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完善广播、电视评论个性特征的途径
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摸索,广播、电视评论逐渐闯开了路子,打开了局面,日益显著地发挥着舆论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也有种种迹象说明,它们距离形成稳定、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个目标,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一方面是实践的发展为缩短这种距离提供了经验,另一方面是仍然存在的距离限制着实践的发展;这种认识和实践之间相互抑制的“循环”状态如果不能适当中断,那就可能因此而停滞不前。而要中断这种循环,除了从寻求完善和发展个性特征的途径入手,恐怕别无其他选择。
至于如何完善和发展广播、电视评论的个性特征,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60),可靠的办法恐怕就是在“走路”中找路。当然,这是一个自觉实践、不断探索和总结、提高的过程;而从体裁发展的角度看,却又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原则,也需要紧紧围绕既定的目标——在媒介传播方式和评论体裁特征结合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文法”,认真地解决如何适应受众的广泛性、正视内容的选择性,以及形式方面的特殊要求等一系列问题。
适应受众的广泛性
广播、电视评论如同其他广播、电视新闻体裁一样,可以拥有广泛的受众。至于究竟能够实际拥有多少受众,则未必与广播、电视的覆盖面成正比,而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的需求,适应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接受习惯。
我们曾经在小范围内,在有意识收听的条件下,就三篇广播评论的可听性做过3次调查,可听率分别为59％、45％和6％。可听率最高的,是“中广”的一篇题为《这样的“会诊”值得提倡》的广播谈话(61)。当时,青年电影演员张瑜、郭凯敏,跳高运动员朱健华,青年作家贾平凹,各自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崭露头角。为了扶植他们健康成长,上海、西安有关部门先后邀请专家、学者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不足之处。这篇评论用“会诊”比喻这种做法,并从这一点出发,比较深入地论述了社会如何正确对待青年人才、青年人才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同时对日益增多的瞎吹滥捧的现象作了严肃的批评。它得到较多听众的认可,看来主要由于具有某些吸引人听下去的因素,如论题引人关心,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听众比较熟悉,批评的是听众早有同感的现象,而且运用谈话的形式也比较平易近人。这个例子说明,广播评论能够拥有多少听众,与作品本身具有多少吸引听众的因素成正比;电视评论恐怕也大体如此。如果这个推断与实际距离不太远,那么就可以认为,适应受众的广泛性,既是把可能拥有的受众变成实际拥有的受众的保证,也是广播、电视评论完善自己的个性特征的必由之路。
适应受众的广泛性,固然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做多方面的努力,但根本的一环却是牢固地树立面向基层受众的观念。广播、电视直接通向千家万户,这为广播、电视评论直接面向基层受众提供了条件;充分利用这个条件,直接同活跃在实践第一线的基层受众谈论他们关心的问题,这样就能够拥有报纸评论不可取代的舆论优势。反之,如果像现在有些评论那样,动辄“各级党组织应该如何如何”、“广大干部必须怎样怎样”,或者谈论些与基层受众“八竿子够不着”的事情,那岂不等于“画地为牢”,自己缩小受众面,限制自己的影响范围和舆论作用吗?弄得不好,甚至还可能造成思想和情感的隔膜,扩大与多数受众的距离,哪里还谈得上适应受众的广泛性?所以,这个“面向谁”的问题,是关系广播、电视评论发展前途的根本问题,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掉以轻心的。
