因素”(25)。
2．关于财经报道
对财经报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华尔街日报体”的研究上。华尔街日报体指那种华尔街日报惯用的写作方法。即从某一独特的具体事例开始，经过过渡段落，进入到新闻主体，叙述完毕后又回到开头的事例上，使读者能够感性地了解事实，读得饶有趣味，颇受读者欢迎，也得到了研究者们的认同。有研究者对10篇华尔街日报获得普利策奖的中国财经报道进行了透彻的分析(26)。
用讲故事的方法写活财经新闻，华尔街日报体的确具有借鉴意义。因为它“强调调查性报道的重要地位。新闻故事的魅力:小故事，大主题。处理数据与引语的诀窍。新闻报道中人性的视角”(27)。而一组解释性报道的范本——2007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获奖作品，则是因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报道进行的分析。华尔街日报在这组报道中表现出多视角；细节化展示；丰富的信源以及运用了平衡手法(28)。可见，注重财经新闻的解释水准，把“新闻语言＋财经专业语言＋数字＋图表当作一个整合系统来看是非常必要的”(29)。
3．关于普利策新闻奖的报道
对普利策新闻奖的研究经久不衰。研究者以第90届普利策新闻奖为范本，发现14项大奖中11项均属纯粹的负面新闻，占获奖总数的78．6%。由此看来，“讨邪伐恶是美国现代报业的一个重要职责。虽然资产阶级报纸把揭丑新闻客观上当作吸引读者的手段，但这种揭露与批评有利于打击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官僚资本家，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作用，能够起到维护民主体制和现行制度的作用”(30)。
不仅普利策奖的负面价值观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它的人物报道的价值选择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研究者概括为:自然灾害、社会大变动之后的普通人生活；与疾病及生理缺陷抗争的普通人；与种族、贫富等社会问题相关的人；道德上存在争议的普通人；犯罪活动中的受害者都是普利策新闻奖人物报道所青睐的。在主题选择上，与自然灾害、战争、社会大变动紧密相关。在表现手法上，充分展示出西方形象思维的多元性。新闻人物性格鲜明，形象丰富。注重写实，生活真实感强(31)。
4．对伊拉克的报道
美国媒体一向以与政府成为对立面而闻名于世。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制定了战时新闻政策，逐步加紧政府对新闻媒介的战时报道控制。这种变化，在2003年3月第二次美伊战争的报道中体现得最为重要。主要表现为距离失衡、角色失衡、立场失衡(32)。当然，研究者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的战争报道明显呈现出负面为主、意见多元的状况。新闻理念和职业伦理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主要反映了传媒在公权力关系、平衡报道以及消息和言论分离上所作的努力(33)。
5．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报道
2007年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该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这起案件震惊了全世界。《纽约时报》记者在枪击案发生不久便深入现场，在官方没有给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采写出了一篇高质量的新闻。有特写、有细节、有气氛；有中景、有远景。用连续的、多重的“镜头”将事件真实地还原给渴望在第一时间了解情况的读者，“在客观忠实反映事件的同时兼顾含蓄的意见表达，足见其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34)。
三、传媒经济与管理
这是研究者们非常感兴趣的领域，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美国，也有加拿大、瑞典和英国。既有对整个报业经营状况的概括，也有对媒介集团独到的经营理念及模式的分析。
1．美国的媒介融合与管理
从20世纪末开始，媒介融合成为世界媒介产业发展的趋势，大型媒介集团要求本国政府开放媒介所有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学者选择了“美国、英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介管理现状进行比较，来探讨媒介融合的政策条件。指出媒介规制的变革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35)。
