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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文化创新类论文

时间:2022-04-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四章 广播电视文化创新类论文小吃大文化 饮食有风情——电视专题片《话说津门小吃》的创作体会刘明泉、郝雨田11集电视系列专题片《话说津门小吃》在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12频道、29频道及辽宁电视台等多家地方台播出后,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质朴的画面语言,赢得了广泛的好评。笔者认为,认真挖掘其地域性和民俗性文化内涵是其成功的所在。

第四章 广播电视文化创新论文

小吃大文化 饮食有风情——电视专题片《话说津门小吃》的创作体会

刘明泉、郝雨田

11集电视系列专题片《话说津门小吃》在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12频道、29频道及辽宁电视台等多家地方台播出后,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质朴的画面语言,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该片曾获天津市好新闻一等奖,全国电视优秀社教节目三等奖,全国优秀电视经济专题节目评选二等奖。并被特别推荐参加了四川国际电视艺术节。为什么一部画面朴实无华亦无曲折情节的电视专题片,会受到如此欢迎呢?笔者认为,认真挖掘其地域性和民俗性文化内涵是其成功的所在。

一、力求民俗化、知识性和地方特色的和谐统一

天津成陆较早,但真正形成现代意义的城市却不过数百年的历史。五方杂居,华洋相处的特殊环境,使其形成了特有的民俗、民风与民情。我们在创作电视专题片《话说津门小吃》时,就是要力求民俗味、知识性和地方特色的统一。几年前,我们就想创作一部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天津民俗民风,具有浓郁“津味”的艺术作品,而津门小吃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这类题材的平台。津门小吃从明清时代形成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多少年来却没有一部完整记录其发展成因的文献资料,更缺少相应的音像资料。我们正是在没有系统资料的情势下,着手创作这部专题片的。

为了保证该片的权威性,也为了使该片具有浓郁的民俗味和地方特色。我们翻阅了大量的珍贵历史资料,访问了众多民俗专家,并聘请了天津著名文化学者张仲先生为该片的顾问,以保障该片的权威性和艺术质量。为此,我们还采访了当时还健在的多种津门小吃的创始人和传人:如“芝兰斋”糕干的创始人费效增、津鲁烧饼的创始人王树伦,上岗子面茶的创始人刘江东、刘福海、“狗不理”包子的传人何东有;杨巴水饺的传人桐玉明、杜称奇火烧的传人周永先等等。从他们那里挖掘出了众多津门小吃的历史成因、传统工艺并择其要者录入文字,摄入镜头,从而使该片具有了较珍贵的史料价值,并为我们实施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历时两年的创作中,我们首先在文学脚本中突出该片的“津味”特点,并忠实保持该片的史料价值,绝不把《话说津门小吃》拍成一部小吃制作的商业片。

在本片第一集中,我们首先介绍了天津的母亲河——海河和南北大运河。天津可以说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发展和振兴了天津的交通和工商业;水,也发展和振兴了津门小吃。

在天津有:“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吃鱼吃虾,天津是家”的说法,这表现了天津民风对于饮食文化的特殊理解和特别钟情。第一集起始,我们引用了清代诗人朱岷描写天津的一首诗:“潞南交流入海平,丁沽风物久闻名。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楼外楼台明雨后,水边鱼蟹逐潮轻。分明小幅吴江画,我欲移家过此生。”这样就比较形象地把天津人饮食风俗及天津城当年的繁华景象展示给了观众。

为了突出天津的地域特点,我们在构思文学脚本时,就设计将天津有代表性的老建筑物摄入镜头,以衬托出津门小吃的地域背景。实地拍摄时,我们对天津发祥地三岔河、古文化街的宫南宫北大街、红桥估衣街、南北运河两岸风光逐一进行了介绍,从而强化了《话说津门小吃》的地域特点。

片中在介绍油条(天津人俗称为果子)和汤圆时,我们以天津老城里的一个四合院和河东大直沽的一个普通民宅为平台,以两个家庭各三代人吃早点为生活内容,用纪实的方法进行实景拍摄。通过小吃把天津人的居住环境、家庭生活、饮食习惯及民风民俗完整地展示给了观众,让大家充分了解津门小吃跟天津卫人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保障和提高该片的乡土风格和观赏价值。

