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新闻中心大迁徙及发展趋势

一、国民党新闻中心大迁徙及发展趋势

1.国民党媒体的大迁徙及各大报系的形成

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迁都宣言》，宣布迁都重庆，新闻机构随之动迁，并很快形成了战时国民党新闻事业新格局:一是中央主要新闻机构迁往重庆，重庆成为战时新闻中心。二是国民党党报、军报纷纷开设分版，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党报、军报网络，但受战时客观条件限制，报纸质量有所下降。

在国民党媒体大迁徙中，首先转移的是国民党中央级的新闻机构。“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在社长程沧波指挥下开始转移。大部分人员及主要设备先分头向长沙、重庆转移，部分人员留下继续出报。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战争氛围中，《中央日报》坚持出版到11月26日开始撤退，12月13日南京被占领。1938年1月10日，《中央日报》长沙版出版，编号接南京版，张明炜任社长。同年9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出版，编号接长沙版，设为中央日报总部，程沧波任社长兼总主笔。长沙版继续刊行，改为分版，设分社主任。

随着《中央日报》的内迁，中央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相继迁往重庆。1938年3月10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恢复播音。在中央广播电台内迁停播过程中，汉口广播电台、汉口短波广播电台和长沙广播电台联合接替中央台播音。中央通讯社于1937年11月迁往武汉，武汉沦陷后迁入重庆。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核心报纸《扫荡报》也于1938年10月1日由武汉迁至重庆出版。与此同时，国民党在重庆还出版了大量时事政治性刊物如《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文化前线》等。这样，重庆成为了国民党战时新闻中心。

为了适应战时宣传，国民党的报纸还纷纷在各地开设分版。《中央日报》继1937年6月开设第一个分版——庐山分版(1937年8月停刊)后，陆续又在贵州、昆明、广西、湖南、成都、福建、福州、安徽、芷江(贵阳版分版)、屯溪等地开设分版共11个，形成了庞大的中央日报系统。其他几家直属中央的党报也随着时局变化而转移并开设分版，如《中山日报》、《民国日报》、《武汉日报》、《西京日报》等都办有数量不等的分版。军报《扫荡报》迁重庆后，陆续在桂林、昆明等地创设分版，军委会创办的《阵中日报》在抗战期间全国10个战区均开设分版，《扫荡简报》作为一种小型的流动性战地报纸在各集团军或军开设分版计50个，以上三者构成了国民党的军报系统。战时国民党中央党报系统、军报系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报系网络。

除了上述大报系外，国民党中央其他直辖党报以及地方党报在抗战中也得到发展。据统计，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创办过中央党报18家、地方党报412家、军报170家、共计600家，当时国统区报纸按1100家计，国民党党部、军部报纸占了53.9%，大大高于战前40.5%的比例^[1]。

战时国民党报纸的种类虽增加了，但由于战时器材匮乏和人才欠缺，报纸质量普遍下降。一是报纸篇幅减少;二是报纸印刷质量降低;三是内容匮乏，多为中央社的战时新闻和国际新闻及《中央日报》内容的转载，各报无特色可言^[2]。

2.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新闻政策

国民党报纸的新闻宣传在抗战初期以抗日救亡为主旋律，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反共的声音开始甚嚣尘上。

抗战初期，《中央日报》的抗战宣传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对“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真相予以报道，对日军暴行进行揭露。“七七事变”后，《中央日报》要闻版整版报道了事件经过，并发表社论驳斥日方散布的歪曲事实真相的谣言，对日军在平津的暴行予以愤怒的谴责。二是在言论上表明抗战的决心，鼓励全民抗战。如《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和战之最后关头》对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庐山谈话给予阐发、评述，鼓励全民抗战到底。三是对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予以报道和赞扬。《中央日报》开辟《各地通讯》专栏，对平津战场上的军民、上海淞沪抗战中的将士以及平型关战役中的八路军浴血奋战、奋勇出击的事迹给予及时报道和高度赞扬。在战地采访和与敌人的周旋中，国民党报人及其家属有100多人为国捐躯^[3]。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特别是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之后，国民党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制定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办法草案》等一系列文件。国民党的新闻机构由此加紧了反共宣传。首先是在舆论上强调“一个领袖、一个意志、一个纲纪、一个目标”的意识;其次是在具体报道和评论上将攻击的矛头直指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前两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以统一保障胜利》，指出:“统一的象征在哪里?贯彻政令是统一，贯彻军令是统一，整肃纲纪是统一，制裁叛逆是统一”，言辞之间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暗含杀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新闻机构便统一口径，攻击共产党，宣传的主题逐渐偏离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

为了控制舆论，国民党还出台了一系列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实行战时新闻管制。如1938年7月颁发的《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规定:“立言态度完全以派系私利为立场，足以妨碍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前提者”，“言论偏激狭隘，足以引起友邦反感，妨碍国务外交者”，均属“谬误言论”;“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足以破坏集中力量抗战建国之神圣使命者”，“鼓吹在中国境内实现国民政府以外之任何伪组织，国民革命军以外之任何伪匪军，及其他一切割裂整个国家民族之反动行为者”，均为“反动言论”^[4]。其他相关法规还有:《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38年7月)、《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时办法》(1939年5月)、《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1943年)、《非常时期军办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1943年)、《国民军事教育新闻发表标准》(1943年)、《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1944年6月)等等，这些为国民党实行战时舆论一律的新闻管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除了立法，1939年6月，国民党中央还成立了执行新闻管制的专门机构战时新闻检查局，在各省市设新闻检查所，主要县市设新闻检查室。由此，全国布下了一张图书杂志审查和新闻检查的大网。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系统虽然在舆论控制上得到了加强，但国统区新闻界检查与反检查的斗争却从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