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盖尼·扎伊采夫著 贾乐蓉译
在我们这个不平静的、充满了冲突的世界上，大概找不出更多的问题，对它们的回答实际上每个人都能给出同样的答案。这样的问题之一就是：“什么是媒体？”当然，它是中介。但是，如果再接着问：“什么是中介？”——那么，回答就五花八门了：（1）它是站在公众头上的乌鸦，啄出公众的眼睛然后说，“只有我才能告诉你真相”；（2）它是一条拴了链子的狗，保护公民的权利，批评政权的不足；（3）它是第四权力，与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并置；（4）它是镜子，冷静地反映现实；（5）它是侍女，服务于有权和有钱的人。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媒体的作用。媒体不仅是实现以上所列举的职能的手段，它还是一种工具，可以解决主要的任务——使人民能够相互理解。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下两个具体情境中考察大众传媒的作用：一个是美国飞机U-2（1960年5月1日）和ЕР-3（2001年4月1日）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侦察活动的例子，另一个是俄罗斯与中国的百万富翁的作用。
透过冲突研究跨文化传播问题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番言论中得到解释。普京曾在2006年5月10日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在世界正在重建的背景之下，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的国家也遇到了这些问题。与以前的问题相比，这些威胁很少被认识到，它们的危险性也没有被充分意识到。从总体上看，冲突空间有扩大化的趋势，极其危险的是，它已经传播到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利益的范围内。”这里的威胁不只是由恐怖分子或军队带来的，有的还是由大众传媒带来的。关于这一点，中国报刊的言论也可以佐证。在2003年5月底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开始其对俄罗斯访问的前夕，在中国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些文章，其中提到了俄罗斯也是讨论“中国威胁”的国家之一。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这个题目被以中性的、克制的语调提到。“关于‘中国威胁’的危险，对于俄罗斯的传媒和政治家来说正在成为经常被提及的话题，中国将努力使莫斯科相信，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战略实力的增强不会构成威胁。我们将强调必须提高沿着4200公里共同边境的相对较低的贸易水平的必要性。”(1)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中国日报》的长期作者、国际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写道：“在俄罗斯存在的某种关于中国的情绪可能会毁掉两国之间的信任。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大众传媒和政治家越来越经常地讨论‘中国威胁’的问题，如果俄罗斯政府更多地去关注一下教育自己的国民了解中国的话，那会促进加深两国之间的信任。‘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拥有自己的支持者的事实是令人遗憾的。当然，在民主条件下，不可能达成意见的一致。但是，政府可以形成主要的社会舆论。来自中俄战略合作组织的支持将无条件地促进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2)
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2001年4月1日，美国侦察机EP-3和中国歼击机在南中国海的上空相撞。中国的飞行员牺牲。美国飞机上的24名机组成员在中国的海南岛迫降。4月11日，机组人员返回美国。侦察机于2001年7月5日以拆毁的形式被俄罗斯“飞行”航空公司的АН-124-100飞机运回了美国的多宾斯航空基地。(3)
经过11轮谈判（在此过程中，中方要求美国道歉，并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美国驻北京大使乔·波卢伊尔转交给中国政府一封信，信中说，布什总统和国务卿鲍威尔真诚地对此事件感到不安，并感到非常遗憾。信是这样写的，它使用了最“真诚的”这样的字眼，但是，并没有表示要对此事件承担任何责任。在措辞方面，美方避免在信中使用“道歉”这类词语。取而代之的是，在这封信中说道，美国领导人对于“飞行员和飞机的失踪”（“missing pilot and aircraft”）“真诚地惋惜”（“sincere regret”），对此“非常遗憾”（“verysorry”），同时还对“飞机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entering of China’sairspace”）和在没有口头允许的情况下降落也感到“非常遗憾”（“very sorry”）。
