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受关系”与研究范式

二、“传受关系”与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研究有这样一项原则：现实或事物的特性取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要想真正认识社会生活任何一个方面，就必须研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101]作为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行为主体，文化工业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是围绕着大众文化而发生的，是复杂、动态的大众文化传播中的核心关系，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因素。^[102]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大众文化，获得对大众文化的符合实际的总体认识，必须综合地考虑这一关系及其作用。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视角入手，以“传受”关系的讨论为核心，归纳、阐释相关社会学科及国内外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以期获得对大众文化传播的整体性认识。

我们看到，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技术的迅速发展等因素，彻底改变了“电子时代”的传统的文化工业及其运作方式，影响并改变了大众文化的形态特征和传播环境，使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呈现的“传受”关系更为复杂。还是在1985年，传播学者就预见到了这一趋势，“新媒体决定了区隔化的、分化的接受者。……但从信息接收的同时性和一致性来说，他们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受众(mass audience)了。……由于信息与来源的多样性，观众本身变得更会选择。目标观众群倾向于选择信息，因而强化了多区隔化，促进了传送者与受众之间的个人关系”。^[103]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媒介环境的迅速发展，针对大众文化传播进行的考察，当然不能忽视受众主动性(audience activity)，^[104]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工业与受众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这里就产生了我们论证的核心假设：文化工业与受众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建构的共动(coactive)关系或趋势。

我们使用“共动”的概念，意在强调传受双方基于“合作”的共同作用力，特别是强调受众的主动性。根据笔者的理解，在一般意义上的“互动”，并不意味着或说明了传受双方具有相同、平等的影响力，而“共动”则比“互动”更为积极、活跃，或者说，“共动”就是一种平等的、活跃的、积极的“互动”。美国传播学者戴维・伯洛(David Berlo)的观点对我们提出这一假设也颇有启发：传播过程应被视为复杂的结构，要把其中相关的多元关系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只有多元关系才能反映传播的实质。^[105]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传受”关系的探讨，就是把作为传播者的文化工业与受众置于大众文化传播的系统结构之中，以“传受”关系为核心的各个传播要素之间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分析的基本单元，置身于全球化的场景中，这一努力也成为我们探索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研究范式”的切入点。

如前所述，大众文化研究存在着诸多的理论和学派，通过各个学派代表人物的研究，各自标明了其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的基本概念、价值标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为其成员所一致遵循。这些研究范式无疑是有价值的，也正是这些研究范式的存在，使得大众文化研究有了今天的成就。但是，“根据不同的范式描写相同事物，就可能出现相当不同的看法”。^[106]由于文化研究者提出了众多的范式，但面临的却是同一对象——大众文化。所以在解释具体的现实问题时，总会暴露出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这就出现了对新的研究范式的要求。就我们讨论的目标而言，对大众文化的传播研究范式的探索，也可能是大众文化研究走出争论和理论困境的一种重要途径。

“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希腊文，有“共同显示”之意，由此引申出“型式、例证或模式”(pattern，example，model)等意。范式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首推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ohn)，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将“范式”概念视为科学研究活动开展的基础，以及科学研究的思想工具和实用工具。^[107]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也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不过，在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中，尽管范式是一个关键的概念，但库恩却从没有对它作出规定性的、简明扼要的解释，而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范式这一概念。据有关统计，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对范式的概念作出了21种解释：有时他把范式看成是科学家所共有的信念，有时他把范式又看成是科学家共同的研究倾向，或理论、定律、模型、准则、方法，甚至研究工具和仪器。在库恩观点的基础上，肯尼思・贝利(Kenneth Bailey)认为，范式是研究人员“观察社会世界的一种视野和参照框架”；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则指出，范式是用以确定研究对象、提出的问题和方式，以及解释答案的规则，它“包含、确定和连接了样本、理论、方法和工具”。^[108]而基于我们在第一章的讨论，本书所指的研究范式，更应当标明了范式的这样一层含义：整合同一学科中不同认知群体(cognitive groupings)的差异。^[109]