一、锻炼简洁朴实,具有乡土气息的解说语言

《话说津门小吃》是根植于天津民俗文化基础上的视频作品,因此片中的解说用语力求简练朴实、幽默风趣且具有乡土气息,或者说应具有天津卫独特的语言风味。

在解说风格上,我们采用的是以普通话为主,适当运用天津方言的解说方式,著名表演艺术家郑天庸的解说,不但风趣、幽默,而且还颇有分寸感,可谓锦上添花。

说起来津门小吃以“狗不理包子”最具影响力,其上镜的机会也就比较多,因此如何不落俗套地解说它,反而显得有些困难了。经过反复推敲,在解说“狗不理”包子这一集时,我们是这样开头的:“在汉语言中,一讲到新陈代谢最生动的例子大概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可天津人却偏爱用“‘狗不理包子’一屉顶一屉”来打比方。话虽浅了点,却说明了‘狗不理包子’在天津人心目中的位置。”这绝不是溢美之词,正像“狗不理包子”是天津特有的风味食品一样,“‘狗不理包子’一屉顶一屉”也是天津人的特有语言,具有平民的哲理和幽默。这样的解说相互呼应,相得益彰,当然也就有了较好的视听效果。前不久,央视在“新闻联播”之后开辟了一档,介绍各地著名小吃的节目,其中在说到天津的“狗不理”时,竟用“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来开头,以显示自己语言的俏皮和入题的别出一格。这显然不会被天津卫人所接受,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造成了情感上的伤害。

“狗不理包子”与天津有很深的渊源,石头门坎素包与天津人的缘分也同样很深远。当片中写到津门这一特色小吃时,我们是这样的解说的:“明清时代的天津成了南北漕运的大码头,再加上它临近渤海湾,出海谋生的渔民也不少,家眷们为祈求神灵保佑,经常到天后宫,也就是天津人所说的娘娘宫来进香。不知道天后娘娘林默是否真得能保佑渔民安康,反正娘娘宫的香火带活了一个素食产业倒是真的。素食业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里出现了空前的盛况。”言外之意,素食业的兴盛并非只是其自身的原因,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时代,寻常百姓对国泰民安的祈求。

说到那个民不聊生的年代,最准确的比喻是对煎饼果子的解说:“天津人对煎饼果子的喜爱和自豪是独有的,以至于他们每逢说到某某人能说会道时,总会说,嚇!你还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了。据说这一套一套的东西,却最早形成于那乱了套的清末庚子年间。”

提起天津的小吃在全国的影响,除了津门食品三绝以外,就是煎饼果子了。但推而广之又与“三绝”有所不同,研究这一小吃的推广普及可以使人触类旁通:“天津的传统小吃虽然有不少已经走向了全国,可独独煎饼果子是凭借自个的能耐到外地打雷比武,站稳脚跟的。在北京、在上海、在南京、在北戴河等不少城市的街头,都会有看到标有天津风味的煎饼果子摊儿。”这样充满民俗味儿的解说词,再加上几幅颇具特色的民俗画面,无疑增强了电视片的感染力,让人看来、听来颇具地方风味儿。

三、追求清新质朴的画面语言与音乐语言

电视专题片是集画面、乐音和解说词为一体的综合性作品。《话说津门小吃》作为一部民俗味儿很强的专题片,我们在镜头设计、实际拍摄和全片配乐时,努力追求一种质朴的画面语言和音乐语言。

在专题片第10集中,为了表现南开区东马路“恩发德”一间楼包子铺的悠久历史,为了让阔别故土多年的天津人感受到往昔的津沽氛围。我们选择在阴天拍摄“一间楼包子铺”的室内空镜头。这样的拍摄色彩反差小,无需过多的艺术加工,而又充满了历史沧桑感:屋内古朴的门窗和黑漆方桌、长条凳几乎全部还原了当年的历史风貌。

专题片第6集中所拍摄的武清杨村糕干,是津门小吃家族中的长者。相传它最早出现于明朝初年,清朝的乾隆皇帝则把它命名为“妇孺恩物”。在1911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它曾获得铜质奖章。这恐怕是中国小吃最早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光辉案例了。

我们在采访中看到,杨村糕干现在的制造技术基本上继承了传统工艺。为了表现杨村糕干的悠久历史和民俗特点,我们在拍摄糕干生产制作车间和制作工艺时,完全使用自然光,不加任何修饰,并用手动光圈逐渐减少通光量。这样的处理方法使画面呈灰色状,与石头碾子的色调和谐统一。同时,摄制组还来到距离武清杨村十几里的地方拍摄北运河古朴的风光,进一步加强了该片的地域性特点和历史凝重感。

电视音乐也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如果运用的好就能起到烘托气氛,推进内容、深化主题的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请来了天津乐团擅长民族音乐的作曲家,为该片谱写了8首曲子,以凸显这部专题片的民俗味和地方特色。我们要求作曲家以天津时调、天津民歌和天津快板的曲调为主旋律,同时用电子合成器合成,以期把民俗特色和时代特征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电视片系列片《话说津门小吃》这样的音乐效果,不但能帮助观众回味那逝去的历史,也能使人体味到不断发展的天津新貌。

