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

编辑工作中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倘若有所改变，出版工作的方向就会发生改变，性质就会发生改变。这些根本性的内容制约着选题、审稿等编辑出版的重要环节。影响选题、审稿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不可背离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因此，制定与明确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十分必要。

1.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

政治是一种以上层建筑形式存在的客观现象。政治作为客体可以是政治制度、政治设施，也可以是政治思想、政治观点。人们对政治这一客体现象的主观认识以及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等是政治意识的表现。政治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与国家政权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对政治的全面、深刻了解有助于编辑正确认识出版工作中的方向，确立政治意识。正是由于政治与国家政权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政治意识便带有浓重的责任色彩。图书出版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出版物是党的重要舆论工具，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编辑工作的政治意识。毛泽东同志1948年4月2日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指出，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对于出版物宣传党的政策的高度重视。强调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编辑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合格的政治素质，能自觉按照党和国家的政治要求，严格把好出版物政治关，充分发挥编辑出版工作的政治职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加强阵地意识，防止错误、反动思想的侵蚀与干扰，维护党和国家的政治利益。

编辑的政治意识决定编辑的文化选择。审读并修改稿件的过程是一个创造并产生文化导向的过程。编辑选题、组稿就是在一一进行精神产品的比较和鉴别活动，什么准予出版，什么不可通过，政治标准是首要标准。这种政治制约性即是图书出版中的“一票否决制”。从出版物的主流中表现出的政治导向性体现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和要求，它以传播媒体的形式表现出国家政权对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导向。所有正规出版物都是政治主张下的产物，具有认同性者才可获“准生证”，一切否定的内容必定是与政治相违背的。确立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还因为出版物是宣传、舆论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一切政治主张、目的都可以通过出版物得到广泛的传播，出版物是党对群众宣传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的喉舌，所以出版物的编辑工作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列宁在给格·米雅斯尼科夫的一封信中说，出版“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6]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针对有些同志不习惯于做群众工作，毛泽东同志指示:“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针对新闻工作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坚持“政治家办报”的主张。所谓政治家办报，实质上就是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对某些错误观点不敏感的书生办报现象毛泽东同志予以了批评，要求办报者必须一下子看到问题之所在，假如优柔寡断，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辨别是非，也就难以坚持出版物的社会主义方向。

确立政治第一的原则还应注意政治必须与理论工作紧密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同时，极力反对报刊只突出政治的做法。1964年3月22日，毛泽东同志批示《人民日报》吴冷西:“《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7]1964年6月，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8]

强化政治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许多编辑有一种糊涂的认识，即:讲政治就不能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不能讲政治，把二者对立起来。的确，在市场竞争机制中，一些纯理论的、纯学术的、纯精神的图书受到生存挑战，因为读者对象缺乏、编辑利润指标要求等原因，这些出版物成为无人看好的“不赚钱的东西”，而越是非政治的、越是哗众取宠的图书反倒越有极好的经济效益。政治意识在出版工作中是一种明确的指导思想，只要指导思想正确，就应该理解文化产品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图书作为精神文化产品，最终要通过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客观事物相结合转化为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产品成果是以武装读者大脑、潜入读者思维、转化到其他物质产品生产中等形式出现的，当然区别于物质产品的直接效益。其最终成果并不亚于物质产品所创造的利润。在政治原则第一的前提下，所有出版领域都是可以开发的空间。有无政治观是编辑工作中政治意识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在复杂形势下编辑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重要思想保证。只有这样，编辑才会积极倡导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注重书稿中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引导先进文化的方向，真正起到党和人民的喉舌作用。

2.丰富文化原则

编辑出版是繁荣学术、积累存储知识、传播人类思想文化、创造精神环境等方面的重要工作。本着丰富文化基本原则，编辑应在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文化导向等几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

(1)文化积累要求编辑注重发挥文化成果的存储作用。正如没有电的发明就不可能有电子计算机，没有蒸汽机就不会有汽车火车一样。文化的传承是因为文字符号的出现，纸张等载体材料的普及，才使所有人类文明突破口耳相传得以“白纸黑字”方式记载下来。今天的人们享受着前人创造的文化，也为后人留下今天的文化财富，可以说，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创造的文化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编辑出版记录保存下来的。

(2)文化传播要求编辑出版物能够超越时空产生作用，不仅将远古时代的文化创造准确地记录下来传之久远，而且还会使远隔重洋的异域文化得以交流融会。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既反对盲目崇拜传统，颂古非今，又反对否定一切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编辑工作还应正确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各民族文化有相对的稳定性，故而要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文化，同时在接触和交流中相互影响、融合和吸引，使不同文化的碰撞、借鉴得以顺利、及时地进行，全人类文化创造的成果得以共享。通过编辑的工作使文化传播内容更加广泛，传播范围更加辽阔。

(3)文化导向是指编辑对文化发展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编辑工作并不只是被动地记录和机械地“搬运”人类的文化创造成果，而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标准对人类文化成果主动地选择，编辑工作是人的文化主体性的充分体现，而编辑出版对文化成果的选择又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方向。

