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新闻中的冲突

第十二章　新闻中的冲突 ——广告利益、公共形象和政治压力

Rodney Tiffen

社会中遍布各种冲突，新闻也受到冲突的吸引。对冲突的新闻报道往往引发新的争议，典型的党徒们就常指责反对他们立场的有偏见的媒体。不管这问题出现的频率如何，令人吃惊的是，不论是在媒体研究还是在冲突研究领域，新闻报道与社会政治冲突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没被系统地分析过。

Gurr(1980)列出了1250多项工作，虽然现在有点儿过时了，但仍是对于冲突研究最全面的综述，其中没有一篇的题目涉及媒体。有几项工作将通信或感知作为冲突中的因素有所提及，但都没有尝试让媒体的制度和惯例构成研究的组成部分。这也许可以使传媒学者清醒地了解到，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们将媒体作为分析的重要部分的情况有多么罕见。

从常识到媒体研究中最具优势的分析方式，甚至更权威的媒体评论，都已形成了单一的“偏见”模式——集中在对媒体内容的揭示上。这种路线的研究性质和价值改变了。其中一些——出于防守的目的，被媒体从业者普遍采用——仅仅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的偏好而非揭露媒体。另外一些把虚幻的预期强加入他们对媒体功绩的苛刻评价中，对受众的利益和新闻的影响力未给予充分重视，未考虑到成本问题，对于当时新闻从业者具有的出版业的有限知识和他们面对的困难也未能引起足够注意。但是，这种传统的研究，为媒体的新闻报道配备了生动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性评论，从而可以揭露歪曲的事实、情理的缺乏和模棱两可的标准。针对研究的评论经常被提出——内容要点被讨论；对媒体功绩更公正的评判形成一致意见；研究的方法和准则也有希望因此得到改进。

存在偏见的研究，其更基本的问题不在于批判性评论，而在于(通常是暗含的)因果模型。主编的态度决定了对新闻报道的解说角度。最直接的问题是，他们几乎没能让新闻报道形成严格的，有其程序、约束、激励和惯例的制度。在更具意识形态的评论中，当分析的捕获源于对某典型的社会结构的强调时(资本主义的作用，等等)，相伴随的道德剧往往成了完美的介质。这暗示着新闻媒体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的表现，这种不同完全取决于意志表现、主编态度的变化以及他们想法的不同。

如果存在偏见的方法无法实现彻底制度化的前景，就不令人吃惊了。每一个冲突都有不同类型的斗争关系，不同的利害关系，以及对于分配的不同解决模式。因此媒体的形象与竞技场不同，一些冲突的重要程度胜过其他，而且竞争者有着不同的宣传利益和策略。存在偏见的研究中的说明和分析既不内在化也不外在化，而是被限定成了空洞的教条的批判。

同样地，在这些研究中，媒体效果的固有模式有种“民主偏见”，依据媒体对公众看法的影响来估计它的作用。这是真实的，甚至于强调媒体的作用是维护霸权的左翼分析也遵循这一模式。这有些不合宜的副作用。方法的问题产生了，因为在考虑媒体效果时，存在一个无人涉足的真空地带。虽然也趋向于将新闻影响与内容对等起来，但当事实真相遭到歪曲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未必是新闻报道。实质性的特点是，仅仅在竞选投票和普通投票上，才直接起到决定性作用：当公众意见与其他冲突的后果不是必然不相关时，或者那不是必需的“决定”。

在本章的第一部分，将依次探讨新闻冲突的六种类型，这六类是依照它们的参与者及其利益关系来划分的。这里简单地介绍了对澳大利亚的媒体和政治的思索得出的最初结果，然后试图论述关键的关系，使其与其他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相关性能够显化出来。当然，冲突的类型会被认为不够详尽，但那已包括了最重要和最普遍的。而且这个分类只是为了论述六种冲突类型中每一种的主要特征，然后来分析竞争者们不同的宣传利益和策略。每种冲突的特征都会影响其新闻份量，而新闻报道的份量如何又会影响其经营结果。这种分析的有效性一直受到质疑，因为每一类型中的例子的特性好像都太多了，无法在冲突类别中得出有意义的对比关系。虽然这个危险经常存在，但这里设定的冲突类型提供了充分的对照差异，可用以阐明在分析新闻报道的时候，加入冲突的性质以及媒体作为竞技场的变幻的角色，是多么的重要。