作为私有财产占主体的美国报业，资金来源主要为两个方面:广告收入和发行收入。两者大体是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的比例。面对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广告收入出现了变化，须进行相应地调整。为此，“报纸行业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开拓新的收入渠道。于是，出现了广泛产品组合的‘混业’经营模式”。同时，发行量这一块也要加强战略调整，“总体上看，美国的报纸发行量处于缓慢下降的趋势。为挽回颓势，报纸在保持自己的传统读者群体之外，开始逐步重视以前被忽视的群体，如年轻人、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以增加报纸的发行量”(36)。
西方国家的传媒机构，经营部门的设计通常是完善的。“以报业为例，除新闻和评论部门之外，还有广告部门、发行部门、促进部门、生产部门、人力资源部门、行政部门、信息系统管理部门、物业管理部门和研究部门。因此，国外媒体对高管的经营能力、商业头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新闻从业经验及办报办内容的能力。”(37)当然，也没有数据证明职业经理人加盟传媒就注定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普遍的模式经常是:优秀的传媒工作者，同时接受较为系统的经济和管理课程的训练。因为传媒业毕竟不同于其他产业部门，如何在盈利和为公众利益服务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才是判断传播经营管理人才优劣的标准。”(38)
在报业经营上，美国确有一些可行的办法。采编、经营两分在美国是比较自然的事情，它是一个行业规范，不牵涉资源共享和良性互动的问题。有研究者走访了《华盛顿邮报》的广告部主任，甘尼特公司公关副总裁以及普通的记者，回答是一致的。“美国新闻界有条不成文的行规，如果与采访对象有扯不清的利益关系，一定会身败名裂。美国报纸也有生活类的副刊，也介绍衣食住行方面的产品，但它们不做软广告，为了体现客观公正，有些媒体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品评实验室，所评的物品都有报社买单，不接受任何人送来的东西。”(39)
美国的报纸发行主要采取“宅配制度”，即有报纸发行部门组织人员送报上门。“主要的经验是:①市场的态度。积极主动，深谋远虑。开辟专门园地，培养学生记者。②科技的优势。③重视提高服务质量。④培育品牌的意识。⑤人才的培养。”(40)
当然，也有人看到了美国报业变革中的隐忧:“针对美国报业近年来财务状况提升缓慢的状态，美国报业不断被迫减负:大量裁员，缩小编辑部规模；改版瘦身，节省印刷开支；收缩采访范围以及签署‘多报共享内容协议’等，这些措施虽然部分减轻了报纸当下的财务压力，但却削弱了报纸的核心产品，正在吞噬报纸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对报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41)
作为国际新闻集团，默多克的管理是可以做范本的。首先是多品牌战略的实施，“全球化、跨媒体多点布局既是营销战略又是多品牌的核心。STP广泛持续的公关宣传、整合营销策略是巩固之道”(42)。财务管理严谨独特也是默多克新闻集团的重要举措，是传播内容以及管理方式全球化及本土化完美融合。“集团扩张的重要战略是——合并；新科技技术:革新现在，兼容未来；企业文化:卓越的个人魅力，独特的编辑业务。”(43)
2．加拿大媒介的经济与管理
从资本运营的角度来看，经营报纸是将报纸本身当作经营对象，即通过报纸的交易来赚取利润。在康拉德·布莱克的报业史中，绝少创办新报纸。他总是通过参股和收购的方式来扩展他的事业。1969年，布莱克和大学同学用18 000加元收购了加拿大一家濒临破产的周报《圣布鲁克记录报》，到1976年他的斯特林集团拥有9家日报和9家周报。1978年，他买下加拿大阿格斯公司，也就是后来的“霍林格国际”。至20世纪90年代，康拉德·布莱克在世界范围内总共拥有了近700家大大小小的报刊，成为“加拿大报业大王”，拥有英国发行量位列高端报纸之首的《每日电讯报》、中东地区最大的报纸《耶路撒冷邮报》以及2001年居美国报纸发行量第十三位的《芝加哥太阳时报》。“霍林格国际”也成为市值约14亿美元的世界第三大报业集团，仅次于美国甘纳特公司和默多克的新闻集团(44)。
对康拉德·布莱克来说，报纸购并后也不一定非得将它经营好，一旦有人出好价钱或者有更佳的投资机会，他就会将手中的部分报纸卖出去。对于已收购的报纸，“他首先要削减报纸的成本。霍林格国际公司报纸经营的第一个策略是将人工成本控制在年收入的30%之内。其次是实行本地化的编辑方针。霍林格公司的报纸总是大量地报道当地新闻，尽可能多地刊登当地名人的照片。如果读者想要知道外面世界的事情，他们可以看电视和读杂志。报纸本质上是地方产品，接近性是新闻的重要选择标准。再次是建立一种积极上进的报业文化。康拉德·布莱克认为编辑是在创造一种文化，创造一种乐趣，是一种让人十分骄傲的事业，只有最爱这一行业的人才有资格胜任，其座右铭是‘高效创造，洞察敏锐，激励人心，奋发向上’。而且他建立了一套鼓励报刊记者写出最好、最真实的新闻稿件的办法。他的报刊记者队伍十分精明强干，不仅笔锋犀利，而且具有创造性”(45)。
加拿大除了这样的报业帝国之外，它的社区报纸的发展也值得关注。在报纸就要消亡的新世纪之初，加拿大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它的社区报、周报等所谓小报发行量稳中有升，财务表现稳健，报业主体结构依然坚固。“加拿大被称为社区报的王国。要想达到传播效应，需要细分受众，而‘因群施传’已成为媒体共识。社区报的优势在于:准确无误的报道和不可替代性。社区报的标志性特征:对某个特定社区的服务性和归属感。在一个良好成熟的报业结构中，除去主流报纸，对应细分化市场的各种不同要求，应有一个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形态各异的报纸群。长尾理论阐述的就是这种小众市场显露的种种商机。”(46)
