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牌的新闻翘楚

第二节　老牌的新闻翘楚——路透社重庆分社及其他英国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

一、迁渝前后英国在华新闻文化机构

对中国新闻事业影响最大的英国新闻文化机构是路透社，它传播的英国思想、引导的英国价值观，比英国其他任何机构都多。甚至有人认为，路透社的势力，比世界上任何海陆军的势力更大更危险。^[15]1872年亨利·科林斯在上海组建路透社远东分社。随后，随着中国电报建设事业的发展，路透社的势力不断扩大。远东分社已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西伯利亚、菲律宾、婆罗洲、中南半岛等辖区，在中国共设有7个分社：分别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汉口、重庆、香港。路透社每天向各地报纸供给新闻，其远东分社总经理以张士乐供职最久。

在中国最早而且最有势力的英国报纸是《字林西报》。该报创刊于1864年的上海，每天销量8000份，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订阅《字林西报》的都是商人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当时的主编是埃德温·哈罗德。英国在华的其他报纸还有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中国时报》，北平的《远东时报》，上海的《上海泰晤士报》等。这些报纸形成了很大的一股势力，它们评论时事，讨论问题，试图以英国的价值观引导中国政府，使其成为英国的利益提供者。

1938年9月以后，路透社及其他英国新闻机构陆续迁来重庆。英国大使馆迁来后，在鹅岭公园和民生路24号设立新闻处，由安献金、瑞德负责，有中国雇员41人，由新闻处协调各驻渝英国文化新闻机构的活动。当时驻渝的英国媒体和记者有：

路透社：赵敏恒、范亨利、史密斯、梅色勒；

《泰晤士报》：麦克唐纳、史密斯、佩恩、马德勒；

《经济新闻周刊》：斯坦因；

同盟劳工社：爱泼斯坦；

福克斯公司：杜泽、爱德华；

英国广播公司：史密斯；

《伦敦每日邮报》：贝尔登；

《每日快报》：蒲纪德；

《每日先驱报》：贝尔登；

《悉尼电讯报》：蒲纪德；

《每日电讯报》：福曼、卢庚。

还有一大批临时由英国国内新闻机构派往重庆采访的记者，如：李蒙、郭士美、艾德华、盖文德、赛姆生、姚念媛、田伯烈、华特菲尔德、伍德沃德、杜泽、坦尼、谢华容、白春朗等。^[16]

二、文化援华——流动的英国作家和记者对抗战的采访报道

在当时的背景下，一大批英国作家作为战地记者远涉重洋来采访中国抗战，这与美国作家来华采访有相似之处。这种文化援华大大激励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勇气，成为中英两国人民心灵和文学的直接沟通者。

詹姆斯·罗艺·贝特兰是英国来华作家中最早的一个。1936年他就以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对西安事变进行周详采访和缜密分析后写成报告文学《中国的新生》，出版后受到世界舆论界与政界的重视。他先后到延安、重庆、香港及沦陷区一些城市采访，写成《华北前线》、《战争阴云》、《回到中国》等作品，把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与顽强意志传递给英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以《泥脚的日本》一书闻名的女作家弗雷德·阿特丽于1938年来到中国，她身着旗袍以中国女性的打扮出现于抗战文坛。她到过中国的抗战前线，也到过重庆等大后方城市。她根据采访材料和所见所闻写成了《扬子前线》、《日本在中国的赌博》等长篇报道。她不仅采访了一大批国民党高层人士，而且拜访了周恩来、叶剑英、王明、吴玉章、博古等中共领导人。通过大量采访、座谈、观察、分析，阿特丽和其他英国记者形成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即国共双方都非常认真地执行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协议。英国年轻的现代诗人奥登1928年以英国《新闻纪录周报》的记者身份来到中国。他在中国停留了4个月，到过抗战前线和大后方，与中国文学界、普通民众和上层人士进行了接触。他写的《献给殉难的中国士兵》一诗以激昂的热情颂扬中国抗日士兵的坚韧精神和牺牲的意义，表达欧美文化人士的仰慕之情。他写的作品汇集为《到战争去的行程》，在英国出版后广为流传。何登夫人也是英国文学界的名作家与新闻记者，她以英国《先驱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她在重庆、昆明等地一边采访，一边演讲，激励中国民众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她还作《贺双十节诗》，表达她对中国抗战的切身感受与衷心祝愿。^[17]

以上提到的仅是来华英国作家中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还有一些作家也来过中国报道抗战，并写出了大量文学新闻作品。如英国作家约翰·索麦菲尔德曾于1939年服役于滇缅边境的英国部队，编辑过《左翼评论》等刊物；从西班牙内战战场下来的英国作家罗伯特·佩恩来到了西南联大执教，写成了反映新加坡华侨和中国人民抗敌斗争的小说《新加坡河》和《中国兵》，出版后深受英国读者好评；以《大饭店》一书闻名的作家维基·埃达也曾访问过中国，写成了反法西斯长篇报告文学《南京路》……像这样把正义感与反法西斯热情献给中国人民抗战事业、为中国人民仗义执言的来华英国作家、记者还有很多，他们构成了英国文化援华的一道风景线。^[18]