政党间冲突

两党执政的体制，就像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存在的那样(附带重要的限制条件)，通过竞选来确定下一届政府，这是零和博弈——获胜者赢得全部，而公众的意见将决定谁是获胜者。

为夺得那不可分割的奖赏——政府控制权，不断重复上演的竞赛不可避免，也使得政党间的冲突形成了一种循环的习俗化的对抗机制。不可能形成双赢的解决方案。双方的前景不可能同时改观。一方竞选成功是以另一方失败为代价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来自于对其他差异的忽视(例如，政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或者竞选社会团体的代表人物)，在竞赛的一些特殊时刻，这些差异就会体现出来。决议——竞选的一方被另一方击败——是正在进行的冲突的里程碑，但只要政党制度继续，冲突就会不断重演。

获胜者赢得全部的零和博弈助长了最无情的战术，使得不择手段的获胜比高贵的落败更可取。近几十年，主要的政党以一种呈螺旋运动的嘲讽和忍耐，仍遵循着这种博弈本质上的逻辑关系。为了赢得更多支持者，以获取竞选优势，竞选双方都不断审视着原先的政策辩论。每一方都采取那种更易于说服摇摆不定的投票者的策略，以使投票者相信，另一方的缺陷多过它的优点，投票者的决定更容易被他们本想反对的一方所操纵，那操纵程度胜过他们本想支持的一方。结果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否定断言不断被制造出来。

胜过几乎任何其他的冲突，政党间的政治活动助长了对差异的夸大。不断搜寻吸引公众注意的手段以及提高支持率的方法，致使竞选活动自身成了装腔作势、藏头藏尾的游戏。冲突以这种方式继续，形成了公共政策和社会因果关系的奇特写照。无论当前出现什么问题，在野党都尽量把政府描绘成罪魁祸首。反过来，政府为所有积极的发展寻求赞誉，而推卸所有负面状况的责任。

当新闻组织的受众是由各党派混合而成时，宣传上的竞争是最动态化的。受媒体特性的影响，对某一方政党敞开怀抱，而反对另一方，无疑是一种商业冒险，如果那会得罪大量的受众的话。因为政党的支持率几乎相当，所以受众趋于被平分，而且两个政党都被视为很好的新闻源泉(虽然执政党优于在野党)，在报道政党间冲突时，通常也要强调平衡，特别是在竞选期间。

新闻媒体最为关注的是政党间的冲突。精英记者形成了坚固的集合，创作了连续的大量的新闻报道，报道集中于一个机构——议会——那是有新闻价值的社会信息的最有生产力的创造者。但是，对政党冲突的报道有许多独有的特征，所以无法由此推知其他类型的冲突。几乎没有其他冲突是这样符合逻辑而且必然发生的零和博弈，这样打消了和解或者妥协的可能性。这是公众意见直接作为仲裁者的唯一的冲突类型，以至于通过新闻进行的宣传成了成功的先决条件。经常出现的特征有：对公众心态的刺激，对差异的放大，以及对手被否定掉的愿望。

政党内冲突

与政党间冲突形成对比，党内的冲突产生于表面上的联盟之间。“冲突相互之间会形成干扰”(Schattschneider 1960：67)，竞选战略家们确信，内部状况会影响到外部的政党竞争，因为“内部不团结就是死亡”。因此政党内的小冲突可能会破坏政党远大的目标。为了政党间的竞选，党内冲突必须居于次要地位并且控制其被公开的程度。消除党内冲突的直接裁决不是由公众而是由政党的内部机制作出的。即使是忙于国事的政党，也必须维持内部各方面的运作，以便被公众接受。在政党内某个政治主张的支持势力通常是分散的，不像表现给外界的那样有优势。

因而，党内冲突宣传的利害关系和策略与政党间冲突有明显的不同。不是为获得公共的认知来夸大差异，而是试图将差异最小化。然而，最优的策略并非只是一直回避所有的报道，要不要报道，是一个关系到策略的问题。但是，的报道之外，宣传还可以为党内竞争者们提供实际的用途。政党中小派系的领导者会通过新闻告知该党派的支持者，他才是追随者们要求的路线的真正遵循者，或者就是公然地显示他在派系斗争中的优势；或者他利用宣传来说服那些立场摇摆的人，以自我实现的方式使他们形成对党内力量的均势的理解；或者挑战者可以以宣传来改变支持者的立场，并通过煽风点火来动摇现存模式。通常一方对宣传的使用逐渐增强，会引起另一方进一步的反应。