树立面向基层受众的观念,必然促进广播、电视评论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一系列变化。从大的方面说,这种变化将包括:(1)扩大评论领域,更加注意研究实际,尽可能捕捉和论述现实社会生活中与受众休戚相关的问题;(2)调整评论视角,尽量从多数群众关心的、易于理解的角度阐述有关问题(如把中心工作、部门工作问题与群众切身利害联系起来),促使评论角度多样化;(3)摆正与受众的关系,以平等的态度面向受众,增强评论的贴近性和亲切感,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指手画脚;(4)改进说理的方式方法,以多数受众熟悉的材料、易懂的语言和平易近人、促膝谈心的口吻说理;(5)从关心播出效果出发,从整体上为受众创造更方便的接收条件,包括在评论中作必要的交代、说明、解释,以及在节目安排、节目预告、内容提要和播音方面提供收听方便。当然还可能导致其他变化,不过以上几方面是主要的、基本的,是树立面向基层受众的观念以后的必然趋向、必然结果。
总之,树立面向基层受众的观念,是适应受众广泛性的关键。抓住这一关键,千方百计地满足多数受众的需求、照顾他们的接受能力和接受习惯,广播、电视评论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善自身的特点,赢得越来越多的受众。
正视内容的选择性
内容选择,通常有两种:一是基于需要的选择,即从宏观实际的需要或特定的意图出发,在权衡利害得失、轻重缓急的基础上,确定评论什么、如何评论;一种是基于可能的选择,这是从媒介和体裁能否胜任出发的选择。广播、电视播出的各种节目实际上都经过这两种选择,差别只在于自觉不自觉、恰当不恰当。
广播、电视评论的内容选择,从需要的角度说,与其他媒介评论的选择没有什么不同,因为都同样遵循从客观实际出发、服从于社会需要的原则。但是由于受媒介传播方式、受众状况和新闻评论体裁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制约,它们基于可能的选择却比报刊评论严格得多。换句话说,广播、电视评论与其他媒介的评论相比较,既有特别善于表现的题材,也有拙于表现的论题。比如,与新闻事件联系紧密的论题,广播、电视评论可以享有时效方面的优势,拥有记录现场情景的音响、图像,因此论述起来也就比较得心应手;而像《回答一个问题——翻两番为什么是能够实现的?》这种需要做多侧面论述的论题,就不是可以胜任自如的了。上面曾经比较过两篇题目同为《保护耕地,刻不容缓》的评论,《人民日报》可以很从容地论述,而山西电视台则付出了历时一个月、行程数千里和摄录300多分钟画面资料的辛勤劳动;两相比较,难易程度多么悬殊!所以,在完善个性特征的过程中,广播、电视就不能不十分重视内容选择方面的问题,不能不特别注意处理需要与可能、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
严格地说,广播、电视评论的内容选择,主要是基于可能的选择,或者说是在慎重考虑社会需要基础上的再选择。面对着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需要论述的问题,广播、电视评论既有所能,也有所不能,这是需要正视的事实。因此,在论述什么的问题上,既不能简单地与报刊评论攀比,“强不能为能”,勉强地论述自己不善于论述的论题;但也不能无所作为、消极取舍,甚至回避那些迫切需要论述的问题。正确的方针应当是也只能是积极地扬长补短,能动地处理需要和可能、内容与形式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
怎么处理?一般性的内容,当然可以根据自己是否善于论述,或取或舍;而对于攸关全局、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面对这类内容,如果因论述有困难而置之不顾,那就等于放弃社会责任;如果无视广播、电视的传播方式等因素勉强地论述,则无异于应付差事、敷衍塞责,充其量是削足适履,自然也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对于本来不善于论述却又非论述不可的内容,成功作品的经验就是:立足于需要,能动地采取各种因应措施,尽可能变“不能”为“能”,变“不善于”为“善于”。它们的经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一)把观念性内容具体化
有些以观念形态出现的内容,如方针政策的精神、思想或工作作风、社会思潮、行为倾向等,报刊评论往往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述,广播评论如果照此办理就不免捉襟见肘,电视评论则更是无从下手。但如果同典型事例联系起来,首先把观念性内容具体化,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去论述,那就不仅可以胜任,而且可以收到绘声绘色、情理交融,既不乏说服力也富于感染力的表达效果。至于怎样把观念性内容具体化,在本章第三节“为听众理解抽象内容创造必要条件”已有所阐述;其中所说的方法,大致也适用于电视评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二)在症结处充分展开
