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捧星”首开先河

报纸“捧星”首开先河

王　鹏

1936年9月1日,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大公报》十周年纪念日。报社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设立“《大公报》文艺奖”,表彰优秀文艺作品,具体事宜由该报副刊编辑萧乾操办。

1936年2月,萧乾随《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来到上海,创办《大公报》上海版。

7月初的一天,胡政之把萧乾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想以纪念《大公报》续办十周年的名义,发起一个全国性的征文活动,请萧乾具体筹划。

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萧乾犯难了,如果公开征文,应征者一定很踊跃,估计会有上千份应征作品寄来。大量的来稿,如何处理?势必要请许多评委帮助审阅,评委的意见又如何统一?这确实是一个难题。萧乾忽然想起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时,曾经了解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的一年一度的“普立策奖金”,是颁发给已经出版的、有初步评价的现成作品。萧乾认为,如果按照这一模式运作,比较容易掌握,可以避免上述弊端。

萧乾把这一想法向胡政之总经理做了汇报,得到胡的支持。胡政之和张季鸾磋商后,决定仿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的一年一度的“普立策奖金”的做法,奖项颁给已经出版的、有初步评价的现成作品;报社拨出1 000元,作为“文艺奖”的奖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胡政之责成萧乾全权负责“文艺奖”的评选工作,并邀请知名作家杨振声、沈从文、朱自清、叶圣陶、巴金、章靳以、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担任审查委员。

1936年9月1日,《大公报》刊发“启事”,宣布“第一届《大公报》文艺奖”的评选工作正式启动。“启事”中说,兹为纪念起见,特举办文艺奖,定名为“《大公报》文艺奖金”,由本报每年提存国币1 000元,得奖者以一至三人为限。

经过萧乾近一年的积极运作和悉心筹备,评奖工作进展顺利。因审查委员散居在平、沪、汉等地,不可能集中开会评审,对作品的意见由萧乾通信协调。最后,审查委员以通信投票的形式,决定了入选作品,得票多者当选。1937年5月3日,在《大公报》上公布了获得“第一届《大公报》文艺奖”的三部文艺作品的名单:即短篇小说《谷》(作者芦焚)、戏剧《日出》(作者曹禺)、散文《画梦录》(作者何其芳)。

萧乾综合各位审查委员的意见,对这三部作品都写了简短的评语,见诸当日的《大公报》。对曹禺的《日出》的评价:

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真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

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

对《谷》的作者芦焚的评价是:

“他和农村有着深厚的关系。用那管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他生动地描出这时代的种种骚动。他的题材大都鲜明亲切,不发凡俗,的确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

对《画梦录》的作者何其芳的评语:

“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

作家林徽因把几年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艺作品经过精选,编辑了《大公报小说选》,由《大公报》出版部在1937年6月出版,向社会公开发行。

《大公报》对这次“文艺奖”的评选十分重视,在奖项揭晓的当日(5月3日),《大公报》还为此发表题为《本报文艺奖金发表》的社评,对作家们寄予殷殷之意:“希望全国新兴作家决心完成近代文坛前辈未完成之事业,把握现阶段救亡卫国之急需,共以义侠之精神,悲愤之态度,以进民德,以浚民智,以泯社会之不平,以除风俗之病态,庶几因个人与社会之一般进步,而促民族复兴之速成。至于文学家处世立言之道,应勇敢的保持其合法之著作自由,对一切问题为公诚的批评指导,勿颓唐,勿苦闷,以唤不文、不学之人亦将努力学为诸君作品之理解者及同情者,以共扶翼中国文艺界之振兴。”

“文艺奖”的设立,是《大公报》的创举,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报刊组织过类似的评奖活动。这个奖项在当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文艺界好评如潮,更加密切了《大公报》与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联系,对推动文艺创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大公报》为纪念这次“文艺奖”的评选成功,特邀请作家林徽因女士选辑了一本《大公报小说选》公开发行。书中选录了近3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小说,其中有沈从文的《箱子岩》、张天翼的《善举》、杨振声的《报复》、林徽因的《模影另篇》、李健吾的《书呆子》、老舍的《听来的故事》、沙汀的《乡约》、芦焚的《阴影》、凌叔华的《无聊》、蹇先艾的《美丽的梦》等30篇,约计24万字。此书的封面设计者为钱君匋。《大公报》编辑主任王芸生在为这本小说选所撰写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对于一般爱好文学的朋友想来已不生疏了。有人说它太老实,然而三年来,在这种近乎于寂寞的老实中,它曾很忠实地担当了一个文艺刊物的责任。这本书便是它的一点成绩。读者也许奇怪,居然有那么多南北文坛先辈看这个日报刊物,连久不执笔的也在这里露了面。其实,这正是老实的收获。同时,读者还会带着不少惊讶,发现若干位正为人注目的“后起之秀”,原来他们初露锋芒是在这个刊物上。这个不稀奇,一个老实的刊物,原应是一座桥梁,一个新作品的驮负者。”这里,王芸生道出了《大公报》办好“文艺副刊”的初衷,就是要有新作品问世,要培养新人,而《大公报》只是一个“驮负者”。

“文艺奖”原拟每年评选一次,后因抗战而中断。

(原载2001年7月20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