概括地说，研究范式就是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根据这一定义，大众文化传播的研究范式就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研究者对大众文化的基本意象；用以描述和分析大众文化的概念选择；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研究领域和大众文化理论的兴趣主题，等等。此外，根据笔者的理解，针对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现象的研究范式还应具备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它应当是一种统一的范式。由于诸多大众文化研究范式固有的缺陷，而至今文化研究者们尚不能就研究范式达成共识，因而不能排斥对传播学意义上的统一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的探讨，而这一范式必须能够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现象的分析、解释的系统和模式，能够作为研究大众文化传播的潜在知识假设。这也是形成大众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科学性标志。其二，它应当是一种范式整合(paradigm combination)。过去的诸多研究范式具有不同的缺陷，因而不能作为分析、研究、解释大众文化传播的过程和现象的系统和模式。但是，每一种具体范式也都在一定层面上具有不错的解释能力，也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支持——每一种具体范式都具有作为范式理论的基本内容，表明了论者的一种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定，因此，它们都可以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研究范式整合的理论基础。

针对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曾提出了这样的期望：“有意义的文化的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把自身与人类正在创造的社会现实的总体性质联系起来。它必须努力去发现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整体状况，并且将所有的发展变化都视为处于人类可干涉范围之内，如果有必要，还处于人类可抵制范围之内。”^[110]本书分析的思路也正是追随了这一期望：秉持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中观研究立场，提供的是一种“整合认识论”(integral epistemology)。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立场，就是既力图避免完全依赖抽象的理论，也要避免完全依赖经验性与解释性的描述，而要“给予理论思考和经验思考同等的重视”。^[111]这里的“兼容并蓄”有两层含义：其一，理论为经验性的描述和解释提供了基础，但理论不是万灵药，不可能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纳入其中，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接受和理解经验分析；其二，限于篇幅和笔者的能力，本书针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不可能将所有理论和观点纳入其中，必须有所侧重——本书不是各种观点的概述，也不为某一特定的观点辩护，而是努力领会以上两者的价值。为了维护现实主义和“兼容并蓄”的立场，就要求本书以中观研究的立场重新叙述、重新综合、重新思考，并由此进行理论的整合。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追求对某位理论家或某一学派进行具体的、正确的“解读”，而是致力于在一个相对系统的框架内包容不同的观点，从而强调传播学分析的整体性和思考的多元性。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科学“扬弃”的立场。

就本书的研究目标和所持立场而言，难度和理论风险不言自明，但意义也是重大的。首先要申明的是，这是一种“知识整合”。中国学术界针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刚刚起步，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理论的整合，更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在基本概念上也没有达成明确的一致。尽管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著述已大量出现，对大众文化的经验批评和分析也颇为深刻，但系统而全面地进行理论分析的并不多见，倒是各执一词的争论显得异常热烈。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还没有引起传播学界足够的重视，我们希望此类立足于传播学视角的大众文化研究，能够拓展国内传播学研究的领域，特别是大力促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实践功能。进一步说，当前全球社会蓬勃的文化现实给研究领域不断地提出新的课题，本书也力求通过一种跨学科意义上的“平面扫描”，整合这些研究对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现象的解释和反思，达到一种“知识整理”甚至是“学科概括”的目的。当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努力遵循莫斯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坚守的一个重要原则：“知识的整理必须与特定社会和历史环境相联系。”^[112]

【注释】

[1]［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2]引自［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3]仅“大众文化”的定义，笔者所见已有数十种，包括有：广受欢迎、符合时尚的流行文化；一切来自民间的文化；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普及的、面向工农兵的通俗文化；资产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一种以标准化、娱乐性、满足虚荣幻想的、受操纵的文化；高雅文化之外的文化；商业消费文化；美国通俗艺术的意识形态或美国文化的代名词；统治集团赢得被统治群体赞同而形成和产生的文化；来自于人民的文化；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出现而产生的城市工业文化；在后现代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异之后形成的当代文化形式；以当代电子高新科技为传播媒介的，在时间和事件上同步的，全球化的文化，等等。参阅金元浦：《大众文化如何定义》，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5日；［英］约翰・斯道雷著、杨竹山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

