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有学，传播有学，学问大得很

新闻有学，传播有学，学问大得很

问：先问一个缠扰新闻传播学者数十年的老问题——新闻传播是否有学？一些人包括新闻传播领域和非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科不太成体系。您是怎么看的？

答：确实不存在一个大家一致公认的唯一的体系，这可能促成了有些中国人说“新闻无学”。不应该要求一下子就建成一致公认的唯一的一个体系。如我说过的，传播对人类社会实在是太重要、太关键了，而传播现象又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了。我们应该鼓励不同传统的学者去各自努力，构造一些相互不尽相同又有重复的小体系。然后有一些人在哲学的层面上去建构一些超体系，一些超高体系，把一些小体系连接起来。

不成体系，有两种可能，一是学者功夫不到家，没有把可以讲清楚的东西讲清楚，也就是“无学”;二是研究对象太复杂太庞大，学者做了大量的努力，也有了许多进展，“有学”了，但还没有能清晰完整地描述对象。我觉得后一种解释可能更接近事实。

这就好比瞎子摸象，五个瞎子各摸一块，结论各不一样，就不成体系。其实物理学家、化学家也是瞎子，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未必比我们多多少，他们也未必比我们聪明多少，但他们摸的是一只老鼠，一下子摸清楚了，五个瞎子意见一致，那是一只老鼠，于是大家就认为“成体系”了，就认为“有学”了。但我认为，我们这些摸大象尾巴、耳朵和大象腿、鼻、身的瞎子也有学，学问也不少于那些摸老鼠的瞎子，只是我们的任务更重更难些，除了还要加倍努力多摸一摸之外，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沟通、商讨、推理、想象、总结的工作，然后才能慢慢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关于大象的知识体系。

为什么说他们摸的是老鼠，我们摸的是大象？

选一个最经典的物理试验作为例子。1590年，伽利略在意大利比萨斜塔上把一大一小两个铁球抛下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如果把抛球的换成中国人贾利略或非洲人利略伽，或者换成女子佳丽略，或者儿童小利略，铁球下落的速度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如果把抛球的时间换到1690年或1790年、1990年，铁球下落的速度还是不会改变。如果把抛球的地点换到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或中国的大雁塔，或者我们北卡大学的大钟塔，或者纽约的帝国大厦，铁球下落的速度还是不变。因为影响落体速度的几乎唯一的因素是地心引力，与抛球的时间、地点和抛球人的种种特性以及其他因素几乎没有关系。用我们传播学家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极端“干净简单”的因果关系，简单得难以企求甚至难以思议。

物理学家们把这些“干净简单”的现象都“霸占”了，等到心理学家出场的时候，他就只能研究复杂的心理现象。最简单的，他可以测量抛球人的心理感受，也就是他们心测的铁球下降速度，这可就复杂多了。对同一次抛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估测;同一个人，对同一时间地点的不同次抛球，也会有不同的估测，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次抛球，他的估测区别就更大。甚至同一个人对同一次抛球的估测也会有变化——你当场叫他估测，记录下来，过一个星期、一个月叫他回忆今天的观察再做一次估测，前后很可能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心理现象比物理现象复杂得多，影响任何一个心理现象的，绝不会只有一个或两个因素，而是十几个、几十个，甚至更多。

有人说，心理现象说到底还是一个生物现象、化学现象、物理现象，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脑说到底是由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组成的。但若只说这一句就未免片面，因为人脑里的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的相互关系极为复杂，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机器，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伽利略的铁球和斜塔，超过不知道多少倍，可能是几千倍，可能是几万倍，也可能更多。正因为复杂，所以今天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不可能用他们掌握的手段来研究心理现象，于是他们就把心理现象留给了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让他们用另外的手段去研究。这“另外的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承认，相对于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而言，科学家的观察能力和测量精度有限。所以，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比较，心理学的理论和“理论体系”就不那么精确、不那么确定，心理学家相互之间的共识也比物理学家相互之间的共识少一些。这不是因为心理学家无能，而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复杂和研究任务的艰巨。