四、挖掘津门小吃的深刻文化内涵

我们在《话说津门小吃》开拍之初,就力求用幽默的旁白和生动的画面语言,准确地再现天津各种小吃的历史背景,尽力搜寻这些小吃的创始人和传人,并力争让他们上镜。这样做不但使这部专题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还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津门小吃的产生和衍变;挖掘津门小吃的深刻文化内涵,也有助于大家感受到往昔的世情与民风,从一个侧面解读天津经济发展的走向。这就是古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里。比如,片中在介绍天津的著名小吃“明顺斋火烧”时,解说词是这样介绍的:“天津的很多小吃都跟山东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个早年被东北人称为‘海南’的地方,人文历史悠久,人口流动性大,故此它对包括天津在内各地的文化辐射,并不比眼下的海南经济特区小。”这时画面上推出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继之而起的是以天津时调为主旋率的低沉曲调。这时画外音又说:“这位老人叫王树伦,60多年前从老家山东来到天津谋生,在天津卫老河北的一家烧饼铺当学徒…..”。旁白的语言并无惊人之处,而此时叠化出的海河、北运河、河北大街等几处颇有代表性的地域景观,却可能找回老天卫人那逝去的映像和客居异乡的天津人遥远的记忆。

在“天津食品三绝”中,十八街麻花的历史相对较短,但麻花的历史却并不短,于是我们就从此处落笔短,写麻花的成因,写麻花与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之关系,也写十八街麻花的两位创始人范桂林和范桂祥如何起家,更写了这个小吃如今在迎来送往中的特殊作用。

杨巴饺子的创始人和传人都是回民兄弟,这个小吃的产生和演变既有民俗特点,又有民族特点。杨巴饺子的创始人那诚实的经商作风,传人桐玉明唱饺子(为饺子数个)的悠扬曲调,回民兄弟进餐时的宗教仪式,都有别于其它津门小吃。于是我们就采取虚实结合的手法予以表现:实拍回民兄弟进餐时的场景,虚拍桐玉明唱饺子时的状态,使观众在视觉上油然而生起了一种圣洁的影像。

小吃的来历和传统,其与大的事件大的人物不同,大多不见于正史。我们既不能将其当作正史来写,又不能断然否定某种传说的存在。比如,关于袁世凯为慈禧太后送“狗不理包子”的传说,天津卫人津津乐道,但却并不见于正史。于是笔者在客观地介绍了这一传说后,并不无多余地调侃道:“慈禧在品尝了一口包子后,连说‘狗不理’味道yes,good美极了。”这样幽她一把默,意在向观众说明这不过是个美好的传说而已。

不过也有些小吃,见于文学大家的文章中或一些正史及历史笔记中。在片中我们引用了《汉书》和《津门杂记》中的一些史料为佐证,尽力使小吃的传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权威性。

天津的锅巴菜,无论是称谓还是吃法都颇具天津特色,但其来历却耐人寻味。比如那位善于用神狐鬼怪来阐述人生哲理的山东籍大文学家蒲松龄,就曾写过一篇《煎饼赋》的文章,诙谐幽默地描绘了一种颇似锅巴菜的食品,让人听来感觉耳目一新,韵味幽长。为了使这个小吃的传说更具权威性,我们请来了民俗专家对之进行解说,听来非常生动有味道。

第十一集电视专题片《话说津门小吃》,在反映天津民风、民情民俗方面进做了一些尝试,也许它的史料价值更大于它的艺术价值。但它的摄制完成,结束这一门类缺少视频图像或曰视频图像不系统的历史,同时为继承和发展津门小吃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即使是在表现天津民俗风情方面也是不无收获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几年来的努力也算是没有白费。

(十一集电视专题片《话说津门小吃》由刘明泉担任撰稿及大部分的资料收集和采访工作;1992年曾获得多个全国和地方奖项,并先后在中央、天津和辽宁等多家电视台播出。播出后反响良好,该文是应某国家级杂志社之约所写的创作体会,因其与广播的社教类专题节目有许多相似之处,故录入书中以资借鉴;文章另一作者为天津电视台经济频道编导、主任编辑。)

关于节目片花制作的几点思考

刘明泉

一、片花的定义与特征眼下你若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机,总会在节目中听到或看到一些“片花”。那么什么是片花呢?所谓片花,又称为片头,是指节目开始或节目中宣传节目的艺术AD。AD是英语advertisment一词的字头,汉语译为广告或艺术广告,而在央视影视频道中则称之为“插花”,多在全天节目的各个时段中不定期插播,一般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会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片花。