《人民日报》没有发表完整的信，而只是发了一条消息，题目是《致歉信》。其中引用了信的摘要，并且引用的是从英语的翻译来说非常有争议的部分。
其中最有争议之处是把“verysorry”翻译成“深表歉意”。尽管词组“歉意”在程度上较之“道歉”来说较不强烈，中国政府还是达到了“道歉”的目的，因为“歉意”也意味着，表示“歉意”者对发生的事情部分地承担责任，对发生的事情表示惋惜。
1960年5月1日，在苏联领空发生的美国间谍机U-2事件从表面上看与美中之间的这一冲突有相似之处：在两起事件中，美国人都是使用洛克西德公司的飞机进行了无线电侦察，美国的军事人员由于灾难事故处于外国的领土上。此外，正如在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时代一样，现在在冲突情况下，各国的大众传媒也都是把本国利益置于优先地位考虑的。客观性和无偏见，这些西方媒体非常乐意提到的原则，此时都被推到了第二位，有时还经常无视它们的存在。正如在对报道空中事件的美国报刊材料进行分析时所显示出来的，美国也不例外。
在这两起事件中，原则性的区别在于，1960年时，苏联的军事力量可以与美国相抗衡，但这一情况并不适用于美国和中国在2001年的力量对比关系。但是，中国能够像苏联在1960年时那样严格和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很明显，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国的眼中提高了中国作为一个有能力在平等的立场上与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解决冲突的权威形象。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众所周知，在对比中能够发现许多问题。俄罗斯全国电视台之一“独立电视台”是以自由和独立立场著称的。该台曾尝试对比俄罗斯与中国的情况。几个月前曾经播放了俄罗斯一位亿万富翁和中国一位百万富翁的画面。下面我来简单地叙述一下事情的梗概。著名的俄罗斯商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拥有150亿美元资产，是楚克奇州州长，同时还是英国足球俱乐部切尔斯的老板，他可以与中国的企业家徐明做比较。
徐明，辽宁省大连市人，生于1971年，汉族，毕业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他是大连商贸集团总裁。尽管他很年轻，但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了。他目前也拥有自己的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4)他是通过投资银行和保险业扩大自己的资产的。据《福布斯》杂志的估计，他是目前中国最富有的40名企业家之一。
一年前，徐明掀起了中国足球界的“十月革命”。中国的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正是这样定义他的行为的。他发出了一系列声明，尖锐地批评中国足协，尤其是足协执行副主席阎世铎。这场讨论具有全民的性质，被中国的媒体广泛报道。结果，中国足协领导人被迫答应进行改革，并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财务报告。《中国日报》写道，在这场冲突中企业家徐明是金钱和资本的化身，而官员阎世铎是权力和国家管理机构的化身。
这样，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商业与国家机构的相互关系的新模式。
这正是：
（1）年轻的中国企业家徐明不只通过办企业使自己受益，也使自己的同胞受益。其中包括把钱投入中国的足球俱乐部。
（2）徐明要求中国的官僚机构中国足协进行彻底的改革和财务透明。这样，民间的，并且首先是透明的商业在中国不只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还成了反官僚和反贪污的动力。(5)
（3）在俄罗斯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完全有可能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6年5月10日的国情咨文中的一段讲话是针对阿布拉莫维奇（不只是他）的。普京是这么说的：“90年代初的变化与上百万人的希望相联，但无论是政权，还是商业都没能实现这些希望。更有甚者，某些这些团体的代表蔑视法律规定和道德，史无前例地把大多数公民的致富中饱私囊。”接下去，普京援引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4年说的话：“在为伟大的全国计划工作的时候，这个计划呼吁把最主要的财富分给广大人民，我们会触到某些人的痛处，但我们将一往直前。”(6)