在公开的声明里，通常要在并没有背信弃义和公开反对的前提下努力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之处。不同的意见经常被间接地表达，通过强调的重点不同而非直接辩驳，也不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更大量的政党内宣传策略是使用隐蔽的策略，例如走漏消息、不起眼的简讯等，这样提供消息的人名就不会被公开透露。这比公开陈述里对党忠诚的约束，实现了更大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一个有代表性的微妙的例子是，维多利亚劳工党领导人的竞选者约翰·盖因，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恰当地回答了一系列问题。当记者要离开时，他在记者身后大喊着：“有趣的是，事先准备说的话将被公开，而想说的却不能。”

隐蔽策略的流行，特别是在领导阶层的斗争中的流行，对媒体报道的质量有重要的影响，虽然政党代表性的意见的清晰证明并不存在。那为报纸抢到“独家新闻”制造了更多机会，但也带来了不被公众认可的更大风险。不过，这意味着没有注明来源的新闻报道比公开的更真实，特别是被涉及的政党的党徒们会明白这一点。

维持团结一致的表象的压力是很强的，在党纪严明的政党内，或许可以全面地实现团结，除非存在极端的冲突。虽然持有的方针或者内部的立场、权力存在分歧，但团结的益处产生了强力刺激，努力去发现并公开显示其中的共同点。面对持久的政策分歧，通常会故意进行模糊处理，甚至为了团结一致而自动自发的服从领导。然而，在一些情况下，例如政党领导阶层的竞争，每个竞争者都怀着不可动摇的野心，妥协就不可能出现。

媒体报道常被牵涉进领导阶层的斗争中心。在澳大利亚近几十年来，这种挑战为何如此频繁(Tiffen罗列了1968至1989年间的23次斗争；此后又出现了另外大约15次)，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对领导者进行媒体报道的重要性：媒体可以影响政党在竞选中的命运。而且，领导者被挑战的期间的程序不是制度化、规则化的，而是相当有疑问的、不明确的。结果，新闻报道经常成为爆发点，还能调整挑战的主要步骤，有时甚至是促成最终决战的催化剂。

政党内冲突的宣传效果通常是爆炸性的，因为竞争者之间有着既是盟友又是对手的复杂关系，胜于任何其他的冲突。他们有直接的个人的关系，但是那也经过了新闻媒介的折射。新闻报道偏向于强调最戏剧化的方面，这里指的就是在那些领导人之间的冲突的程度。对这种冲突的描述往往言辞激烈、尖锐，远远超出了实际矛盾的尖锐程度。那些竞争者为面对公开新闻报道，往往准备更政治化的传播内容，而非他们实际的私人情况。特别是当有基于秘密来源的不利的新闻报道时，他们能直接影响信任的问题和可操作的针对个人的叙述。

官僚政治冲突

官僚政治内的冲突是权力的运用和政府政策的指示之至关重要的方面。然而，这种冲突是这里考虑的六种冲突中最没新闻价值的，媒介对这种冲突的追踪和解决特别缺少实用性。

有时官僚政治冲突是剧烈的，有时是持久的，这取决于有关部门的冲突定位。有时那些冲突被涂上强烈的个人敌对和厌恶态度，并且从中获得额外的力量。不过，官僚政治冲突的本质特性是它有高度的规章管理性，能起作用并且涉及明确的有限的话题。那些竞争者居住于相同社会里，分享很多共同的职业目标和社会理念，并且彼此有一种直接而持续的关系。特别是在威斯敏斯特式(Westminster－style)职业公共事业中，大多数竞争者有采用长期远景目标的动机，所以直接的冲突不被允许发展得更具破坏性和威胁性。

就可见性和新闻价值而言，官僚政治冲突不适合新闻报道。不想公开其行为的匿名之人在封闭的论坛里处理此类冲突。这利害关系经常受解体、增加决议和妥协影响，在那里戏剧性的摊牌的任何威胁被有意识缓和、拖延。虽然这个关系经常是切实的关于占有资源和管理权力的，他们通常用专业术语表达，远离被公开的境遇，隐藏在只有特定的人才能看懂的字句里。而且，后果只在执行之后才可能变得清晰，而那时证据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已消散。