3．日本报业的经济与管理
内容产业是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有研究者针对日本内容产业的现状，“分析了日本发展内容产业所依托的理论。同时从经济总量、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和国际影响力三个角度对现状进行了描述。还对影响日本报业的经济、社会、文化等间接因素以及产业布局、操作经验和技术转化能力等直接原因进行了分析”(47)。
四、电视
对外国电视的研究更多地关照了电视的运行体制及技术更新。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和数字化改造是其主要着眼点。
1．关于公共广播电视
这一问题的研究从各个角度涉及了西方几国。其中，对英国的研究比较细致。对英国公共传媒体制产生的历史原因，以往学者们大都认为是西方出版自由理念的自然延伸和体现，但现在有学者指出“它是政府和市场双重制约的产物。英国历史上两次政策的冲击对公共传媒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8)。尤其是第二次，使得“公共传媒体制得以保存，但对商业电视的管制也基本放弃了。这是英国电视业实质上的变化”(49)。
从英国公共广播电视理念的缘起与嬗变的历程来看，“单一的公共资金模式逐步被打破，从公共垄断到双头寡居，走到了现在的多元竞争格局上。这一切都是通过英国政府发布的专家委员会报告和白皮书等进行的”(50)。这一切都离不开公共广播电视的政策变迁。因此，有研究者对政策变迁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首先，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20世纪初期的现代自由主义英国保守主义。其次，新右派将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理解为满足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所有消费者的利益之和就是公共利益。第三条道路把放松规制、促使竞争的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同时强调社会公正，并对媒介内容和市场行为进行再规制。”(51)
同样地，也有研究者从公共电视的公益性内涵方面分析了美国。“从非营利性、严格管理制度、追求平等、强调非经济价值取向四个方面讨论了电视公益性的内涵”(52)，回答了人们的争议。日本NHK的更新之路也引起了人们的主意，它的问题“不仅在于公营和民营，而且在于如何建立起能使其获得独立精神的制度。目前，日本所采取的是在维持公营体制的框架下进行自我更新的措施，在法制上仍没有建树”(53)，而这又是恰恰值得研究的。
2．关于数字化与新技术
有研究者以罗杰斯和巴斯的扩散理论为分析框架，对美国数字电视的扩散路径进行探悉，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政府的强制性时间表与扶植性经济支持政策为数字电视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潜力；电视网首先使受众面广且适合高清表现的体育节目、黄金时段品牌节目个性增强，并以此为扩散起点，提升了创新系数；地方电视台则利用数字压缩技术实施内容本土化策略，提高数字电视的模仿系数。由多主体创造的以互联网为依托、以计算机、手机等为接收终端的多媒体融合渠道为数字电视扩散创造了更广泛的传输平台和更多的受众。”(54)
英国的电视数字化也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在当代广播电视数字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意志应对全球性挑战而做出的反应十分重要。“英国政府将数字化转换看成是振兴国内电子消费品产业和推动相关领域高技术发展的重要机遇，在信息产业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激进式的改革，政府动用国家强制力推动广播电视和电信的融合与竞争（主要是以私有化取代垄断或半垄断），不仅为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提供财政支持，也使消费者受益。”(55)
五、网络媒体
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不仅引起了媒介形态本身的变化，而且还引起了人们思考方式的变化。在资讯科技颠覆一切的时代，传统报纸是坐以待毙，还是转型为网络上自为的个体，在多媒体世界中建立独特的一席？是拥抱社会媒体，还是继续关门作业？网络为报纸媒体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正在呼唤我们的想象，去进行积极的探索。
