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和谐模型

二元和谐模型

理　论

Leung、Koch和Lu提出了一种二元和谐模型（2002）。他们由探究儒学和谐模式开始，发现儒家思想并不鼓励避免冲突而实际上支持表达分歧和公开辩论。他们进一步设想和谐有两种不同形式：工具性和谐（避免在目标达成过程中关系解体）与价值性和谐（以和谐递增为目标）。结合二者可以得出四种行为类型：调整（高价值性和谐、低工具性和谐），平衡（高价值性和谐、高工具性和谐），平稳（低价值性和谐、高工具性和谐），崩解（低价值性和谐、低工具性和谐）。

通过深入检视他对这些特有类型的描述方式，我们可以初步探知文化价值、冲突和争论行为之间的联系。“调整”类别被描述成试图把互动中所有人的和谐价值和公开行为整合一致。这种类别涉及的特殊冲突行为是建设性对抗、直接的礼貌性的交流和互惠行为。“平衡”类别也基于所有关涉团体，寻求理想化和谐与目标达成的平衡。人们直面目标达成过程中的分歧。这种类别涉及的特殊冲突行为是问题的解决、对抗、直接和间接的交流、互惠行为、妥协、调节和保护面子。可以看到这两类别中，都有冲突存在的空间且关涉特殊类型的争论行为。

此模型中另外两种类别较有争议。平稳主要关注自我层面，人们会公开同意（避免冲突）私下反对而展现出表面上的和谐。这是一种发生隐秘性竞争行为，在个人努力达成个人目标过程背后存在争论的情境。第四种类别崩解是一种不具功能性的分类，因其没有涉及关系性问题，而个人不进行积极的人际关系会发生所有类别的冲突。

尽管中国社会不完全符合这种模型，Leung、Koch和Lu还是提出了一种比传统和谐模式更加复杂的看待中国社会的方式。他们认为，在考虑解决冲突的方式时，主导和避免都会破坏和谐因而在中国社会存在功能障碍。然而，如果解决冲突的方式能够兼顾和谐就会有效。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出与此相符的观点，即融合或妥协是比主导或回避更佳的解决冲突的方式。

Leung、Koch和Lu还讨论了和谐与其他中国价值概念双重形式的相关。例如他们认为“关系”与功能性和谐的密切程度甚于价值型和谐。这与Chou、Cheng、Huang和Cheng对管子和台湾工作小组的信任网络的研究（2006）相符，表明信任网络与个人效率相关。他们也看到面子和功能性和谐的关系，因为面子挥之不去的潜在负面效果影响了关系建立与目标的达成。

二元模型的研究

目前有一系列研究测试了二元模型的各方面并扩展了其内涵。Koch在2005年调查研究了一些香港居民在工作场所的人际关系，结果与儒家集体主义假设有显著差异，大多数人很自然地在组织中谈论冲突和竞争。人们列举冲突行为时更强调工具性理由而不是和谐的价值性理由，如他们尽量避免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激起反对。

在另一项香港研究（2005）中，Koch和Koch比较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与冲突行为和二元和谐模式中的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他们意外发现集体主义与任何冲突响应类型都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且发现有强烈工具性和谐感的人最有可能卷入表现性和工具性冲突之中。他们也发现工具性和谐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甚至价值性和谐都不相关。这表明运用与传统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相关的传统价值测量方式可能不能有效测量与当今社会关系最密切的冲突。有趣的是，他们指出工具性和谐倾向和价值性和谐倾向的两种人都会以工具性行为作为达成目标的策略。

最后，在一项针对中国内地的研究（2007）中，Koch和Koch检视了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与合作行为的关系。他们使用由Hofstede的研究中派生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独立因素，发现北京的学生比地方的学生更加个人主义。而且，高个人主义值比高集体主义值预示着更多的合作行为。他们解释这表明高集体主义值参与者有更高水平的团体外冲突倾向。这与Nibler与Harris（2003）的集体主义参与者比个人主义参与者表现出更多的团体间冲突的研究结果一致。

Leung、Koch和Lu（2002）探讨和谐行为中的文化差异时提到他们相信传统东亚价值允许“建设性地缓解冲突”（p.215）。他们继续论述Tjosvold与其同事关于建设性争论的工作框架。Tjosvold从事了三十余项香港与中国内地多方面的冲突研究。他的冲突概念和研究方法为争论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参考，并且为进一步研究争论在中国社会如何起效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