[4]［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5]这类定义很多，譬如，美国人类学家斯卡平(Raymond Scupin)就提出：文化是“一个特定社会中代代相传的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包括技术、价值观念、信仰以及规范”。另外，英国诗人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定义也是一种典型的大文化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中”。引自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6]参阅［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毛怡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7]［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8]引自［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9]詹明信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社会学者，也多译为“詹姆森”、“杰姆森”，本书统一为“詹明信”。

[10]［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9页。

[1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201页。

[12]［英］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13]See Dominic Strinati，A 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5，pp.5～6.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大众社会理论最初的政治意图是捍卫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企图压制中下阶层民众追求民主的精神，“他们重新伸张死板而僵硬之社会阶层的必要性，他们想要让精英稳固地掌握决策权，永远享有特权”。参阅［英］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14]Ibid，p.14.

[15]参阅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8页。

[16]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17]参阅［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页。

[18]See Reid Luhman，The Sociological Outlook，San Diego：Collegiate，1996.p.601.

[19]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20]［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页。

[2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22]See Dominic Strinati，A 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5，p.6.

[23]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4页。

[24]参阅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70页。

[25]参阅杨伯溆：《全球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26]［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6页。

[27]陈立旭：《城市化与民间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换》，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 culstudies.com，2004年5月。

[28]［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1～42页。

[29]引自［英］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页。

[30]Reid Luhman，The Sociological Outlook，San Diego：Collegiate，1996，p.597.

[31]王杰泓：《现实中国语境中的大众艺术研究》，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 culstudies.com，2004年6月。

[32]［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3～4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127～128页。

[35]Dominic Strinati，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5，p.61.

[36]Kenneth Dyson＆Walter Homolka，ed.，Culture First，London：Cassell Wellington House，1996，p.15.

[37]引自［加］考林・霍斯金斯等：《全球电视和电影》，刘丰海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3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http://www.unesco.org.com，2004年12月6日。

[3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报告・1998》，关世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36页。

[40]［美］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41]同上书，第37页。

[42]苑洁：《当代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概述》，载林拓等主编：《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2003～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43]美国学者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曾对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异同进行了分析，认为大众文化是自上而下，是为商人雇佣的技术工人所制作，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其参与程度只能体现在买与不买上。所以他率先提出用“mass culture”而不是用“popular culture”来指称大众文化，以此划清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界限。

[44]参阅［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毛怡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45]参阅［美］约瑟夫・奈等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06页。

[46]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47]［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48]这里的评书、东北二人转都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古老样式。借助电视和广播的制作和传播，它们也成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样式。据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2002年4月的一次节目，评书艺人单田芳的固定观众有1亿人，非固定的近6亿；2004年，长春师范大学在中国首次设立了“东北二人转”专业，此举不仅缘于传统艺术的传承，也表达了市场和大众的需要。

[49]See Chandra Mukerji＆Michael Schudson，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Berker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5.

[50]参阅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0页。

[51]也称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不过，批判学派不只是法兰克福学派，也包括许多当代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学者，其思想、观点、方法与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相对立。See Everett Rogers，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New York：Free，1994，pp.108～109.

[52]在这些学者中，洛文塔尔提出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理论揭示了文化的商业广告性、意识形态性、市场导向性，其立场“介于阿多诺和本雅明之间”，可以视为一种有保留的批判主义立场。

[53]See Kaspar Maase，A Taste of Honey，European Readings of A merican Popular Culture，edited by John Dean＆JeanPaul Gabilliet，London：Greenwood，1996，p.201.