甚至现在，严格地说，大多数公务员已经缺乏一种独立的公开发言的权利。因此关于官僚政治冲突的重要宣传的最频繁的消息来源是秘密操作的。泄密是发泄不满的主要武器，是否决的策略，而不是前进的官僚政治行动。当官方行动违背宣布的政策时，至少一些了解内幕的人因此感到愤恨，泄密就很可能发生。通常，围绕泄密者身份的秘密本身就是冲突的一部分。

宣传能通过提高政治热度、其他团体的介入来影响官僚政治冲突。不过，在官僚政治里面权力的分量可能与舆论或者外界言论迥异。有时宣传改变的政治平衡能改变冲突结果。在其他情况下它只产生表面的修正，影响时间的选择或者表达措辞，而不是实质性改变。待公众的注意消退一段时间之后，回顾一下，原计划实际上已成功实施。

传统的状况对官僚政治新闻报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和政党政治的有规律和强烈的新闻报道形成对比，官僚政治的新闻报道在各种各样的冲突中是最少的，尽管在决策过程中的它很重要。官方规则，媒体对可见性和新闻价值的考虑，以及官僚政治的传统和谨慎以同样的倾向形成合谋。

然而许多变化的稻草在风中摇曳。不仅信息自由的立法已被引进，密的规则已充分地自由化，通过对部门的工作和成就信息的大型的官方发布，以及更积极的宣传态度，已经引起了更深远的文化变化。几个政治因素已经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这或许不是巧合，部长幽默的官僚政治套话，避免纯粹政客的权力的影响，获得了在通俗文化里的流行。伴随着政治家在官僚中不断增强的统治地位以及超越传统权威的趋势，更高强度的政党冲突产生了。逐渐地，官僚政治公平性有所降低，因为高级职位已经受到政党权力的变化的影响，并且部长顾问数量的增加也提供一个选择性的、政治上更加协调的建议的来源。而且，长期职业生涯的观念已受到侵蚀，不仅由于高级职位增加的党派偏见，过程重于结果的强调，还由于多种加速晋升的路线。所有这些因素意味着传统长期远景会给短期计划让路，在直接冲突内取得胜利就更加重要。更具有政治性的是，结果导向性，官僚作风，以及受市场影响的职业模式，很可能进一步中止传统约束。然后，这些变化将增加官僚政治冲突在新闻报道的能见度。

劳资冲突

就工会成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发生的、不断循环的劳资冲突，有代表性地集中于明确的物质利益。冲突结果取决于讨价还价的力度和斗争者对于利害关系、可能结果的仔细分析。虽然雇主的代表和工会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谈判是非常制度化的。如果谈判交互太有限或者程序化，冲突就会直接转化为严酷的斗争。新闻媒体则无疑是第二战场。

对劳资冲突的描述是新闻报道中最受非难的领域(格拉斯哥大学媒体研究组1976和1980年的工作可能很著名，cf腾斯图1977和1981)。最普遍的批评论调是：报道往往只关注罢工的结果而不去探究罢工的原因；工会只有公然采取分裂性行为时才具有报道价值；对冲突的报道总是对雇主的立场给予了更大支持。而且，这也是记者对编辑处理其工作的抱怨最普遍的领域(例如，Tiffen 1989：46－9)。产业记者对编辑处理其工作的指责可以部分反映出，这是新闻价值和新闻主要来源的冲突最显著的领域。工会领导者是新闻的最主要来源，但是编辑对新闻价值和受众兴趣的判断往往会趋于反对工会的方向(cf腾斯图1971：124，268)。

然而，劳资冲突的新闻报道中的问题不仅反映了编辑的缺陷、固执或者疏忽，而且更多的问题源自斗争者的宣传策略带来的真正的报道困难。双方都由专业的谈判代表和富有经验的处理者组成。他们往往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灵活性，以免在过程中承担太多责任。双方的公开声明都存在较高程度的虚张声势。在对改变现状的更多要求和拒绝的权衡中，逐渐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对于敌对双方的公开声明的直接报道可能会产生非常容易误解的影响，传达出关于谈判实际情况和可能结果的不实信息。公开的花言巧语的局面已经形成，当实际上隐蔽的战略是妥协时，呈现出来的表象却是不妥协。