有些重大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涉及面比较宽,与周围事物联系比较复杂。铺开论述,纵横交错,不仅节目时间不允许,而且在线性传播的条件下也不利于受众透彻理解;压缩式地论述,把许多内容硬塞进有限的篇幅里,则难免空泛,在电视评论里甚至还可能导致声画脱节或相互干扰。面对这类内容,广播、电视评论与其作面面俱到,结果是“水过地皮湿”的肤浅论述,不如突出重点、在问题的症结处下工夫,也就是按前面所说的“省意”原则(62)处理内容。
(三)适当化整为零
有些重大的题材涉及许多处于同等地位的侧面,不便于突出重点,而在一则评论中论述则不是篇幅冗长、便是流于肤浅。在这种情况下,化整为零,以相对独立的系列评论的形式播出,未尝不可以成为有效的办法。例如上面所举的《保护耕地,刻不容缓》,山西电视台那样处理当然可以,也取得了较好的播出效果。如果用化整为零的方式,按乱占、滥用耕地的主要表现,把它分割为几个相对独立的论题,是不是还可以论述得更深些,更有针对性些呢?因为同样乱占、滥用耕地,但原因不同,纠正的办法自然也有所不同。比较一下这两种论述方式,就可以发现山西电视台那样集中论述,虽有利于人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形成重视保护耕地的社会舆论,但不利于深入地分析原因和问题的实质;而化整为零、分别加以分析,则可以更为直接地促使问题的恰当解决和处理。不过,广播、电视毕竟是不能倒检索的媒介(通过互联网提供在线接收的节目除外),所以运用化整为零的论述方式,务必要注意把握“适当”这一原则,即(1)用在非用这种方式不能充分论述的问题上;(2)尽量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让受众即使只收听、收看某一则,也能确切理解本则的内容;(3)为受众提供可以集零为整的条件,如扼要复述前此播出的内容、提示下篇的要点等等。把握这几点,化整为零才能够真正成为广播、电视评论突破某些本来不善于论述的题材的有效方法。
总之,正视内容的选择性,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广播、电视评论的优势,而不是束缚它们的手脚。明确这一点,在尊重广播、电视传播规律和受众接收状态的基础上,能动地处理需要和可能、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广播、电视评论也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来。
探索形式的特殊性
广播、电视评论作为新闻体裁,本身就是一种形式。这里所说的形式特殊性,指从属于体裁的形式——包括评论的具体类型(或称“样式”)和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特殊要求。这是广播、电视评论个性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播、电视评论属于新闻评论体裁的范围,在形式方面当然要遵循新闻评论的基本要求。但是,它们毕竟是经由视、听媒介传播的新闻评论,因此在形式上也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和特殊处理方法。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有一篇评论,题目叫《再论“行动也是一种广告”》(63),开头的一段是这么写的:
4月18日,“大众论坛”广播了一篇题为《行动也是一种广告》的评论,评论说到个体户张华勋并没有买过广告,但他的档口生意兴隆,原因是他能热情为群众服务。而某电梯厂广告虽然说得好,但由于没有信守广告诺言,在某用户中留下不好的印象,评论指出:行动也是一种广告,并敬告那些在广告中滥用溢美之词的单位,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优质服务上,不然,即使花了几千元来买广告,也不一定能够为你的产品打开销路的。
这样以复述前论的内容开头,在报刊评论中也许是累赘,甚至违背“开门见山”的原则,而在广播的连续或系列评论中,却是帮助听众明白前论讲些什么,更好理解后论的新的论点所必需的。因为听众未必都听过前一则评论,即使听过,时过一周,也未必能记住它的内容;如果没有这段复述,听众就可能像听天书一样,陷于不知所云的境地。又如“央广”有一篇评论,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为了使经济联合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需要十分注意宏观的经济效果,加强计划指导。宏是宽宏的宏,观是观察的观。所谓宏观经济效果,就是……(64)
