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久不衰的友谊

经久不衰的友谊——为纪念《大公报》100周年而作

田　森

《大公报》总编辑杨祖坤兄嘱以《我与大公报》为题写篇文章,受嘱以来,不敢有怠,深恐有负同这家享誉世界的百年老报的60年的友谊。

对我说来,《大公报》是良师,也是益友;对《大公报》说来,我是读者,也是作者。特别是同《大公报》尚有两代人的友谊,有这样非同寻常的关系,怎敢怠慢总编辑的嘱托。

我第一次接触《大公报》是在1942年,那时我在初中读书,还是一个12岁的少年。一次爸爸拿了一张《大公报》对我说,这是他喜欢看的一种报纸,不仅由于它敢讲实话。敢于批评国民党,而且也因为那是他刚去世不久的多年好友张季鸾主编的。爸爸是西安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他同张季鸾都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也都是林伯渠的老友。爸爸当时很推崇张季鸾,说他秉性刚直,思维敏捷,文才过人,其文章未必在梁任公之下,还要我学习张的为人和文风。后来我曾认真读过《大公报》在张逝世后出版的《季鸾文存》,张伯伯用犀利的笔触驾驭着文字,字里行间闪烁着做真人讲真话的光彩和思辨的深度,令我受益非浅,可惜当时只看到了上册,始终未能读到下册。打那以后只要我能看到《大公报》时,总要努力学习一番,特别是它的政论文,每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少年时代,我对苏联的认识和向往都是受《大公报》影响所致,后来在斯大林时期,我有幸在苏维埃大地生活过一段时间,更加感受到当年《大公报》出版《苏俄观察记》一书说的都是实话,在当时反苏反共的大浪潮下,敢于如此秉直报道,又怎能不令人起敬呢?我从心眼里佩服《大公报》说真话的勇气和品格。世事沧桑数十载,这件往事给我留下的却是永久的回味。今天我被传媒说成是一位敢讲真话的知名社会学家,我真的不敢当,我差得远啦!我只能说我是一个耻于讲假话的学者,我能做到这一点除了要感谢爸爸和恩师李敷仁先生一再教导我要讲真话而外,的确得益于《大公报》很多。上面我称《大公报》为良师,实乃肺腑之言。

报纸不仅要真实地反映民意,而且应成为教育人民的工具,所以报人自己应首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长期以来《大公报》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实在得力于它敢讲真话。亲爱的朋友,你说世界上最令人感动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是真诚,那是连上帝都可以感动的,难道不是吗?而做真人,讲真话就是真诚最集中的表现。《大公报》之所以能赢得读者的信赖,其源盖出于此。《大公报》呼唤忘我和无私,其宗旨可谓崇高矣!而真人之所以为真,正是同忘我和无私联系在一起的。《大公报》以自己的实践在教育着人民要做真人、讲真话,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岂非大焉?

1948年3月,香港《大公报》复刊,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为促使华人爱国、爱港,宣传新中国成就,支持香港回归都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而回归以后,它又为继续巩固“一国两制”,为特区进步,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杨奇先生出掌《大公报》,这是一位曾经担任过7家报纸总编辑的著名报人,也是一位重量级的香港问题专家。我同杨奇先生相交20年,他的道德文章始终深受我的尊敬,而他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求实精神和对事业执著的追求,更常令我感动。由于他的高风亮节,据我所知,不少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愿意为《大公报》写作,在他任内也是我个人为《大公报》著文最多的时候,包括我最早在国内提出的中国迫切需要第五个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文章,也是在杨奇先生任内以显著版面发表的。姬鹏飞老慧眼识才,一槌定音,支持杨奇在离休前出掌《大公报》,实在是《大公报》的幸事。历史不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它对谁最终都是公平的。杨奇先生勤于思考,对如何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办好一张社会主义性质的大报做了许多深层次的探索,他的好多想法我都同意。我素来认为,我们做宣传工作,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而且要有高度的艺术,这里非常需要政治智慧。报纸是给读者看的,纵然你传播的全是真理,如果读者不很喜欢看,不很接受你,那么你的许多心血,即使不全付诸东流,也会大有损失。而要想有效地宣传真理,必须讲求艺术,必须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要更加重视以平易近人、同读者平等谈心的方式来与读者沟通,摆大量事实,讲透彻道理,以真理服人,这才是求实精神。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都是坚持求实精神的产物。由此可见,求实乃是胜利之本,焉能不细察之?

近年来,我常在海内外讲学,每当我有机会同当地华人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不少人在众多中文报纸中更喜欢看《大公报》,并通过《大公报》来了解中国。作为同《大公报》有60年关系的一位读者,这又怎能不令我极为快慰呢?又怎能不对《大公报》时至今日依然在海外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感骄傲呢?华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华人,他们信赖《大公报》,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它会讲真话。然而与此同时,我也听到一些希望它能有所改进的声音。

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海内外一些朋友都很喜欢看《马玲专栏》。只要在北京,我几乎是每期必看。这难道是种偏爱吗?不!不是的!《马玲专栏》的作者既能以满腔的热情来赞美好的、歌颂进步的,又能以犀利的笔触来鞭挞坏的、落后的,从而为促进社会的进步尽了一位优秀的、人民的新闻工作者的天职。在《马玲专栏》中,反映的是一个丰富的社会。我真的很感谢《大公报》的领导人开创了《马玲专栏》,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公报》的领导人说一声“谢谢”!

年轻时我也做过编辑,中年时我还给编辑和记者讲过新闻社会学。我素来不欣赏非要改人家文章以显示自己存在的那种编辑,而《大公报》不是这样的,它尊重作者的文风,不随便改动人家的东西,这正是高明编辑的风格。《大公报》处理稿件又比较迅速,应当及时见报的东西,它都能比较快地发表,这些优良作风的确值得不少报纸好好学习,也的确使得许多作者乐意为它著文。

《大公报》在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岁月里,以它所说的真话给人们带来多少启示和鼓舞啊!它撒在我少年心田里的是对真理的追求,是对未来的向往,是促进我进步的动力。20世纪下半叶,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微电子革命,它极大地改变着世界,在这新的背景下,《大公报》又带给了我许多新的知识、新的信息、新的思考,推动我迎着世界的潮流前进。

《大公报》在世界新闻史上占有光彩的一页,在它百年华诞的日子里,我衷心地祝愿它永远与时俱进,祝它“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的宗旨在中华大地上永放光芒,并为促进人类进步不断地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原载2002年3月23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