新闻报道对劳资冲突的影响很少是实质性的，尤其是涉及一个具体群体对薪金的要求时。至于这样报道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冲突的演变，多数情况是它先使态度强硬化，然后将争执延长。如政党内部的冲突，双方不仅直接对抗而且受到媒体影响，如果他们在新闻上看到的与私下达成的谅解相抵触，那谅解就会被毁坏。然而，双方寻求的不是精神上的和谐而是一个双边的、可行的实质性结果。这个结果也不依赖于杂乱的公众意见。所以，职业的谈判人员之间关注的是已经定义好的风险，与其他的冲突相比，宣传可能在这里有更少的影响力。其他宣传可以挑起劳资冲突的主要方法是呼吁第三方的介入，通常是政府。政党和其他压力集团、行会和工会可能会利用劳资冲突来达到自己其他的目的。其他方面的介入将加大和加深原有的冲突，并产生或重新定义风险。

在官僚政治中，劳资冲突的本质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改变了很多。罢工的频率也显著降低了。当劳资冲突发生在固定工资制度，并普遍有职业行会存在的情况下，就像传统上发生在澳大利亚的那样它就经常出现在新闻中，尤其是当它(冲突)最终在行业委员会通过公众听证的方法解决时。当重点转向一个非集中的，以公司为基础的制度时，在新闻中出现的机会就不多了，除非一方想当众强调一个分歧，通常是把它变成一个“测试案例”。由于劳资冲突的形式变了，所以新闻报道的本质也改变了。

压力集团和社会运动冲突

在这个标题下涉及的冲突比其他任何标题都更加多样。压力群体和社会运动在他们的目标、资源、复杂性以及方法策略上都大不相同。把这些极大的差异放在一边，三个主要的引起公众注意的目标是：

●保持、组织和扩大他们的支持者；

●影响公众的议程；

●影响政府的政策。

在这里值得考虑的是一个群体要吸引公众注意的倾向性与它能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成反比。尤其是当一些利益集团为他们的支持者寻求资源优势时，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压力群体可能会从政府得到其所求但却默不作声。如果政府接受这个群体的观点，那么它有可能会和政府的部长们悄悄地谈判，而不是当众宣布他们的要求。除此之外，对于所有冲突的参与者来讲，公众姿态的表达方式是极力主张有选择的重点，突出他们的困难回避他们已有的优势，声明他们没有取得的诉求但却对已获得的特权和利益保持沉默。

在更大、更复杂的影响公众议程并获得支持的宣传战中，压力群体和社会运动通常从自己的对立面中了解自己。但是他们的关系却与在别的冲突中对手之间的关系大不相同。一般来说，他们之间没有协约并且没有理由在他们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在这场典型的冲突中，媒体可以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因为对立的两个压力集团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在新闻报道中获得对双方的认知。在新闻报道中对一方行为的刻画往往会引发对方的反击行为，所以媒体在冲突的发展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实际上，一方通常被对方看来是无理的要求所刺激，进而导致更激烈的行动，并在新闻议程中占据更突出的位置。

但是，在媒体有组织支持者的作用同时，它也可以使内部紧张关系升级。如果其中一个人在媒体中的声誉过高，它可以导致领导者之间产生嫉妒心理(GIDIN 1980：128－9)。这些组织的领导们不一定有一样的权限，这些组织也不一定有同样的内部纪律。在培养干部和追求选民接受的结果之间可能会产生矛盾。也没有充分理由让他们接受一个折衷的公众意见，因为维持统一和扩大他们的支持者可以在组织内部获得更大的收益。

压力集团的首脑们经常在新闻中出现，但通常都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通常都是被动的反应而不是主动的出击。他们吸引公众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对现在新闻议程中事件的反应能力，在论战中充当信息源头的能力，以及把观点及时地按照新闻价值的标准表达出来的能力。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压力群体不断地在新闻中出现，但它的成员却为它在吸引公众方面的无能感到沮丧。

至于创造新闻报道，他们的运动就无从谈起。通常他们的创造是负效应的，不管是把事件变成一个给对手威胁的新闻的能力还是把事件提升为焦点新闻的能力。有代表性的是他们把新闻变成秩序混乱或好奇，但并不是不同的见解。在这些运动中，他们吸引注意力的能力不是主要依靠他们是多么主流，而是依靠他们是怎样离经叛道、令人震惊。

利益集团对连续的事件形成反作用力，是个最基本的有助于避免麻烦的办法。压力集团在宣传方面具有可变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专业组织，其最初目的是监控公开争论、向相反的观点挑战、聚集并散播有报道价值的信息，产生了新闻而且因此疏通了其他机构缺乏的潜能。