[54]［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都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55]See Dominic Strinati，A 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5，pp.64～65.

[56]See Peter Golding＆Graham Murdock，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Vol.1，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7，p.536.

[57]Ibid.

[58]See George Ritzer，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New York：McGrawHill，1996，pp.156～157；参阅［英］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5页。“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后来得到了哈贝马斯的大力发展。

[59]参阅［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60]［英］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5页。

[61]参阅曹卫东：《文化的剩余价值》，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 com，2003年4月。

[62]Dwight MacDonald，A Theory of Mass Culture，cited in Mass Culture，edited by Bernard Rosenberg，New York：Free，1964，p.60.

[63]See George Ritzer，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New York：McGrawHill，1996，pp.497～499.

[64]参阅单世联：《现代性与文化工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9～440页。

[65]在严格意义上，本雅明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直接同盟者，他一方面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有联系，另一方面，他又与这些学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66]Dominic Strinati，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5，p.82.

[67]参阅夏建中：《当代流行文化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68]［美］詹明信：《快感》，王逢振等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69]参阅［澳］约翰・道克尔：《一种正统观念的开花》，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34页。

[70]［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71]参阅单世联：《现代性与文化工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1页。

[72]夏建中：《当代流行文化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73]参阅［澳］约翰・道克尔：《一种正统观念的开花》，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页。

[74]参阅王宁：《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75]参阅陶东风：《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2003年4月。

[76]宋伟杰为《理解大众文化》撰写的译后记，［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257页。

[77]Denis McQuail，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London：Sage，2000，p.103.

[78]参阅［澳］约翰・道克尔：《一种正统观念的开花》，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页。

[79]参阅易晓明：《商业、政治与文化的混合》，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2005年1月。

[80]［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

[81]［美］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4页。

[82]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第7页。

[83]陈力丹：《舆论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84]参阅陶东风：《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2003年4月。

[85]参阅单世联：《现代性与文化工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7页。

[86]See Dominic Strinati，A 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5，p.74；参阅［美］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2页。

[87]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88]Kaspar Maase，A Taste of Honey：Adorno's Reading of A merican Mass Culture，European Readings of A merican Popular Culture，edited by John Dean＆JeanPaul Gabilliet，London：Greenwood，1996，p.201.

[89]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6页。

[91]参阅［美］埃弗里特・罗杰斯：《传播学史》，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92]参阅张咏华：《大众传播社会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93]［美］丹尼尔・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94]［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95]引自单世联：《现代性与文化工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1页。

[96]“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发动了一场“反恐公关战”，欲以大众文化为工具，解说反恐怖战争的方方面面，从而影响世界舆论。美国政府还邀请著名导演、制片人为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关战”出谋划策，并提出：大众文化应该帮助传播“我们共同的信念”，向公众宣传“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参阅王如君：《美国不想让塔利班说话》，载《环球时报》2001年11月13日。

[97]参阅雷颐：《今天非常“法兰克福”》，引自人民书城网，http://www.wsjk.com.cn，2004年8月。

[98]引自［美］戴维・莫利：《媒体研究中的消费理论》，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99]赵斌：《社会分析和符号解读》，载［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导言第3～8页。

[100]［英］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序言第5页。

[101]参阅［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102]本书所指的受众也就是传播对象或“受传者”，包括了观众、听众和读者在内。大众文化的典型受众就是“大众”。

[103]引自［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104]Robert Hawkins＆John Wiemann，ed.，Advancing Communication Science，Newbury Park：Sage，1998，p.162.

[105]参阅张咏华：《大众传播社会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106]［美］肯尼思・贝利：《现代社会研究方法》，许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

[107]George Ritzer，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New York：McGrawHill，1996，pp.499～501.

[108]［美］肯尼思・贝利：《现代社会研究方法》，许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109]See George Ritzer，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New York：McGrawHill，1996，p.501.

[110]［美］赫伯特・席勒：《信息与危机经济》，载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页。

[111]［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12]［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