广义上讲,节目中的商业广告也是一种“片花”,但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插播的非商业性艺术广告,即狭义上的片花。它既可以是一个栏目在一段时间内的艺术广告,又可以是为一个具体节目和一次大型报道的特别制作。艺术广告亦即片花,无论是在广播,还是电视节目中使用,都有渲染气氛,点明或烘托主题,简介或预告节目内容的作用和特征。

二、片花的类型划分

依据上面表述的作用和特征,我们将片花分为预告型、介绍型、承上启下型等几种类别。

预告型片花一般在节目播出前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播出,对即将播出的节目或所要开展的活动进行简介性预告。需要指出的是,有的预告型片花虽预先达到了介绍节目内容的目的,但缺点是太过罗嗦,如天津电台经济广播为周末特别节目:“同在一方热土,共建美好家园”制作的片花,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天津公交事业发展迅猛,公交服务作为城市的窗口行业,如何用真心、爱心和责任心去搭建一座乘务员信任的桥梁,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而乘客作为公交的重要参与者,在这个小小的车厢里如何体现文明举止呢?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努力,和谐公交、大家共享,请听天津经济广播和天津区县联盟广播共同开办的周末特别节目:‘同在一方热土,共建美好家园’。本期主题:温暖公交、和谐家乡。你在乘车当中有怎样的故事,您对城市公交建设有什么建议。本月周六、周日12点“同在一方热土,共建美好家园”周末特别节目,邀请您共同参与。”这个预告型片花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但却给人以语言罗嗦,表达不够通畅的感觉,至于宣传的目是否达到就很难说了。

介绍型片花一般放在节目的前面,应尽量使用简洁的语言,对即将播出的节目进行简单地描绘和介绍。如曾先后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交通、生活、经济和滨海广播播出的广播史稿《大宋王朝的前尘往事》以时间为纵向发展脉络,以22个专题来铺展内容,用大量的史实准确讲述了一个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十字路口的朝代——大宋王朝的前尘往事。这篇广播史稿的片花是这样介绍和点题的:“一个封建时代由盛转衰的标志性王朝,一个经济高度发达却又屡遭外敌欺凌的王朝,一个被戏曲小说掩盖了本来面貌的王朝,请听由刘明泉和刘越藩共同撰稿,程彬播讲的广播史稿:《大宋王朝的前尘往事》。”

几年前,电台经济广播播出的《财富人生》节目,为人们讲述一个扶危救困、匡扶正义的津城百姓英雄——的哥孙玄的动人故事。其中的片花,在节目中播出了三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出租车行业是一个城市文明的窗口,的哥的姐每天行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当群众身陷危难时,他们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展现了世间人与人极为可贵的真诚与关爱,促进了社会的互助与和谐,向人们展示了一张张城市文明的名片——的哥孙玄就是这其中最闪亮的一张。”但这样的片花,依然是语言不够简洁,唯恐内容说不透,简直就成了一篇人物小短文。

经济广播的《天津百姓》节目,节目的制作的片花也同样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它采用的是天津快板的表现形式:“渤海湾儿旁边、北方的经济圈,九河下梢的天津卫,生活着一群人:古道热肠,还特别豪爽,说话特别艮啊,活得还挺有味。爽快热情、真诚善良、聪明智慧、好学上进、自寻快乐,就是咱天津人!对,就是咱天津人!”这个片花,风格独特、语言幽默,形式活泼,但文字上还是不够精炼,讲述起来不够顺畅,内容上也有重复之嫌。可见,精彩的片花制作是件很难的事。

三、片花使用的实与虚

笔者认为,片花在内容上不宜太过直白,太过平铺直叙,应虚实结合,张弛有度;文字上则应力求简洁凝练,具有一定的色彩。正如古人所言:“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片花的风格亦然。它应是提纲挈领的点睛之笔,而不应该是冗长的叙述和节目前后内容的繁琐重复。诚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所言:“没有节制就不可能有艺术家。”当然没有节制,也不可能制作出可以称为艺术AD的片花来。

比如,上面所举的主题为:“温暖公交、和谐家乡”的预告型片花:“天津公交事业发展迅猛,公交服务作为城市的窗口行业,如何用真心、爱心和责任心去搭建一座乘务员的信任的桥梁,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本月周六、周日12点‘同在一方热土,共建美好家园’周末特别节目,邀请您共同参与。”时长竟有一分多钟,在叙述风格上显得太过直白、太过罗嗦,文字上自然也就说不上精彩凝练了。