在判断压力集团的实用性和新闻价值方面，时常超出了编辑判断力的通常范围，因为新闻判断受编辑同情和党派性影响(举例见Goldenberg 1975)。压力集团制造新闻的能力与政党的领导者相比，存在更本质的问题，它既有领导支持者的合法性，又有采取无可置疑的重要政治行动的能力。如此的判断有时仅是个人的态度，但是通常反映出新闻报道对很宽泛的政治环境的敏感性。尽管20年前，团体获得显著的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今他们是新闻中的常规部分。

对压力集团和社会的运动的新闻报道，与前面讨论过的冲突相比，产生了更明显的悖论和违反直接预期的主张：听到或看到的关于他们的报道跟其对政府政策上的直接影响没有关系；与对立者的显著一致，会形成对争端的刺激，从而可能对他们自己有益；而取得突出的成功，可能会增加内部的紧张局势；压力集团虽然在新闻中扮演显著的角色，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偶尔起一点儿启动的作用。

总之，最后一点不同应该引起注意：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对社会运动来说，新闻报道可能是一个实质上的结束，而非通向其他政策目标的手段。对社会运动的资助通常有象征性的具体的尺度。为政治地位进行的斗争——赢得官方对他们世界观的认可，他们的观点的重要性得到赞誉，或者他们自身作为合法代表被承认——形成了社会运动的主要部分。如此新闻报道的性质产生了，可能它本身就是对成功的衡量。当它描绘重大的成功时，通常会产生浮夸的语言，而这会与任何物质资源分配的变化形成最不确定的关联。

国际冲突

国际冲突的新闻报道在两个基本方面不同于所有国内的冲突：

1.新闻受众会因政治分歧而彻底地持有坚定立场。

2.新闻绝大部分甚至是完全来自于冲突中的一方。

作为结果，在新闻报道的传统中，总是存在更多偏见，而不重视平衡。当卷入社会反常事件的冲突时，集团内部的团结将获得政治上的奖赏，而内部问题依旧则会带来政治上的危险。随着冲突的增强，国内政治的升温，这种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对国际冲突的新闻报道明显带有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就像通常的国际新闻那样。越是不为人所知和偏远的国家，越容易成为报道选择的对象，不管这样的优先是否真正符合参与国的定位和次序。新闻报道总寻找“故乡”的角度，特别在更通俗定位的媒体中：在关键性的1990年8月，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悉尼每日电讯》在头版就23个场合对这个紧要关头进行了一组特写，而其中的16个集中于澳大利亚或澳大利亚人(Tiffen 1992)。国际报道通常是国内政治论战和日程的延伸，通常会把政府的利益和统治的前景考虑在内。也会听任不同的国家以明显不同的次序和标题进行报道。最好的例子来自1960年，当时联合国经常指责澳大利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实施了殖民政策，这通常都使政府特别是负责领土问题的部长查尔斯·巴布恩恼怒(而且尴尬)。前墨尔本政府发言人曾经以“巴布恩谴责联合国”为标题讲述了这个事件——尽管没有提及关于世界如何被这个指责所刺激的信息。

在对冲突的影响方面，新闻报道仅仅是实际国际领域内的一个因素。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媒体中的塑造而对其他国家形成自己的理解，但是大多数当代政府都很幸运地享有更充足的信息资源。所以，任何存在偏见的媒体的影响大概都是偶然的、不重要的。

实际上，媒体的主要影响可能在于转变政府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特定行动的代价和益处的理解。应该记住，每一个国际冲突都有“国内”的元素。一位领导如何处理国际冲突将影响到他或她在国内政治中的名望。大多数领导者敏锐地了解到了这一点。即使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当世界正在核战的边缘上盘旋时，迪总统的思想里，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在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上的可能分歧。

在集聚的紧张状态中，媒体可能更是一个扩大的力量而不能减少紧张。在那些能导致战争的非常强烈的冲突中，新闻报道尤其倾向于强调正义的愤怒，而不是彻底检查对成功可能性的精确估计、冲突的耗费以及与敌对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虽然它在任何国际暴力的爆发中都很少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时，新闻媒体往往是主战派而非和平的援助力量。

然而，新闻媒体对加强观点一致性的制约几乎少于任何其他的社会机构。他们的报道的要旨更趋于赞同强硬派的观点，在媒体的出现和战争的军事行为之间有许多紧张情形。媒体对即刻揭露事件的要求，他们对最近趋势(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夸张，他们(不稳定的)聚焦战争导致的灾难，以及他们对联盟中分歧的揭露，都使他们的角色变得更可疑更多变。