2007年是美国传统报纸转型的一年，其方向可总结为:“从编辑、记者中心到读者受众为中心；从精英办报到精英结合社会办报；从平面媒体主导到网络主导；从报网互动到网络驱动；从文本到多媒体；从报纸编采的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美国独立的新闻研究网站www．journalism．org每年发表年度传媒业的调查报告，2007年综合了六项指标来评估和分析报纸网站的数字化制作质量与水平，它们是受众定制化；互动性；品牌化；深度性和收入来源。那么，报纸媒体的出路与未来在于无限的空间、积极的探索。”(56)也因此，有研究者继续分析了网络时代的美国信息的传受关系:“从传播过程中‘政府—媒介—公众’三方关系的演绎来考察传统媒体在传播信息过程中对信息的侵蚀，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构建的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的新局面和它对美国新闻业发展的现实意义。”(57)
具体来说，追逐“动众”是美国报纸的移动战略。在手机等随身移动设备出现后，电子技术为报纸提供了一个全时陪伴读者的媒介渠道，“手机媒体的内容是有用和愉快的混合物。简单而形象化的内容，让浏览更愉悦；广告瞄准用户需求；运营严格把控成本都是其发展的举措”(58)。
尽管手机报是报业的发展趋势之一，但是，手机报的前进道路并不平坦，其中，大面积亏损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者们对手机媒体的盈利模式进行研究显得十分紧迫与重要。日本是世界上手机媒体起步最早也是最为发达的国家，其手机报盈利模式主要有手机广告模式、阅读收费模式和增值服务模式。
六、俄罗斯的新闻传播业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壤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俄罗斯的新闻传媒业历史及现状一直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它的现行政策、新闻法规，以及对苏联时期报纸检查制度的反思上。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政治体制转轨，原属于苏联的中央电视台与广播电台则分别落入联邦政府与各地方政府或共和国的手中，在俄罗斯联邦刚成立的初期，就已经形成大约75个电视中心，然而地方政府对于电视中心的管理却远远落后于当时前苏联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这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地方政府无法筹集到用于电视中心发展的资金，同时电视中心的新闻从业人员对于电视媒体的管理也缺乏必要的经验。这使得金融寡头进入传媒领域，大有与国家政权一争高低的态势。桥媒体集团、罗格瓦斯汽车集团、天然气工业集团等都是显赫一时的媒介集团。因此，1993年底当俄罗斯政体确定了双首长混合式的总统制后，持续强化中央政府在传播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就成为叶利钦与普京总统重新对媒体进行有效控管的途径。自2000年到2002年普京大体完成了整顿媒体、国家化控制的进程。
1．关于俄罗斯的媒体管控
有学者认为这也是俄罗斯媒体理论回归服务国家社会的过程:“从苏联时期开始，媒体的职能与属性就被定位在如何协助振兴经济与发展国力。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媒体的定位集中在新闻自由与媒体集团等概念上面，倡导公共媒体与公共利益。因而要论述俄罗斯媒体理论回归服务国家社会的内因要素与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并发现俄罗斯媒体仍循着一条既定的规律在运行。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而非资本家来解决，这时国家需要媒体协助政府找出问题，告诉政府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其角色相当于谏臣，而媒体不应以炒作的手法刺激人们的感官、情绪，因此商业媒体绝对不是普京恢复国力的理想媒体。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普京，媒体都是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工具，媒体不会在体制外掣肘政府。普京说过，媒体不能袖手旁观。媒体的机关属性促使俄政权每次经过大的变动时，例如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进入转型时期，俄罗斯媒体最终势必要回归到中央媒体独大的位置上来，使得媒体仍会在列宁工具论指导下发挥作用。但是俄罗斯媒体不再是明文由党来控制，政府也不像苏联时代介入媒体过多，媒体要由专业媒体人管理，记者必须按照新闻规律的专业角度来进行采访写作，这样俄罗斯媒体仍是俄罗斯社会的独特阶层。20世纪90年代新闻是媒体寡头与政权交换政治利益筹码的时代已经过去，普京的基本思路在于:媒体不会成为商业资本运作的场所，因为媒体不但是政府机关的一部分，还是企业化经营与管理的实体，但是它的目的不在于资本的增长，而在于协助国家进行公民社会的建构，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59)
在俄罗斯媒体强化政府力量的同时，立法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俄罗斯传媒领域开始发生变革。一年之内（1990—1991年），俄国连续出现了两部新闻传媒法。随后的转型中，传媒立法方兴未艾，原本一片空白的俄罗斯传媒法领域很快初具规模，形成了系统而有序的传媒法律基础。有研究者描述了俄罗斯传媒法形成的历史背景，介绍了俄罗斯传媒法系统的基本结构，分析了法律基础对俄罗斯传媒变革的作用，指出了传媒法的不足以及在运用中出现的问题。”(60)
