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手法的贴近效果

一、对比手法的贴近效果

1999年3月15日,在朱镕基总理记者招待会上,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问道：“如果我在香港打个电话给美国总统克林顿,每分钟只要0.98港元,要是我打电话给您,每分钟就要9.8港元,是10倍的价钱。这次发现从北京打电话回香港,每分钟从原来的8.1元降到了5元。我们知道竞争可以降低通话费用,提高服务质量。请问总理,您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加快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步伐？”朱镕基回答说：“中国电信业务正在降价,降得还不够,还要继续降价,办法就是引进竞争。首先,我们正在改革中国电信业体制,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第二,有步骤地开放中国的电信市场,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电信市场。我们也将让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具体的细节现在没法谈,反正是要逐步开放。香港特区的银行家赶快申请,申请得越早,批准得越快。”此例中,香港记者以普遍存在于各国公众的普遍现实问题即电话费用问题为由头进行发问,在提问陈述中把从香港打电话到美国、从香港打电话到北京、从北京打电话到香港三种情况下的通话费作了对比,提出了“竞争可以降低通话费用、提高服务质量”的看法,并乘势提出核心问题,即“请问总理,您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加快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步伐”。这一对比铺陈明白易懂,提问逻辑分明、环环相扣,也就得到了朱镕基“引进竞争、继续降价”的明确答复,是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巧妙提问。由此可见,对比可以在跨文化交流中形成求同存异的共识,引起对方的回答兴趣和国际受众的关注,从而促使对方产生思想共鸣和文化接受,更加容易理解记者的提问并主动认真作答。

2000年3月15日,在朱镕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德国电视一台记者向朱镕基总理提问：“我们都知道在德国腐败的问题多年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在德国我们现在对于所有比较大的案子都进行了审理并且加以解决,原因是我们有一个独立的法院、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有比较独立并且强有力的议会,而且有报界的新闻自由。您是非常有信心地认为中国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您是不是觉得如果中国不实现有关方面的制衡,如果中国不取消一党执政,如果中国不在这方面加以改变,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朱镕基总理回答说：“反腐败的问题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像某些杂志所排列的次序,从来不是这样。中国的腐败案件当然要多一点,因为中国人多嘛。我们反腐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你们有我们那样依法处置了那么多人吗？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司法系统对于贪污受贿腐败的案件是依法从重处理的。当然,我们对这个工作并不十分满意,今天刚刚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2700多名代表中都有700多张票表示反对或者是弃权,也就是说人民对于我们的工作还不是很满意。但是,你必须看到我们反腐败所取得的重大成绩。比方说打击走私,我们所查处的湛江海关的案件、厦门海关的案件。经过我们重重地打击走私,我们海关的税收去年比前年增加了一倍。我们拿这个钱给8400万低收入者增加了收入,这不是很大的效果吗？我看不出反腐败的问题,跟一个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有什么关系。你那里是多党轮流执政,不也是腐败吗？关键是法制,不仅要立法,而且要坚决地执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完善我们的法制。当然,我们在新闻的发布方面是落后于反腐败工作的进展,这有种种实际的困难,我们正在改进。你可以看到,将来更多的案件会要在报上公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此例中,德国记者的提问动机是通过反腐败问题质疑中国政府的政党制度、社会体制和新闻政策。但他首先从自己国家反腐败的实情引入,“我们都知道德国腐败的问题多年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然后,他简洁地谈到自己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成功经验,“原因是我们有一个独立的法院、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有独立并且强有力的议会,而且有报界的新闻自由”,由此提出问题“您是不是觉得如果中国不实现有关方面的制衡,如果中国不取消一党专政,如果中国不在这方面加以改变,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在这里,德国记者利用对比的方法提问,层层铺垫,把中德两国反腐败问题联系起来,虽然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局限,但也显示了较好的提问技巧和较强的语言功底。对此,朱镕基承认了“反腐败的问题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但同时指出他“从来不认为中国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然后用事实说话,说明反腐败的关键在于法制,而非政党制度。

1998年3月19日,在朱镕基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法国《世界报》记者向朱镕基提问：“当中国在考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正是韩国的大财团非常成功的时期,但是最近这些大财团纷纷出现了问题,有的还垮台了。他们失败的经历会不会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是否会放慢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朱镕基回答说：“我对于韩国企业的经验不作评论。但是,对于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各个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在三年内,也就是本世纪末,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亏损企业大多数摆脱困境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认为,外国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困难看得太大了。我们讲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现在有49%,这是按企业的个数来统计的。中国的工业企业有7.9万个,有的很小,只有几十个人。按这个数目统计,当然亏损面很大。但是,50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纳的税收和利润占了全国税收和利润的85%。这500个特大型企业亏损面只有10%,也就是50个,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是能够实现的。”此例中,进行提问陈述时,法国记者把中国的国企改革和韩国大财团成功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提出“韩国大财团失败是否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却没有考虑到两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国情和相互关系。对这一提问,朱镕基先表示“对韩国企业的经验不作评论”,然后将话题转到“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