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久不衰的私学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私学是与官学相对而存在的，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私学，是指不由政府主持、不纳入国家学校教育制度之内，由个人或社会集团主持、经营、管理的教育活动。它既包括没有固定场所的游动四方的私人讲学，也包括以一位学术大师为核心的私学集团，当然还包括有着固定场所的正式的私学类型。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赖以生存的官学一度衰落，“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社会对新型文化的教育需要为私学的产生创造了契机。当时，产生了一批学识渊博、充满智慧的私学大师，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他们不仅留下了《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等教育经典，而且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思想。其中以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正是由于孔子开一代风气之先河，才打破了官学垄断学校教育的传统格局。私学的产生使学校教育开始走上官学、私学并存的二元轨道，私学在教学方法、教学体制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一步。

秦代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禁私学令”，否定教育的作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实为秦二世而速亡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今文经学为官学，但是并不禁止私学，而古文经学仍可由私人传授。由于私学力量日益增强，到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多达千人以上。汉代尤其重视师传家法，皆由孔丘以来的私学培养而成。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蒙学和精舍”（精庐）两种。前者是小学文化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呈现繁荣局面。私学在这个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教学内容上，开始突破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官学教育传统，讲授玄学、佛学，道教、科技常识等。开始重视启蒙读物和传统教材的编辑，规范教学内容，梁代周兴嗣编辑的《千字文》、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私学教材相继问世。有的教材还传入日本、朝鲜等国。

游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教学方式转变的一个显著特点。游学之风自孔子时代开始，流行于秦汉，兴盛于魏晋。其教学特点是：一是游学者多以追求通晓经术为教育目的。到魏晋时期，士人的游学目的由通晓经术逐渐转变成了主要以交接名士，从而达到获得社会地位及名誉的目的。二是游学地点的变化，由长安、洛阳，转为各郡县。汉代，教育文化中心在京师，初期士人游学大都集中在长安和洛阳。到了魏晋时，各地的士人，一般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但经过党锢之变，名士们开始厌倦政治，回到自己的故里，或游学，或办私学。

隋唐时期，官学繁荣，私学亦颇兴旺，名师大儒聚徒讲学之风依然盛行。隋朝王通是一个大儒家，门弟子遍及全国，唐代的卿相多出其门下；曹宪在隋时已聚徒讲学，常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亦多从之受业；颜师古以考定五经著名，未显达时“以教授为业”；孔颖达在未做官以前也“以教授为务”；刘焯以儒学名重海内，从国子学回家乡后专门从事著述和教授；柳宗元贬柳州时，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下者必为名士。

宋代以后，除书院以外，乡村私立的蒙学也非常普遍，其中家塾是最普遍、最方便的教学形式。蒙学教材多是字书，著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流传广远，影响很大。

中国古代教育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由于私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由讲学的精神，能和社会上新兴的学术思潮、文化思潮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私学的产生和发展，打破了“学在官府”、官学教育垄断的格局，改变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状况，使教育活动开始从政治活动中相对独立出来，开始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过程，在学术传授、教学方法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