再如下面的一个片花,是在一档专门介绍“冬虫夏草”市场走势的节目中插播的:“受商业炒作的驱动和非理性消费的影响,我国‘冬虫夏草市场’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今年在青海等原产地,冬虫夏草的售价与30年前比较,上涨了一千倍以上,使虫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软黄金。是什么原因导致冬虫夏草的价格暴涨,虫草价格贵比黄金的奇特现象还能持续多久呢……欢迎收听下面的《经济新观察》节目。”这个片花总长达50多秒,加上两个商业广告性质的片花和一个预告其它节目的宣传带,总共时间长度竟有3分20秒之长,其中大部分内容与节目本身风马牛不相及。且整个节目中插播的片花,语言既直白拖沓,使用的又过于频繁,而且与节目播出的内容前后重复。整个节目播出时间不过27分钟,而艺术片花和商业广告再加上垫乐,竟占去了三分之一强的时间,完全把一个好听的故事、精彩的评论割裂开来。笔者认为,完全可以把那些与节目主题不相干的片花(如介绍城市公交内容的片花)放在节目最后,而不是夹在中间来插播,给人以公交车拉着冬虫夏草搞长途贩运的感觉,让人听了想不喷饭都不行。

最典型的是电台某频道一档经济类节目,在不足30分钟里几个不同的片化竟反复使用了9次,再加上商业广告竟高达14次之多,这样过滥地加播片花,不但使节目在叙述上显得支离破碎,而且无法让人连贯地听清节目播出的内容。

上面所举的几个片花的例子,不但使用过多,而且内容冗长。播音员录制时,情绪上也不够兴奋,没有起伏,没有高潮,平白直叙,所以基本上没有起到点明和烘托主题的作用。我们在前面的定义中说过,一般一个节目中会有3个以上的片花,但片花在使用上并不是毫无节制地多多益善。制作片花本来是为了渲染气氛,吸引受众来收听,但过多过滥地使用片花,只会给人造成“戏不够,片化凑”的感觉。片花何时用,用多少,我想以明末清初的戏剧文评论家李渔的话,作为标准来回答:“犬夜鸡晨,鸣乎其所当鸣,默乎其所不得不默。”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狗在夜里吠叫,鸡在早上打鸣,其它的时间则相对沉默。它们都知道遵守规矩,遵从自然,各司其职,何况人乎?

四、片花与节目的和谐及制作上“好大”倾向

片花既然是宣传节目的艺术广告,就应该注意与节目内容的和谐,在这方面电台经济广播的《天天美食》节目制作的片花就比较精彩。这个节目的片花,不光语言俏皮、内容活泼,在片花使用的数量与节奏上,也都基本符合片花的特征与定义。《天天美食》节目的片花,是采用三段式的节奏在节目中插播的:

节目开始的片花:“《天天美食》的全体食客注意了,全体都有,目标收音机,向右转,FM101.4;AM1071,每晚17点在天津经济广播集合了。”

节目进行中的第一个片花:“(切菜和煎炒烹炸声起……)(女声):酸甜苦辣咸,煎炒烹炸涮,京津沪粤鲁,徽闽江浙川,《天天美食》,美食天天有。”

节目进行中的第二个片花:“(女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美食》节目;(男声):天天美食;女声:哎呀,天天美食。(女声)RAP(说唱形式):蒸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呀!”

如上的制作,不但语言简练精彩,而且内容和形式都很活泼,可称片花中的精品。

再比如,电台经济广播《快乐好心情》节目制作的几个片花,也同样具有文字洗练,衬乐和谐好听的特点,节目中的第一个片花是这样写的:“(女声)好歌不断,音乐无限,《快乐好心情》,三十分钟真情奉献。”

节目进行的第二个片花是这样写的:“(女声):好歌不但能感动我们的生活;(男声):好歌还能震撼我们的心灵;(女声):请继续分享好歌给您带来的好心情!”

以上两个节目的片花,都具有时间短暂、语言简洁、风格轻松自然的特点,基本做到了与节目相容相济,浑然一体,可谓:“删繁就简三秋树,立异标新二月花。”

片花的制作与运用,当然应该为节目的内容服务,而不应该脱离节目去独树一帜,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符焉?”比如经济频道的一个新闻类节目,开始时总要垫乐播送这样一个报时的片花:“现在是中午12点,该休息了”、“现在是中午12点,该轻松一下了”。这样的片花让人一听,以为下面播出的一定是一档娱乐节目,其实不然,后面的紧接着播出的却是十多条份量很重的政治、经济新闻,所以接着后边的另一个篇花才又非常庄重地渲染道:“用报道记录今日天津发展的历程”。“用报道记录今日天津发展的历程”,显然是一个较为庄重而并非“轻松”的话题,内容和风格如此地不一致,犹如两个片花在同一时间里掐架,让听众听了自然一头雾水。还有既然人家“该休息了”,该睡午觉了,那你后边的节目还办给谁听?那么多的重要新闻莫非都当成梦话来说?