这里的“宏是宏观的宏,观是观察的观”,也是为让听众听得明白的特殊处理。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们说明广播评论如果忽视供听的特殊要求,它的有些内容就不容易为听众听懂。
电视评论为了让观众在视听结合的条件下,更加透彻地理解内容,在表现上又何尝没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呢?例如在《保护耕地,刻不容缓》这则述评中,这个题目就以字幕的形式,先后出现了四次。这实际上是利用电视的传播特点,以其特有的视觉冲击力,实现反复强调、大声疾呼的意图,同时也起了区分和衔接上下内容的作用。又如《“三国四方”何时拆除篱笆墙》(65)的开头这一部分:
主持人(现场解说):……这里是我省东部边境小镇迎春。今天对迎春镇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这里正在庆祝迎春镇程控电话交换机工程的开通。
[画面](庆祝仪式,机房)
[解说]对一个地区来说,程控电话的开通,标志着这个地区通讯能力已经达到了现代化水平。但是,刚刚开通程控电话的迎春镇在通讯方面却面临着这样的困惑:在这幢邮电大楼里,楼上楼下的通讯仍然要靠长途电话来完成。原因是楼上楼下属于不同的通讯系统。楼上,迎春镇邮电局是地方电话网络;楼下,854农场电话站属农场通讯系统。
[同期声]854农场值机员:我们迎春片特别大,各有各的通讯网络,像我们854是农垦线,林业局有他的线,迎春镇开程控了,我们楼上楼下打个电话也必须通过长途线。
[画面](值机员接电话)
[解说]我们试着请值机员给楼下迎春镇邮电局打个电话,这个电话通过长途线绕来绕去,10分钟居然还没有接通。
主持人:尽管迎春镇开通了程控电话,但迎春镇地方与同处一地的854农场之间的联系,却还要通过总机走长途线,于是就出现了即使楼上楼下彼此联系也要挂长途这样的怪事。是两个单位不愿意使用一个电话网,还是1000门程控交换机没有足够的容量呢?
[同期声](采访虎林邮电局长)局长:就目前情况看,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
记者:程控开通后,为什么不能把农业、林业系统的电话并过来呢?
局长: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管理体制的问题,在通讯这一块,还是条条块块分割的,要打破这个条块,就是要推翻这个“篱笆墙”。
主持人:邮电局长的一番话,道出了为什么一个小镇却有如此多的电话系统,以至楼上楼下要打长途电话的个中原因。那么,这里的条条块块是个什么样的“条条块块”?“篱笆墙”又是什么样的“篱笆墙”呢?
[解说]这就是迎春镇,在这个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万的小镇上,并列着几个隶属关系不同的单位,有农垦系统的854农场,林业系统的迎春林业局,森工系统的迎春机械厂和迎春镇政府。除迎春机械厂外,其他几个单位都各拥有一套完整的公检法机构以及文教、卫生、通讯、电视差转台等公共事业设施,以一个个小社会的面目,在迎春镇上几分天下,各自为政,被人们戏称为“三国四方”。
这则评论主要分析论述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弊端,以及这种状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尖锐矛盾。开头这一部分这样处理,假如用报刊评论的眼光看,不免有叠床架屋的感觉,但作为电视评论,它不如此处理就不足以按电视的传播方式强化对内容的表现,就不能满足观众的视听需求,也就不成其为电视评论。
下面大致讲讲关于改善结构和语言的思路,具体形式留待下章阐述。
广播、电视评论的结构 有人说,由于新闻评论结构比较古板,不容易翻出许多花样来,要设计一个紧凑的、引人入胜的布局,得花一番工夫。(66)这虽然是就报纸的评论而言的,但其中的紧凑、引人入胜的要求,其实也是所有媒介的新闻评论的共同要求。
就目前的情况看,广播评论基本上承袭报刊评论的结构方式,即力求开头“开门见山”,主体丰腴严谨、层次分明,结尾挺拔有力、耐人咀嚼。电视评论由于同时运用声画符号,不能不更多考虑怎么适应画面的表现特点,更多地与具体事实联系起来,这就不能一概“开门见山”了;主体与结尾的要求则大致相同,只是具体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不过,广播、电视评论都需要在线性传播的条件下考虑结构问题,因此它们面临的特殊问题,大多数是共同的,这就是:
(1)怎样在线性传播的条件下力求有所变化?
(2)怎样在控制说理层次的条件下做到波澜起伏?