丰富文化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自觉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编辑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以编辑一家之见确定出版内容，更不是以某个学术“权威”的观点为标准决定出版物的取舍，相反，它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有利于活跃学术空气，有利于促进文艺和科技发展。在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基础上，任何学术流派都可以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任何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展示他人。其实，也只有允许各抒己见，才可开阔思路。话不说不清，理不辩不明，雅俗共赏、多种多样才会显示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学术环境，才会丰富文化。

叶圣陶先生关于编辑出版工作曾有一句名言，即“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说:“开明书店是一个私营书店，当然要赚钱的……但开明不光为赚钱，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这样做，现在叫做考虑到社会效益，我们决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我们决不肯辜负读者。”^[9]其实，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辩证统一的哲学观。因为世事不可能全“为”，因此，在“为”某一事时，必然也在“不为”更多事。重在选择何为“为”者、何为“不为”者。编辑亦是如此。是追求社会效益还是追求经济效益，需要选择;是迎合作者还是满足读者，需要选择;是不顾出版部门性质想出就出，还是坚持某种风格与特色有选择地编辑出书等都需要选择。选择得当，受益无穷;选择失误，会让这种“遗憾的艺术”抱憾终身，个人失误事小，误导读者事大。至今，编辑出版工作都应坚持此原则。

3.质量第一原则

质量是图书的生命。质量第一的原则在编辑工作中的具体含义是:

(1)优质的图书方可长存于世。衡量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书籍出版事业的成就，首先不是看书籍的数量，而是看书籍的质量。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出版是短期行为，编辑只有将图书的质量放在第一位才可使图书流芳百世，编辑价值才可得以最终实现。图书出版必须认真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把质量第一作为首要原则。当然，没有一定的数量也不能满足社会读者的需要，也不利于提高质量。但是，增加品种数量要以保证质量为前提，没有质量保证的数量，对社会和读者都是毫无意义的。

(2)重视图书质量是对读者负责、为社会服务的具体体现。为读者服务、为社会服务是编辑工作的基本方针。能否贯彻这一基本方针，主要取决于能否满足读者、社会精神产品的需求。编辑人员重视图书质量也就应该多出版健康有益的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书籍，努力提供内容健康、格调高雅的读物，使人们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坚决抵制色情淫秽和封建迷信读物的出版。

(3)质量第一的原则是由设计选题、制订规划、开展组稿、审稿等各项工作组成的。每一环节都是图书质量的组成部分，既可为图书质量增光添彩，也可因为某一环节的失误出现瑕疵。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是图书质量的组成部分，内容部分在图书质量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优质的图书选题还需要完美形式相衬，为图书质量增值，但仅有完美形式的图书是不具生命力的。

(4)为了保证图书质量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奖惩机制和保障机制，增强编辑人员责任感，强化质量意识，把好图书质量关。

4.效益原则

效益分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种。图书的社会效益是指出版后的图书在社会上产生的好的或不好的影响。经济效益是指图书出版后带给出版部门赢利或亏损的利益。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图书出版应该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个效益的同时兼顾称之为“双赢”，但两个效益也会有发生矛盾的时候。社会效益极好的图书，可能会因为读者面窄，发行数量少，经济效益不是很理想;也有时，某类书会带来极好的经济效益，但社会效益极差，社会不允许其出版。两个效益“双峰对峙”，只有“双赢”才是图书出版的最佳效益。

效益原则的具体内容是:

(1)图书出版在获取最佳社会效益时也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是一种理想模式。

(2)当非理想模式出现时，编辑必须取一舍一。此时“效益原则”生效:社会效益第一。

(3)“效益原则”的实质是维护并积极支持“双赢”，质量即可产生效益，优质图书也应当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4)质量第一原则与效益原则并非矛盾，既要质量也要效益。与此同时，坚持效益原则是对质量第一原则的最大支持。

“效益原则”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条件下，也强调开动脑筋，做出品牌，广开渠道，增加发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出版部门本应也像工农业生产部门一样，把盈利看成情理之中的事，这是它求取生存、发展自我之本。作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经营活动既要考虑精神产品的特性和要求，又要考虑市场的作用和价值规律，争取最好的经济效益。市场经济体制带给图书出版广阔的空间，充分利用市场提供的机遇、手段、机制为高质量图书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这是编辑工作中应考虑的首要因素。

效益原则需要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乃至政治思想工作的监督与保障，一旦违背这一原则，单纯为赚钱而出书，或者降低出版品味，迎合低级趣味者的需求，便会使书籍质量下降，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此时，外部环境可以对编辑进行有效控制，故而，健全的法制和出版秩序，国家出版事业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是必需的。从出版内部来说，提高编辑的文化素质，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加强市场经营意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都应为两个效益的统一提供保证。事实证明，只有坚持效益原则，才会为出版事业带来辉煌前景。不重视图书质量，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出版部门最后往往走入困境，举步维艰，直至倒闭。