还有一档主题为:“文化都市、魅力天津”的大型周末特别节目,它所制作的片花是这样说的:“天津是一座拥有6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艺术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兼容并蓄,交相辉映。你生活中最喜爱的文化活动是什么?……..”前一个“文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太过宏大,纵向穿越几千年,横向跨越内陆与海洋,别说用在一个城市身上,就是放在一个国家身上也足够了。但接下来却是“你生活中最喜爱的文化活动是什么?”那个跨越时空的“文化”与“你生活中最喜爱的文化活动”根本就不是一个同等的概念。这样的片花渲染的有点不着边际,一会儿在太空上云游,一会儿在大地上散步,相差何止千里万里,不光没有起到用片花点题的作用,还让人触摸到了编播人员的思维混乱。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这是因为目前,一些年轻记者在片花制作中,有一种“好大喜功”的审美驱向。我们常听到的广播、电视中的一些片花,总是极言其场景的宏大,事物的壮美,文化的深厚,报道的权威性,最后一听一看,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片花过后,人们也常常听不到、看不到多少实在有用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吹牛说,他们的部队声势浩大,光炊事兵就有一个团,可等部队过完了,人们才发现全部的部队也不过是一个团。这当然是个笑话,但却能说明片花的烘托和渲染,必须有个度。过度的渲染,随意使用极限性词汇,常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知道燕山原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鲁迅先生的话,对于我们的片花制作来说,应该是一个颇有哲理的忠告与警示。

(本文发表于2008年《天津广播电视》杂志第2期,并获得同年天津广播电视学会论文二等奖。)

春节晚会的新民俗特色和行销导向

刘明泉、王伯群

自央视“春晚”飞入寻常百姓家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这期间曾出现了一批精彩而又经典的作品,也成就一大批文艺大腕或曰超级巨星。尽管随着观众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近年来的春节晚会颇多微词,“春节晚会难办”也几乎为业内人士所公认。据此有人甚至建议,就像中超足球赛取消升降级一样,春节晚会也可以停办一年。这样的建议笔者期期以为不可,正像中超足球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取消了升降级并没有完全取消比赛一样,春节晚会需要的只是变革与创新,而不是“停办”,这也正是基于春节晚会的新民俗特色来考量的。

二、春节晚会的新民俗特色

中国的春节古称“年”、“新正”,它非常典型地表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中国数千年农耕文化的一个缩影。其民俗的形成譬如,守岁、拜年、吃饺子、放鞭炮、贴对联、给压岁钱等大多有上千年的历史,甚至更长。与之相比,春节晚会仅有的20多年的历史,实在是难以望其项背。

人们生活内容的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表现了对春节移风易俗的极度渴望;电视,这个新型电子产品在中国家庭的迅速普及、央视作为主流、强势媒体的营造、推介和引导作用,迅疾使“春节联欢晚会”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新民俗,从而也使现代人十年办成了古人千年才能办成的事儿。

这个新民俗最有代表性的场景就是,每当春节除夕到来之时,数以亿计的家庭围坐在一起,嘴里吃着象征吉祥喜庆的饺子,耳朵听着窗外鞭炮齐鸣,眼睛看着“春节联欢晚会”的精彩节目来守岁。那些在晚会上献演的各类星们,也因为亿万人的集中关注,名副其实地一夜成名。人们像熟悉旧民俗中的各种“妈妈令儿”一样,熟悉各类星们献演的节目,拜年时口口相传的也是其中的精彩段子或流行语言。假如因为工作或经商的原因没有看到“春节联欢晚会”,就像春节没有吃到饺子一样的不痛快。新民俗同旧新民俗一样,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定内涵,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在新时期的一个缩影和样本。

说起来,这种新民俗的形成,也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我们今天称旧历正月初一为春节,这种定制并非自古有之,而是始于民国二年,也就是1913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部长的朱启钤在给大总统袁世凯的《定四时节假呈》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虽然朱启钤关于其它三个节日休假的建议没有实现,但定正月初一为“春节”并放假休息的制度和民俗观念却得以保留至今。

其实,在清代以前,中国古代的“春节”实际上就是立春日。当时的朝廷为了表示重视农业,常常要在此时发布诏令要求地方官员组织好迎春活动。朱启钤先生呈报的建议,实际上与时俱进、因势利导地建立了一个新民俗体系:民国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已把发展工业提高国力视为第一要务,以农为本的观念正在逐渐淡化。另外立春与“新正”在时间上又相距很近,在民俗观念中“新正”是比“立春”更重要的节日,合二为一形成新民俗有利于新政的实施。令人拍案惊奇的是,整整70年后,它为另一个新民俗的形成做了一个制度和民俗观念上的铺垫