(3)怎样在虚实相间的同时达到逻辑层次分明?
线性传播、说理层次不宜多、讲究虚实结合,这些都是广播、电视评论适应媒介传播方式的基本要求,也是它们在处理结构时不能忽视的前提条件。如果无视这些条件,结构方面的努力,就可能沦于徒劳乃至适得其反。
广播、电视评论的语言 这里不准备具体探讨语言技巧,而主要强调两个问题:
(1)怎样认识广播、电视评论语言的特殊性?广播、电视评论在语言方面,既要遵循新闻评论的语言要求,朝着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目标努力,也要从广播、电视的传播方式和多数受众的语言习惯出发,十分自觉地坚持语言规范化、口语化、通俗化的方向。所谓语言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上述两种要求的结合点上。具体地说,就是精心运用规范化的语言,力求通俗易懂地表达抽象的内容,把揭示事物本质的道理讲得既准确、透彻,又明白如话、娓娓动听。这是语言特殊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广播、电视评论在语言方面不可背离的共同目标。
(2)怎样看待广播、电视评论语言的现状?媒介运用语言反映社会生活;因此,它们的语言总是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社会语言中反映新事物的新词语和新的语言现象也层出不穷;这些新词语和新的语言现象出现在包括广播、电视评论在内的节目之中,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究竟怎样恰当看待这些新的语言现象,接受和运用这些新词语。一概加以拒绝,那就不可能准确地反映新事物;不加分析地接受,甚至把痞子语言当珍宝、以玩弄新词语为时髦,则难免损害语言的规范化、口语化、通俗化,造成传播障碍,甚至反过来污染社会语言。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对广播、电视的语言状况表示忧虑,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广播、电视评论的语言状况,较之其他节目好得多,但也不容乐观。如不加选择地运用同期声和采访录音,不时出现方言、方音对评论内容的干扰;不加解释地运用新词语、中外缩略语,也往往使受众听不懂、理解不了,甚至产生误解;随意肢解或生吞活剥滥用成语、乱引诗词,则不仅妨碍准确表情达意,而且有损于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至于不确切的用词、不合语法的句子,即使在优秀评论中也是常见的现象。如此等等,说明面对着社会语言的冲击,有必要重新强调坚持语言规范化、口语化、通俗化的方向。这不是拒绝新词语和新的语言现象,而是更好地消化和吸取其中的有益成分,丰富媒介语言的基础和保证。广播、电视评论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舆论形式,在规范祖国语言方面应该也能够发挥自己的舆论作用和表率作用。
上述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广播、电视评论语言问题的“两头”。一头是目标——优化语言,朝哪个方向努力?一个是当前的起点——改进语言,从哪里开始?明确了这两个问题,才能够树立正确的媒介语言观念,也才能够更好地掌握语言艺术,更有效地提高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上面从适应受众的广泛性、正视内容的选择性和探索形式的特殊性,大致探讨了广播、电视评论完善和发展个性特征的基本途径。这三个方面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为了通过从内容到形式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使广播、电视评论的政论性内容更加易于为多数受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影响、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如果说认识制约个性特征的诸因素是起点,实现预期的舆论功能是终点,那么加强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形成规律性认识,就是从起点到达终点的必由之路了。
思考题:
1.为什么必须牢固地树立面向基层受众的观念?它将导致广播、电视评论发生哪些变化?
2.广播、电视评论为什么要正视内容的选择性?怎样克服媒介自身的局限性,突破自己不善于论述的重大论题?
3.广播、电视评论在结构方面需要着重注意解决什么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你有什么想法?
4.你怎样看待广播、电视评论语言的现状?当务之急是什么?