2．关于前苏联的书报检查体制
不仅俄罗斯的现实需要我们认识，前苏联也总是让我们可圈可点。有学者以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冲突理论与安全阀体制说为理论视角，透视前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与苏联剧变的关系，力图解答历史的困惑。
“在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识中，社会冲突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分裂性的和有危害性的现象。对于书报检查制度对党和国家近期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给予了太多关注，却忽视了其对国家、社会长远发展的不利影响。苏联的大众传媒共同塑造出太平盛世，无意识地积蓄矛盾，以至于形成破坏力量。而这种力量最终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突破口爆发出来，造成国家各领域的局面一片混乱。有些学者把苏联剧变的原因归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只能说是抓住了表面原因。”(61)
七、韩国的新闻传播业
虽说这几年韩流很猛，但我们对韩国媒介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2007年，有学者赴韩国考察学习，解答了人们的长期困惑:韩国媒体是怎样培育民众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结的？媒体的责任感和运作方法怎样？
1．关于政府的策略:媒体负有国民教育的崇高责任
通过对韩国报社、公共电视、诸多大学的访问，我们得知韩国政府为加强媒体同政府的联络在做着一种自觉的努力。“总统先生说，要想提升社会的水平，信息的作用很大，媒体具有何种水平和态度也很重要。他要求对宣传工作有更积极的认识，应提高信息的开放度。他表示实施采访支援体系先进化对公职社会会带来较大负担，但他本人会带头承担困难，他要求国务委员发挥好领导作用，引导公务员采取积极的态度。”(62)
“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做公共广播的监督运动，运动的宗旨是为新闻传媒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功能。比如像KBS（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这样的公共电台，为让其摆脱政府影响而坚持独立性立场，报道和讨论节目能够保持公正性，都必须对其从体制上看，KBS属于公营电台，国有但经营不属于政府，为国民广播服务，平时的宣传和报道不从属于任何党派和政府。管理由12名各方面推荐的知名人士组成理事会主管，社长由总统任命，再由社长任命其他副社长等主管。这种体制保障KBS有极大的自主权，便于坚持客观性原则和确保其公信力。”在新闻教育方面，韩国的学者“要向学生们讲解新闻的规律和原则，让学生们在学校里就开始懂得媒体的责任是什么，让他们毕业之后很快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善于处理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新闻系学生应该把自己培养成为知识、品质和能力全面发展的人才，新闻系毕业生在复杂的新闻工作中应该具有健康的情绪，应该具备很强的自我克制能力”。韩国学界也很关心中国的情况，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对美国新闻教育十分重视的量化研究方法如何评价，广告教学中怎样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中国对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是如何认识和把握的？在中国，新闻界同政府会不会发生冲突，如果发生矛盾，又是如何处理的？在中国如何防范学术成果被剽窃，有哪些制度保障？”(63)
2．关于韩国的娱乐节目
现在，韩国的娱乐节目在我国也很流行，它们都明显地表现出了故事模式在娱乐节目中的运用特色。“与中国的娱乐节目相比，韩国娱乐节目无论在节目构思和设置，还是明星参与程度上，都有着丰富鲜明的个性，一方面用明星吸引观众、创造欢笑，另一方面以教育和公益感化观众、创造感动。娱乐性与人文性交融形成了韩国娱乐节目的独特风格。韩国娱乐节目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故事化的打造模式。故事情节有着独特的魅力，将故事融入娱乐节目中，无疑增加了娱乐节目的看点和趣味性，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观众的忠诚度。”(64)
3．关于韩国的媒介产业经营