当然,眼下即使是像“春节晚会”这样具有强大拓张力的新民俗,也面临着更新的挑战,比如现在像北京、天津这样的大都市在南风北渐的推动下,形成了到饭店去吃“年夜饭”的热潮;一些新新人类不客气地把春节除夕夜演化成了圣诞平安夜,不在家里守岁而去娱乐场所狂欢;一些中年人也在春节期间悄然无声地去体育馆、咖啡馆和茶馆来健身休闲;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则在春节期间选择到外埠外国去旅游,身体力行地倡导着一种与传统观念相悖的过年方式。

中国春节风俗中的“闹”与“累”,与农耕社会的“冬闲”在工作节奏上相一致,在信息时代则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更很难为当下的人们所接受,这使得上述新民俗的形成,比春节晚会开始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速度来得更快。随着春节团圆观念的淡化和异化,“春节晚会”的受众群体也在逐渐被分化。今后“春节晚会”若想继续办下去,上述现象是它的策划者和编导,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二、春节晚会的变革与创新

说到创新,今年春节晚会由聋哑人表演的,给人以极大震撼的舞蹈《千手观音》舞蹈的编导、总政歌舞团团长张继刚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感言,对人们颇有启发意义。他说,艺术只能在一定的框架内进行,这个框架就向一块磨刀石,把你的艺术之刀磨的更快,比如舞蹈《千手观音》的表演用的只是手,却可以依据手势的千变万化创造出美仑美奂的场景来,赋予作品以很深的文化内涵。假如舞蹈《千手观音》不是以静态美赢人,而是“创新”为用尽手舞足蹈、闪转腾挪的形体语言,也许它留给人们的只是视觉上的眼花缭乱,那么这个舞蹈用手表现出来的美仑美奂的艺术美,“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震撼也许就被毁掉了。可见创新首先是思维方法的创新,是文化观念上的创新,而不止是外在形式上的瞎热闹。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春节晚会歌舞类节目胜于语言类节目。其中相声、小品共有11个,能让人笑出声的不多,能让人过后回味一下的更少:老面孔郭冬林的、牛莉的《男子汉大丈夫》、郭达、蔡明的《浪漫的事儿》、魏积安的《祝寿》,尤其是动用了侯耀文、石富宽等众多大碗献演的《鸡年说鸡》,让人一看就觉得“晚会”的编导是把去年没吃完的剩饭,今年热了热加两鸡蛋一把虾米皮,命名为“扬州炒饭”又端上来忽悠受众了。

当然新人李伟建、武宾的《咨询热线》应该算是本年度较为出色的语言类节目,但由于为了适应电视播出所做的剪裁,使得这个节目给人以断尾巴蜻蜓之感,在加上一对新人的表现显的有些局促紧张,所以应有的效果没有呈现出来。小品《功夫》作为《卖拐》、《卖车》的续篇,虽创意落入俗套,但因笑料迭出,演员功力突出,总算让人在大年下笑出了声。至于冯巩、朱军表演的情景相声《笑谈人生》则应该算得上是今年春节晚会上一个笑料较多且耐人寻味的佳作了。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们之所以对春节晚会颇多微词是因为,近年来无论是编导还是演员创新意识都变的麻木了,这与每年在节前各类媒体对春节晚会的大肆抄作,形成了巨大视觉反差,让人们期许的颇感饥饿的胃口只喝了杯温吞水。若说今年春节晚会最成功之处在于晚会的编导,让人们读懂了一个较为抽象的形体艺术作品;让人们记住一个颇具人文关怀特色,颇具艺术震撼力的作品,这也正是公众欣赏水平提高的真实体现。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春节晚会的变革与创新说的太玄虚,太不着边际。比如早在18世纪末,意大利剧作家就曾宣布过世界上只有36种剧情,依据这样的归纳,无论谁在创作戏剧,都很难逃脱这36种剧情,或者说很难再有什么创新,其实岂止是戏剧、或许小说,电影、电视剧甚至包括叙事风格的诗歌、报告文学,作家们在构筑作品情节,都逃脱不了这36种剧情的归纳:比如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就属于其中的第3种;高尔基的《母亲》属于其中的第8种;伏契克的《绞刑下的报告》属于其中的第20种;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就属于其中的第22种。但是200多年过去了,包括上述作家在内的中外作家们,却创造了以往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文学经典作品,谁又能怀疑他们的作品缺乏形式创新、缺乏思想内涵、缺乏令人震撼的力量呢?