而且，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际的冲突中对立方的统治模式总被意味深长地说成是偏狭、无知。尤其在不太强烈的冲突中，“爱国的正统基督教”还没被唤醒，但在观点的表达上有更多不同点，虽然通常都达不到势均力敌的状态。国家的边界已经变得可渗透。所有类型的国际交流——贸易，观光事业，文化，等等——都急剧增长。部分媒体自身现在都拥有比过去更国际化的构成和更大的灵活性，地球绝大部分区域之间的交流现在都是可能的而且是经济的。举例来说，国际的新闻媒介市场的价值已经大大地改变，所以现在强调点落在媒介的覆盖范围上——到了这种程度以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了审定办法，其他国家也进行了限定。这趋势对于国际冲突的报道有深远的影响。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卫星对敌对双方的军事对抗进行实时报道。媒体的灵动性和实时播送的能力，使得有效的审查制度的实施比以前困难得多，虽然新闻管理和其他的控制机制仍然很强硬。

结　论

新闻所报道的社会—政治冲突并不局限于一种模式。媒体在冲突中也不扮演一成不变的角色。但是，这并非是随机的和不可说明的。这些分析说明了特定冲突的性质会影响公众对其的兴趣和竞争者策略，影响新闻媒体去处理冲突的能力和意愿，同时关系到新闻报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它的行为和决定。表12－1对前面的讨论进行了概括，主要问题就是关于冲突和对它们的新闻报道。从这些和其他的角度，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包括报道的特性和趋势，以及媒体对冲突强度和结果趋势的影响程度等。

表12－1关于冲突和新闻报道的主要问题

作为一个机构，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是面向观众和信息资源。在政党间冲突中，存在一个大致的平衡，所以报道就更均衡了。其中的观点没有充分代表受众或者信息资源，更经常的是明显的不完整以及较少的交互性。而在国际冲突中，部分和单边的报道已经成为主要模式，这并不令人吃惊，却提醒了我们它的重要性。

新闻组织仍然倾向于常规的产出。冲突在不同的类型情况中以及对于新闻组织来说被观察的难易程度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些被公开地评论追踪，偶尔产生了焦点新闻，可能最丰富的资源在于公开的地位以及竞争者的姿态。基本的变数是，冲突的本质是否使得宣传成了它所追求的内在的或者是理想的部分，特别是对区别的夸大是不是为了政治上的好处？在政党间冲突中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国际和劳资冲突中通常也是肯定的，而在政党内和官僚冲突中，答案则通常是否定的。在这两个后者中，政治姿态是最重要的，隐蔽策略——泄露消息和简报——则最可能被应用。在那些夸大差异有隐秘的好处的冲突中，新闻报道比那些对强度进行“客观”度量的冲突更详尽更尖锐，而且，在那些双方都没有故作姿态的冲突中，冲突会更强烈更重大。

新闻报道的特性很大程度上受宣传利益的影响，在几乎所有的冲突类型中，竞争者宣传的能力是不平等不对称的。在政党间冲突中，双方几乎能达到均衡，但即使这样，政府和其反对者之间的新闻制造能力也有很大的不同。任何竞争者的宣传利益仅仅不规律地与完全精确详尽的开诚布公相一致。机制，他们很可能会遭到有悖于新闻的可靠性和平衡的对待。

媒体在影响争论的结果上的作用不应被夸大。大多数时候，冲突由围绕利益攸关的事件上的力量平衡来终止。不过，对冲突的大多数新闻报道都在强调对抗的尖锐性，在这个意义上，对抗者每一方的观点都通过媒体折射出来，对于他们态度的影响朝硬化和扩大发展，而非妥协和调解。而且，当媒体成为有关对手意图和行动的最新信息的来源，新闻报道就为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爆发点或者催化剂，有时是非常戏剧性的。

新闻报道对冲突的结果有最重大影响的时刻就在宣传改变政治平衡时，通过把冲突从封闭领域带入开放和公开。这改变了政治因素的分量，从官僚因素到更普通的政治和选举因素。有时，媒体的影响可能在于报道如何改变公众的态度——有时是偏见报道的结果——但对于媒体在社会政治冲突的作用的全面理解，这最多也只能构成很小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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