【注释】
(1)所谓“四大件”,指新闻、评论、副刊、广告,它们被认为是现代报纸的基本组织部分。
(2)1940年代,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曾开辟评论节目,播出延安《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或电台自己撰写的评论。
(3)转引自陈原:《书和人和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7页。
(4)陆侃如、牟世金的现代语译文如下:“管仲曾说:‘没有翅膀而能四处飞扬的是声音,没有根柢而能深入牢固的是情感。’但声音不需要翅膀就很容易飞扬,情感不依靠根柢也不难牢固,根据这个道理来从事写作,就不能不十分慎重了。”《文心雕龙译注》下册,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67页。
(5)转引自朱增朴:《声像传播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6)转引自尘元(陈原):《在语词的密林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第168页。
(7)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6)》,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37页。
(8)同上书,第443、444页。
(9)〔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
(10)山东人民广播电台1994年播出,《新闻评论作品选》,第142页。
(11)浙江电视台1990年10月25日播出,引文据播出录像带,《新闻评论作品选》第208页。
(12)据“中广网”2003年12月2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新浪网联合打造评论旗舰》的报道。报道说:“新节目开播之际,央广评论部将新浪网选定为唯一的门户网站合作伙伴,联合打造‘评论旗舰’,并在新浪网开辟央广论坛。关注您的关注,分享您的评说,打造最前沿的新闻论坛,让你的声音回响在中国大地。”
(13)所谓“木桶理论”,是经济管理和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原理。艾丰在《需要你啊——“软科学”》中,曾作了这样的解释:“您见过用一块块木板箍成的水桶吧,假若这些木板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哪一块呢?最长的吗?不。平均长度吗?不。它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思考的笔》,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14)《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15)同上书,第79页。
(16)《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
(17)恽逸群(1905—1978),江苏武进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起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上海新声通讯社记者,上海《立报》记者、总编辑,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秘书主任,《译报》、《导报》总编辑。1939年到香港主持国际新闻社编务。1945年进入解放区后,历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编委、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兼总编辑,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济南《新民主报》社长。1949年后,任上海《解放日报》副社长、社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华东新闻学院院长。1955年因受潘汉年案牵连,从此离开新闻界。1978年12月病逝。参见《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8页。
(18)此处和下引恽逸群其他谈话,均见《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广播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127页。
(19)广播稿件非短不可,除顾及听众专注收听耐久力之外,还受单位时间语词容量的限制。在一般情况下,广播每分钟大致可以容纳200来字(音节),超过250字恐怕很难让听众听明白。
(20)〔美〕马克·霍尔著,尔煌译:《广播新闻——新闻写作指导》,第46页。
(21)听众专注收听的耐久力究竟有多长?我们迄今没有掌握任何调查、实验数据。所谓“有限”,纯属作者基于自身收听经验的判断,未必有多少说服力。这里且引几则西方学者提供的间接数据,供参考。(1)对广播新闻的理解和回忆的实验表明,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记住的内容不会超过所报道的新闻20％(阅读时记住的可达40％)。头条新闻(首因效应)和新闻的开头部分(层次效应)的记忆率,高于其他部分。场景信息最容易被认知;具有与所报道的新闻相关知识的听众,回忆比率大于30％。(2)听众和观众在接收一次性播报的7条新闻时,分别多达34％和21％的人连一条新闻也回忆不起来。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无论是广播听众还是电视观众,他们在收看或收听时都在做其他事情”,即处于随意接收状态。(3)在一次对旧金山市民接收晚餐时段电视新闻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在平均19.8条新闻中,观众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只能想起1.2条,多达一半根本不能回忆起任何报道。给予新闻主题提示之后,大约有20％的人能回忆起这条新闻的内容。(4)画面在电视新闻理解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使用情景画面的情况下,对新闻事件后果的回忆率可以从10％上升到43％;使用有关新闻发生地的地图,回忆率可提高到61％。(据《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61页。)这些数据虽然不能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或许可以有所启发。
(22)这五篇古代短文中,《上皇帝书》见《汉书》徐乐本传,其余均见《古文观止》。