笔者举这样的例子,只是想说明在春节晚会这样一个大平台上的变革与创新,并无须玩弄诸如意识流、无标点小说、艺术创作中的“先锋派”和一些新新人类的东西,而是多一点思想内涵丰富,适应公众欣赏的东西——比如象《千手观音》这样的艺术精品。虽然春节晚会应该求新求变,但这并意味着把沙龙和创作室中少数人的特殊嗜好强推给观众,电视毕竟是大众媒体;虽然各类节目可能要以新民俗的形式体现出来,为公众所理解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追求低俗的热闹。

公道地说,多年来央视春节晚会的许多作品,无论是歌曲、舞蹈,还是小品相声水平都还不算太低,问题时这样大的财力投入、这样长的时间准备、这样多的大腕精英加盟,推出这样略显平庸的作品就有点差强人意了。或者换句话说:倾中华之物力,不能结百姓之欢心,就不能光抱怨观众嘴刁了,欣赏水平提高了。

三、春节晚会的项目招标

20多年过去了央视“春晚”的吸引力越来越衰弱,但演出场地却越来越豪华,投入自然也越来越大。央视“春晚”刚刚开办之时,演播大厅尚不足800平方米,观众围坐在演员周围,两者之间想不交流都不行,所以整台节目反而显得情感贯通、气氛热烈。随后建成的1000平方米新演播大厅,开始设立观众席位,并有了真正意义的舞台。如今又搬到2000平方米的一号演播厅,演出的空间广阔了,舞台越来越豪华了,使得现场观众与演员的距离越拉越大,与屏幕前的各阶层受众也加重了隔膜感,毕竟如此的豪华不是谁都能触摸的到的。正如上文所说,这样的豪华形式除了拉广告拉赞助不大容易外,实在是最省事的“文化创新”。

与之相比,天津电视台第一次为残疾人和弱势群体举办的新春联欢会——《与你同行》公益晚会,却让人在朴素中捕捉到了真情和真美。聋哑人表演的幻化《千手观音》、盲人表演的踢踏舞《追赶太阳》都深深打动了舞台和屏幕前的观众。至于《月光奏鸣曲》在盲人的手指间流出,更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整台晚会募集了457万元善款,自然也为残疾人和弱势群体做了一件大善事。遗憾的是这样的节目,并没有在春节除夕的黄金时段播出,因此也失去了一次尝试创新的机会。

所以“春晚”的创新,应该在追求节目和播出形式多元化方面做文章。除了《与你同行》这类公益晚会外,我们还可以把奥地利“新年音乐晚会”之类的东西“拿来”,以减少“春晚”豪华套餐的“食品”投入量。当然将“新年音乐晚会”作为“春晚”的“正餐”,一下子还不能适应多数中国人的口味,但“春晚”在目标受众方面下下功夫还是应该的。比如在央视各频道或一些收视率较高的地方台,同时推出“春节音乐晚会”、“春节歌舞晚会”、“春节劲歌劲舞晚会”、“春节戏曲晚会”、“春节相声小品晚会”、“春节电影集锦晚会”或“春节怀旧歌曲晚会”等等。以适应多元文化、多年龄段、多阶层群体和多色彩生活的需求,同时也能充分开发春节黄金时段电视节目的资源,实现节目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假若像央视“春晚”这样的豪华文化套餐,一定要保留的话,也应该像建筑工程和土地流转那样,举行公开的“招牌挂”,请诸如湖南、上海、浙江、广东等有实力、且收视率较高的地方台,与央视的文化精英们一起来公平竞标。各省市既然可以办好世界性的大型运动会、博览会、经济论坛,为什么就不可以办好一个“春节晚会”呢?

无庸讳言,原来“春晚”的编导、演员和策划人员都堪称业内精英,但无论是谁20年一贯制的选题策划,其创新意识早已疲劳和麻木,何必非得让江郎才尽的央视精英们勉为其难呢?更何况,观众对他们的出牌套路和演出手法早已了然于胸,完全没有了悬念,也失去了新鲜感,在这样的基础上“春晚”再想把包袱抖响,赢得广大受众的欢心真的很难很难!

参考文献:

1、房松龄:《中国民俗中的崇拜》,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民俗节日”一节,第5-7页

2、天津日报编辑部:《百科之窗.之四》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3、春明出版社:1952年版《新名词辞典》,第8083页。

(本文发表于2005年第二期《天津广播电视》杂志上,第二作者系天津电视台文艺部编导、高级编辑。这篇文章是与其合作,并在其专业范围内,对“春晚”的走向进行文化方面的探索,而将“春晚”放在民俗的框架内进行纵深研究,则表现了作者的独特眼光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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