韩国的媒介产业经营也有着独到之处。“韩国电视购物频道于1996年开播，是亚洲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在2000年至2002年间，韩国电视购物的销售额每年以60%的幅度快速增长，到2006年已经演变成一个产值高达53亿美元的巨大市场，据韩国产业观察家指出，未来几年电视购物仍可望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作为流通领域的后起之秀，韩国的家庭购物从1996年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可以和大型商场、减价超市竞争的‘第三势力’，韩国商界把电视销售的崛起称为又一次的‘流通革命’。电视购物能在韩国快速发展的原因，首先归功于韩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其次是专业化、产业化的营销机构；完善的节目形态；对象化、规律化的节目编排；‘实时促销’与‘限量购买’是韩国购物频道鼓励消费者购买的两大法宝。”(65)
不仅有电视购物的经营手段，手机电视在韩国也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借助SWOT模型分析，直观地考察了韩、美手机电视商业运营的实际情况，认为在韩国、美国手机电视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媒体”(66)。
撰稿人:郑亚楠（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注释】
(1)参见陈俊妮:《一个基本原则:照片必须讲究真实——美国〈托莱刀锋报〉摄影记者造假事件的思考》，《新闻记者》2007年第7期。
(2)参见殷褀、单凌:《国外假新闻及其惩治机制》，《新闻记者》2007年第2期。
(3)参见高金萍:《西方新闻客观性的陷阱与未来》，《新闻记者》2007年第11期。
(4)参见刘海龙:《西方宣传概念的变迁:起源于早期的争论》，《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5)参见胡逢英、吴非:《国家安全与媒体角色》，《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
(6)参见王玮:《试论美国传媒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上的影响》，《湘潮》2007年第4期。
(7)参见李丹:《变形虫异化的美国媒体》，《新闻战线》2007年第1期。
(8)参见李斯颐:《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与美国传媒的伊战报道倾向》，《新闻记者》2007年第9期。
(9)参见邵培仁、李一峰:《论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嘉兴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10)参见吴乐珺:《“众包”模式推进美国公民社会再发展》，《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8期。
(11)参见金冠军、郑涵:《论当代西方传媒反垄断政策法规》，《新闻知识》2007年第6期。
(12)参见曹维可:《美国传播法对盗用的规制》，《新闻界》2007年第10期。
(13)参见贺艳:《试析欧洲报业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新闻界》2007年第4期。
(14)参见张金玺:《美国公共诽谤法的发展和言论自由的扩张》，《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5)参见魏永征、白净:《从沙利文原则到雷诺兹特权对借鉴外国诽谤法的思考》，《新闻记者》2007年第8期。
(16)参见周明涛:《美国记者保护秘密消息来源的“特权”》，《传媒观察》2007年第6期。
(17)参见车英、汤捷:《论加拿大传播媒介素养教育及其启示》，《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裘涵、虞伟业:《日本媒介素养探究与借鉴》，《现代传播》2007年第5期；王文科、赵莉:《美国媒介素养运动的发展和启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
(18)参见张毅、张志安:《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特色与经验》，《新闻记者》2007年第10期。
(19)参见张昆:《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专业思想》，《新闻记者》2007年第9期。
(20)参见李林蔚:《从美国新闻史看新闻专业主义》，《青年记者》2007年第6期。
(21)参见孙立军:《西方自由主义语境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
(22)参见王学成:《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与传播和研究》第14卷第1期。
(23)参见郭建良:《华尔街日报版式改革浅析》，《新闻记者》2007年第2期。
(24)参见余婷:《拯救星期天——美国星期天报纸改版策略分析》，《青年记者》2007年第6期。
(25)参见赵爽英:《当代美国报纸版面创新的关键要素》，《中国报业》2007年第2期。
(26)参见冯树:《看美国财经新闻如何写？》，《新闻写作》2007年第4期。
(27)参见沈爱国、姚晓玉:《用讲故事的方法写活财经——新华尔街日报体的借鉴意义》，《新闻实践》2007年第2期。