(2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1983年4月15日播出。
(2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1994年4月24日播出,全文见《新闻评论作品选》。
(25)〔美〕马克·霍尔著,尔煌译:《广播新闻——新闻写作指导》,第46页。
(26)这里和上引列宁的话,均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8页。
(27)《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几年前,S.I.早川为了说明人类的思维和谈话能够进行的各个水平,曾设计了他称为‘抽象的梯子’。他说,这是人们站在各个梯级上观看“奶牛贝茜”的途径:
第一级 科学上知道的微观奶牛和亚微观奶牛;
第二级 我们所看到的奶牛;
第三级 贝茜——我们用这个名字来辨认所看到的特定对象;
第四级 奶牛——我们用这个符号来代表我们从所看到的或所听到的贝茜和所
有其他奶牛身上总结出来的“奶牛式”特点;
第五级 牲畜——这是一个更抽象的符号,代表奶牛与猪、小鸡、绵羊等共同的特点;
第六级 农场财产——这个符号代表牲畜与农场里其他可出售的东西所共有的特点;
第七级 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这是农场和其他可出售的东西所共有的特点;
第八级 财富——这是所拥有的财产程度,可能包括贝茜的价值,但也可能包括更多更大的价值。
(28)1995年7月2日《人民日报》。
(29)广东人民广播电台2002年播出,全文见《新闻评论作品选》,第134-136页。
(30)海峡之声电台1987年播出,《第6届全国优秀广播稿选(198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156页。
(31)四川新都县广播站1983年11月27日播出,《全国优秀广播节目稿选(198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引文中的序号系引者所加。
(32)《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广播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
(3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页。
(34)见《新闻学会通讯》1984年第8期,第43页。
(35)《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
(36)作者李戈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6年播出,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广播节目奖;全文见《新闻评论作品选》,第110-111页。
(37)本节是从与胡平合著的《新闻评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移入的。初稿由胡平执笔,移入本书初版时有所修改,这里再次据以修订。
(38)吴少琦:《喜看电视评论质量的提高》,《优秀电视新闻稿选(1991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39)夏之平:《发展中的电视评论节目》,《1994年度中国电视奖获奖新闻作品选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2页。
(40)余也鲁:《门内门外》,香港海天书楼1980年版,第32页。
(41)《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42)转引自《实用广播电视新闻学》下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43)山西电视台1995年播出,《1995年度中国电视奖获奖新闻作品选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44)《1995年度中国电视奖获奖新闻作品选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45)江苏电视台1990年播出,全文见《新闻评论作品选》第209页。
(46)武汉电视台、中央电视台1985年播出。
(47)江苏电视台1987年播出。
(48)北京电视台2005年9月17日播出,全文见《新闻评论作品选》第158-161页。
(49)湖北十堰电视台2002年11月15日播出,全文见《新闻评论作品选》第176-179页。
(50)中央电视台1994年播出,全文见本书末附录。
(51)口播评论事实上也有画面,只是它的画面不是用于再现事物或访问过程,而是用于表现播音员的播音状态;这为播音员提供了利用表情、动作等“态势语”的可能性,从而拥有通过播音再创作增强表现效果的不可忽视的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口播评论的画面也是表达内容的重要手段。
(52)《电视音响操作》,中国电影出版社,第5页。
(53)上海电视台1986年播出,《1986年优秀电视新闻选》,北京广播学院1988年版,第210页。
(54)中央电视台1987年12月20日播出。
(55)河南电视台1988年8月22日播出,作者杨诚勇。“央视”播出时,题目改为《振兴开封经济座谈会开成了催眠会》。解说词全文见本书末附录。
(56)中央电视台1994年11月19日播出,全文见本书末选自《焦点访谈精粹》的附录。其中的画面说明,本书引用时有所删改。
(57)转引自《电视新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58)中央电视台1991年播出,参见《新闻评论作品选》,第204-207页(节选)。
(59)有人对汉字阅读频率做了试验,结果为每次“眼停”(约三分之一秒)最多可读6个字,最少为半个字。参见陈安石《新闻编辑学》,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279页。
(60)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1页。
(61)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4年播出。
(62)参见第二节“求‘短’的途径”。
(63)广东人民广播电台1983年4月25日播出,《全国优秀广播节目稿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19页。
(6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0年10月21日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评论选(1980—1982)》,第27页。
(65)黑龙江电视台1994年播出,全文见《新闻评论作品选》,第194-197页。
(66)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