三、一个人的战争——赵敏恒的重庆剪影

提到路透社重庆分社的采访报道活动，不能不提到赵敏恒。这位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著名记者，从1928年8月至1944年8月，历任路透社驻南京、汉口特派员，中国分社社长兼重庆分社社长。特别是在重庆期间，赵敏恒一个人撑起路透社的新闻报道工作，发出了大量出色的英语电讯稿，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果说新闻采写也是一场战争，那么路透社在重庆的新闻战争基本上是靠赵敏恒一人进行下去的。

（一）亲历重庆大轰炸，向世界发出新闻报道

赵敏恒在重庆工作期间身兼数职，既口授英语电讯发稿至纽约，又每夜写广播稿发往伦敦，伦敦抄收后作为重庆专电转发。同时他还要亲历亲为，在现场进行采访活动。他所亲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就是作为现场专电发往世界各地的，描述了重庆人民遭受的苦难。“五三大轰炸那天下午，赵敏恒正和陈博生在重庆市中心都邮街冠生园吃饭，忽然警报拉响，他俩跑到外交部防空洞躲避，但山上山下都在落弹，山下大公报馆中弹起火。那天晚上，下半城景况凄惨，街边放着一排排死尸，每具死尸颅后，死者家属都点上一根蜡烛，烛光摇曳，如入鬼境。‘五四’那天下午，敌机突然冲入市区轰炸，只见上半城小什字至七星岗一片火光，中央社也被炸，沿途都是火光，街上拥挤不堪，寻人的一片喊哭声。赵敏恒走到复兴路巷口，见中央社完全被毁，忙转身去大梁子电报局发电报，见火头直入收发室。那里的工友说：你还想发电报？转身就跑了。中央社电台及电报局都不能转发电报，他又跑到英国大使馆，托大使交由兵舰发了电报。”^[19]

这段记述表明了赵敏恒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面临生死关头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对国家、民族的浓厚情感和誓死抗敌的决心和斗志。在这次大轰炸中，赵敏恒的夫人差一点死于空袭，“路透社在白象街，左右五十码内落弹四十枚。内人谢兰郁正在房中午睡，对门五码处落一弹，幸未爆炸，不然恐性命难保矣”。^[20]

（二）采访长沙大捷和鄂西会战

赵敏恒在重庆5年中，曾去前线采访过两次，一次是他与美联社记者慕沙、塔斯社叶夏明、合众社费许、《悉尼晨报》麦克唐纳、英国大使馆武官弗雷斯、美国大使馆武官马克伦、国际宣传处科长沈剑虹、军令部钮先铭等一起组成外籍记者采访团去长沙采访。他们见到了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听薛岳介绍了长沙会战的情况，了解到中国军队士气高昂，予以日寇重大打击。他们把长沙三次大捷的情况写成国际报道，使欧美等反法西斯盟国了解到中国军队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外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士气和决心。另一次是1943年5月日军进窥重庆门户石牌要塞，全国震惊。在渝外国记者遂要求前去鄂西前线采访，与赵敏恒同行的有《纽约时报》的爱金生、《泰晤士报》的佛尔门、《纽约论坛报》的多玛拉女士、美联社的沙利文、塔斯社的西宁立可夫、合众社的王公达、摄影记者钱塞勒，等等。他们到鄂西石牌要塞采访了陈诚、吴奇伟等军事高层，赞扬“中国军队之精锐，训练体格装备之优良，作战精神之健旺，可以打破国外轻视我国军队作战能力之成见”。^[21]

这两次采访活动，赵敏恒都写了大量稿件，通过路透社转发到各国报刊使用，真实披露了中国军队的作战情况，鼓舞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志和信心。

（三）坚守记者职责，利用高层新闻渠道发表独家新闻

赵敏恒是一个拥有广泛消息来源的高层记者，很会利用当时党政军的上层关系获悉别的新闻机构不容易得到的重要新闻信息。他与国际宣传处负责人董显光、曾虚白以及国民党的不少高层人士接触比较多，有的私交还不错，甚至和宋美龄也保持着经常性的交往。正是由于有了这么多的或公开、或隐秘的消息来源，他往往能先于其他新闻机构获得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有的甚至是绝密情报。当时在重庆的外国通讯社中，路透社发出了许多独家新闻，基本上都是赵敏恒个人的素质、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赵敏恒还是一个具有高度正义感和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新闻记者。他供职于路透社却不唯命是从、盲目跟随，他与路透社最后分道扬镳就是他的这一性格特点和价值操守所致。1944年他写的长篇通讯《伦敦去来》因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大陆掠夺所造成的罪恶，而激起极大的社会反响。为此，他受到路透社总部的批评和责难。他后来写的《采访十五年》因披露了新闻圈的一些内幕，也受到一些同行的非议。1944年8月赵敏恒辞去路透社记者的职务。他的工作不仅受到大多数中外同行的高度称赞，也得到路透社总部的高度评价，认为他的去职是路透社在华工作的重大损失。^[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