(28)参见张咏华、刘鑫:《一组解释性报道的范本——2007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获奖作品简析》，《新闻记者》2007年第8期。
(29)参见冯英囡:《从国外财经报道谈专业性与可读性的统一》，《青年记者》2007年第1期。
(30)参见朱清河:《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负面报道谈起》，《新闻战线》2007年第2期。
(31)参见郑越:《美国媒体人物报道的新闻价值取向——以普利策新闻奖中的人物报道为例》，《新闻知识》2007年第6期。
(32)参见赵雅文:《美国媒体对美伊战争的失衡报道》，《新闻界》2007年第2期。
(33)参见李斯颐:《新闻理念与美国传媒的伊战报道倾向》，《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8期。
(34)参见晨曦:《从〈纽约时报〉对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报道看西方写作的若干优点》，《今传媒》2007年第8期。
(35)参见蔡雯、黄金:《规制变革:媒介融合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世界多国媒介管理现状的比较和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36)参见杨浩勇:《信息时代的自我拯救——美国报业的经营机制转型》，《中国报业》2007年第1期。
(37)参见喻国明、王斌:《传媒运营职场:国外的经验与模式》，《青年记者》2007年第7期。
(38)同上。
(39)参见廉振孝:《美国报业的办报经营两分开》，《新闻战线》2007年第11期。
(40)参见黄玮:《感受美国报纸配送系统》，《当代传播》2007年第5期。
(41)参见赵勋:《美国报业减负措施及其负面影响》，《新闻界》2007年第5期。
(42)参见袁爱中:《默多克新闻集团媒介多品牌运营之道》，《新闻知识》2007年第5期。
(43)参见王华敏:《小议默多克新闻集团的媒介管理特点》，《财经界》2007年第5期。
(44)参见杜相立、商建辉:《“小默多克”康拉德·布莱克的报业之道》，《传媒》2007年第4期。
(45)同上。
(46)参见陈凯:《透视加拿大社区报纸的繁荣》，《中国报业》2007年第11期。
(47)参见李海春:《日本内容产业现状及发展动因》，《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48)参见吴信训:《从英国公共广播看公共传媒体制形成与发展的要因》，《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
(49)参见曾海芳:《管制、放松与整合透视英国当前广播电视政策的改革》，《新闻记者》2007年第10期。
(50)参见李继东:《论英国公共广播电视理念的缘起与嬗变》，《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51)参见李继东:《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变迁的意识形态分析》，《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52)参见周小普、王丽雅:《美国公共电视网公益性内涵浅析》，《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
(53)参见诸葛蔚东:《日本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改革走向》，《传媒》2007年第11期。
(54)参见钟新、王春枝:《美国数字电视扩散路径探析》，《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
(55)参见白艳军:《英国数字电视决策模式、策略及政策》，《青年记者》2007年第6期。
(56)参见陈婉莹:《传统报纸媒体如何应对网络媒体的新挑战———以美国报纸网络版的变革为例》，《新闻记者》2007年第11期。
(57)参见刘肖:《网络时代美国信息传受关系分析》，《当代传播》2007年第5期。
(58)参见余婷:《追逐“动众”:美国报纸的移动战略》，《中国报业》2007年第7期。
(59)参见吴非、胡逢瑛:《俄罗斯媒体理论回归服务国家社会》，《当代传播》2007年第5期。
(60)参见李玮:《俄罗斯传媒法评述》，《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61)参见李赛可、陈卓:《苏联书报检查制度与苏联剧变》，《青年记者》2007年第6期。
(62)参见童兵:《媒体负有国民教育的崇高责任——赴韩国考察学习的一点感悟》，《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
(63)参见童兵:《媒体负有国民教育的崇高责任——赴韩国考察学习的一点感悟》，《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
(64)参见郑稳稳:《韩国电视娱乐节目故事化分析》，《青年记者》2007年第5期。
(65)参见田磊:《韩国电视购物的“流通革命”》，《青年记者》2007年第7期。
(66)参见殷俊、李默妮:《韩美手机电视运营模式分析》，《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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