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企业家徐明和俄罗斯商人阿布拉莫维奇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为什么“独立电视台”对此保持沉默呢？最简单的答案是——节目制作者不够专业。但我觉得，原因更加深刻。要知道“独立电视台”不是楚克奇自治州的电视台；(7)那里的工作人员不懂英语，不能读《中国日报》。
我大胆地推测，“独立电视台”在完成既定的意识形态任务，它试图使在人们心目中形象不那么好的阿布拉莫维奇的形象更高尚一些。这是借助于一些模糊不清的但总体上是俄罗斯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正面的观念达到的。逻辑是非常简单的——“独立电视台”想要告诉俄罗斯观众：“在迅猛发展的中国，富翁也像在俄罗斯一样购买足球俱乐部。”这样，就能让观众们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我们，俄罗斯人，哪点比中国人差？我们不能落在中国后面。看，阿布拉莫维奇多为俄罗斯的威望操心哪。”另外一个情况也能证明我们的这个看法。在意识形态上与“独立电视台”接近的极端反对派出版物，如《新报》和用俄文出版的外国出版物《俄罗斯新闻周刊》，阿布拉莫维奇是以天使般的形象出现的。《俄罗斯新闻周刊》索性就把阿布拉莫维奇刻画成俄罗斯爱国者的形象。这样，在俄罗斯大众传媒中，苏联时代的宣传被以各种精致程度不同的操纵技术所代替。在俄罗斯，取代苏共意识形态监督的是来自集团的监督，这些集团掌握着可以实现对大众传媒进行有效监督的财政资源。
与此相关的是，我还想引用扎苏尔斯基教授的话：“新闻记者应当是充满了好奇的和怀疑一切的。”在我看来，这意味着，首先，不应盲目地和不加思考地就为中国最近20年在原先的小渔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超大都市浦东和深圳而高兴；其次，就像右翼力量联盟的领袖一样，夸大“中国威胁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第三，像某些共产党人呼吁的，复制中国的改革经验是不可思议的和没有前途的。但是，怀着好奇的和怀疑的精神去尝试思考和分析中国改革的实践进程，对比俄罗斯和中国的具体的、相似的情况可以使我们得出意想不到的和有益的结论。
第三个和最新的一个关于冲突的例子是从我个人跨文化传播的经验中得出来的。2005年秋天，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同事们参加了在中国6个城市的国际教育展。在第一个城市，我们系展台来了一个法国人，他认真地看了我们的宣传画：在那上面是坐落于麻雀山上的莫斯科大学高耸入云的主楼和数字250。因为，2005年恰好是莫斯科大学成立250年。然后，法国人向我指出，在中文里，250（二百五）是“不聪明的人、笨蛋”的意思。在展台工作的中国伙伴也表示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还说，他们只是出于礼貌的考虑不方便早些时候指出来。但他们说不清这个词的词源。不得已，只好赶忙把250贴上，以免引起中国参观者的类似负面情绪。
这个词的词源（二百五）在参考书的帮助下找到了。在中国古代，一封里面装500两银子。这样，中文里面的“半封”就是250两银子，发音与“半疯”的发音是一样的。而“半疯”就是“笨蛋”、“糊涂虫”的意思。(8)
很显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正像对任何一个非中国人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能在没有词典的情况下理解在250这个数字中隐藏的第二重含义的。这个例子，在我们看来，完全可以直观地揭示出，在跨文化交流中没有小事。对另一种文化和语言的知识不足有时会给传播的参与者制造出令人不愉快的甚至是冲突的情况。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一个词的合适的使用有助于解决严重的跨国冲突，正如在飞机相撞事件中一样。对它的不正确的使用则可能导致不愉快的情形出现，这种情形会使各种文化代表的交流复杂化，就像在250这个例子中一样。
第二，使用对比各种不同规模的意外情形的方法，例如，飞机事件以及富翁徐明和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能给我们提供更加深入思考当前情况的可能性，并为预防未来出现跨文化冲突情况奠定基础。
[叶夫盖尼·扎伊采夫，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语言学博士、研究员、系副主任，中俄新闻、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心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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