等到传播学家出场的时候，连这样相对简单的心理现象也轮不到他来研究了，他们只能研究传播现象。最简单的，他们可以观察伽利略、贾利略、利略伽、佳丽略和小利略们有没有把他们各自的心理感受告诉其他人，而这些受者又是如何接受、理解、记忆这些信息的。不难想象，这样观测所得的传者行为、信息内容和受者反应一定是五花八门、千变万化。换言之，传播现象比心理现象更为复杂。为什么？因为最简单的传播也牵涉至少两个人，传者和受者，于是他们必须研究至少两个人的心理。这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由于两个人的心理都千变万化，所以这是一个纬度加一个纬度，观察对象从本已够复杂的线变成了更为复杂的面。这面比线复杂几十、几百倍。这还不够，既然有两个人，就有一个关系问题;大众传播还必须研究群体之间或针对群体的传播，于是两个人的关系就变成了千千万万人的关系;群体的关系本身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研究的对象，但传播学者为了研究传播也必须研究这些关系。这还不够，所有的传播都必须借助一定的信息符号如文字、声音、图像，等等，它们本身是语言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但传播学家为了研究传播却也必须研究这些符号。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物理学家研究点，心理学家研究线，传播学家研究面。或者说，物理系的瞎子们摸老鼠，心理系的瞎子们摸驴子，咱们传播学院的瞎子们摸大象。摸大象的瞎子们对自己摸到了什么意见不一致，这可以理解。听到摸老鼠摸驴子的瞎子们意见比较一致，自己有点惭愧，有点焦急，有点抱怨，也可以理解。如果把这种情绪变成督促自己和下一代学者加倍努力的动力，更是好事。但是，不应该认为，只有出现了唯一的一个公认的体系之后，才能说“新闻有学”或“传播有学”了，更不应该自惭行秽，以为我们这一群瞎子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因为我们这个领域确实太复杂、太庞大。张瞎子说大象像把扇子，李瞎子说大象像座墙，王瞎子说大象像根柱子，他们的结论有片面性，但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只要坚持下去，他们迟早会意识到，每个人可能摸到了一个庞大的整体的一部分，通过沟通、推理、想象和总结，他们就可以把片面的信息编织成完整的体系。包括新闻学在内的传播学不成体系，这固然令人不满，但学者们已经和将要做的“片面”的工作却正在为体系的形成打下基础。

我这样说，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一定不服气，他们会说：“我们的研究对象大到天体银河，小到基本粒子，远至宇宙起源，近至杠杆摩擦，怎么就成了老鼠了呢？你那个传播无非就是报纸电视互联网上那些文字图像，饭后茶余的玩意儿，凡识字的都能看懂，甚至不识字的都能看懂，怎么反倒成了大象？”这种想法，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对我们这个领域缺乏了解，还抱有偏见和误解，另一部分是出于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的自豪;前者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不做传播研究;后者是好事，因为有自豪才有热情，才能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

老鼠和大象的比喻主要是说给传播学家包括新闻学家们听的。物理学家化学家们不服气，很正常。服气了就糟糕了，有志气有能力的年轻一代都不学物理化学了，我还指望谁来告诉我有关天体宇宙和基本粒子的形形色色？所以我不希望他们服气，我希望他们不服气，我希望他们找出理由来说他们摸的才是大象，而我们摸的是老鼠。他们甚至还可以继续说“新闻无学”、“传播无学”。但是，这个话只能让他们说，我们自己千万不能跟着说。听到这个话，我们传播学家、新闻学家应该更不服气。服气了就糟糕了。那些服气的，甘认“新闻无学”、“传播无学”的，特别是那些认为我们将来也不会“有学”的，应该尽快离开，转行到他们崇拜的、被他们认为“有学”的领域里去。有自豪，有自信才有热爱和热情，才能长期坚持，乐此不疲，才能影响、吸引、带动其他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子投入进来，共襄盛举。这不是因为我对我们的现状满意了，而是因为我们这个领域对于社会的健康运作太重要了，必须要有人来研究它。正因为重要，所以我对现状不满意，很不满意。正因为不满意，所以才要鼓动自己鼓动大家更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