5.主体性原则

通常情况下对稿件的鉴别总是看它是否符合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是否观点正确、材料确实、文字通顺、表达合理。不符合这些要求的当然不能出版。但是，符合了这些要求的稿件是否就能出版了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因为即使符合了这些要求，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即新论点、新见解或新的材料、内容或新的表现、风格，而是人云亦云，陈陈相因，也毫无出版价值。在中国出版史上，曾经由于“左”的倾向影响，编辑思想上宁“左”毋右，抱着本本看稿，在观点上但求不为人先，对于新的见解，即使不视为“异端”，也不轻易通过。一个新论点、新提法，要以《人民日报》或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是否讲过作为标准，讲过的或提过的，方可采用……如此做法，在传统编辑工作时代曾经是可行的，但在当代，它无法体现当代编辑所承担的历史重任，与时代精神相背离，是应摒弃的。

编辑工作的主体性与时代有着紧密联系。编辑主动参与时代发展、反映时代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跟随时代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编辑对国内外形势、国家大政方针理解透彻、把握准确，对时尚潮流领悟力强，并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图书市场热点;二是对图书市场中业已形成的热点进行快速跟踪。

现实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当人们还来不及对形势作出正确估价时，昨日时尚已经不再引领潮流，被另一个时尚所代替，此时，刚刚上市的图书既替代了头一代选题，同时也被后一选题所替代。图书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出版节奏也越来越快。如果编辑不能紧跟潮流，主动参与、融入社会，就会被昨日选题所引领，走进一个不再新鲜的话题。因此，沿袭传统选题思路模式难以取得昔日辉煌，特别是对在地域、专业、文化资源等方面都不占优势的出版部门而言，紧跟时代应该是一种低成本、经济实用的运作方式。纵观近年来的图书市场，几乎所有图书热点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都扣紧了时代脉搏。如《老照片》系列是编辑深刻体会了读者被日益市场化的生活所触动的某种意味深长的回忆心情，因而带出系列“照片”书热;再如《绝对隐私》带来的“隐私”热不也是日益开化的社会中读者想要保留的一点点心灵栖息之地以固守个人的最后一片天空吗?更不要说《谁动了我的奶酪》、《数字生存》等的策划出版了，无一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编辑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劳动。编辑主体性可以体现于多方面。选题策划就是一种体现编辑主体性的创造性劳动，有可能遭遇失败，其中的变量与不定因素较大，因而，可活动的空间也大，体现主体性的价值也就十分明显。审稿相当于“来料加工”，其过程基本上可由编辑把握，因此，发挥编辑主体性更多地侧重在选题策划环节。编辑工作的主体性原则同时也强调了编辑工作的预见性，折射出编辑案头工作技术含量的高低，是编辑对图书亮点转化为卖点而主动全程介入各个环节的有机组合过程。一本图书的运作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与编辑选题策划的主体性有关。

编辑的主体性并不仅仅体现在策划一个好选题上，如果编辑技术含量太低，即使能体现选题主体性原则，也无法挖掘出编辑主体性的潜在品质。编辑工作技术含量高低从多方面体现出来，例如确定书名。当然，作者一般都会给书稿选定一个书名，但它并不一定就是图书最终出版时的名字，正如孩子一出生就会有一个称呼一样，但却极有可能与其学名不一致。编辑可以充分开动脑筋，挖掘书名的亮点，既切合图书实际又能吸引读者注意。再如，编辑可从审读的书稿中、与作者的接触中、了解潜在的图书读者过程中等多方面尽量寻找书稿中可以进一步深挖的题材，并将此题材做深做透。本是作者未想到的却被编辑想到，当然会赢得作者的信赖，也可促使作者更加努力创作，还可满足读者，可谓“一举三得”。另外，在编辑目录、索引、插图、版式、封面等书籍辅文与书籍形式时尽量实用周全、新颖别致，外观讲究艺术效果，形成视觉冲击力。目录、索引等辅文，作者通常认为是编辑的事，即使是做了也十分不内行，更多的则是不爱做、不知道怎样做。其实，这种检索性辅文是利用书籍的有机条件。目录较之索引简单，作者做得也多。而索引，如果作者不做编辑一定要做，这是编辑技能的最佳表现。遗憾的是现在大多数的编辑也不爱或不知怎样做索引。在国外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专门规定了某几类书如果著作页在300页(32开的书600面)以上时必须要有索引。我国也应该学习这种为读者着想的实实在在的办法。书籍的版面式样及封面、插图也是发挥编辑技能的有效场所。还有，书与书的不同，除了作者写的内容性质不同之外，编辑技能不同大多表现在辅文安排与版式设计上。巴掌大的32开版面上，其实足以表现编辑技能。但它只属于那些肯动脑筋，会动脑筋的编辑思想家。特别是在大多数书籍版面千篇一律的情况下，别出心裁的编辑就有了广阔的设计空间。独创性也是开创性。读者喜欢的一定是能充分发挥编辑技能的编辑。这些条件的充分利用既可为图书的发行销售奠定基础，又可显现各个编辑的不同风格、特色。

其实，编辑工作主体性原则无论是策划选题阶段还是加工过程都大有文章可做，注重编辑技术也是展示编辑经验与编辑技能的最佳选择，有了扎实的编辑基本功才能主动积极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