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发行工作

四、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发行工作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图书发行行业为了克服困难，各地开始缩减图书发行部门的数量。在各地文化行政机关的统一部署下，全国新华书店减少了职工16%，城镇书店的门市部被砍掉了35%，原有5 872处，1963年只剩下3 791处。被收缩掉的多是解放初期的私营书店网点，也就是公私合营以后被并入新华书店的小门市部。^[3]

1962年2月23日文化部转发新华书店总店《对于1962年图书发行工作意见》。文化部指出，1962年图书发行工作应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力抓好两件事：一是继续调整事业的规模和布局，改进管理体制；一是在出版物印数减少的情况下，力求做好书籍分配工作，缓和供需矛盾。4月，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交流和总结图书发行工作中缓和供需矛盾的经验，研究进一步缓和供需矛盾的办法。会后，各地书店为缓和图书供应紧张状况，纷纷采取了不少措施，城市书店为缓和供需矛盾，采取了以下措施：①清理存书。总店组织各大中城市书店挖掘存书，互相调剂余款，增加货源。1961年，仅此一项就增加图书销售8 000万册。②收售旧书。1961年，全国书店共收购解放后出版的文艺书3 500万册，当年就售出80%。③开展租书。市县书店增设租书部，把供应紧缺的文艺名著留出一部分，用租赁的办法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河北怀来县城人口不到2万，县书店抽出一人开展租书，平均每月租阅6 400人次。如《王若飞在狱中》，8个月租阅168人次；一本《穆桂英》连环画册，8个月出租600人次。全国有5 000个租书摊铺，新华书店优先向他们供应较为紧俏的文艺小说和连环画册，供他们出租。④点菜出版。当时，文化部拨出7 500吨专用纸张，由总店组织各城市书店投票提出书名，重印了260种较为紧缺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工具书。出版后，很快售光。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左倾”思想的继续发展，“点菜出版”这一做法被废止。

从20世纪60年代全国各行业展开的调整、整顿工作中，图书发行的管理体制也开始进行调整、整顿。1962年8月20日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调整和充实新华书店业务骨干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称近几年来基层书店的经理、会计等业务骨干被抽调过多，有的长期没有补充，有的安置了一些文化水平过低、工作能力弱、政治质量较差的人员，以致经营管理水平下降，制度混乱，造成很大损失。要求将1958年以后调离书店的经理、会计和主要业务骨干，尽可能调回书店工作，并根据需要调进一定数量的骨干人员，精简或调换那些文化水平过低、不适合担任书店工作的人员。国务院同意了文化部的这个报告，要求各省（区）、市人民委员会等，对书店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切实的整顿。

1962年9月，文化部发出《关于调整新华书店省以下各级机构管理体制的通知》。恢复省以下各级书店由省、市、自治区新华书店和专县的文化行政部门双重领导，财务由省书店统一管理，大城市的地区门市部，原则上由市店统一领导的体制。

1963年8月，中央宣传部转发文化部党组《关于整顿新华书店基层单位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由于管理体制改变，业务骨干抽调太多，新华书店基层单位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不少地方的农村图书发行，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还有的书店热衷于经营非图书商品。因此，决定对新华书店基层单位的工作进行一次坚决彻底的整顿。通过整顿，使其明确树立面向农村、为农村服务的思想，并建议采取将省以下书店的业务领导和财务管理，以及经理、会计和主要业务骨干的调动权上收到省，调整和充实干部，新华书店总店应对全国新华书店的工作加强业务领导，制定出新华书店县店工作条例等措施。

1958年以后，由于许多地方办起了公社书店，供销社售书业务因而减少，结果造成农村图书发行力量的不足。针对这一情况，1963年4月，文化部、供销合作总社发出《为支援农业进一步加强供销社兼营图书工作的联合通知》。近一两年来，在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后，公社书店已先后撤销，以致目前农村发行力量很弱。由于新华书店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宜在县以下地区设点过多，所以，必须依靠供销社来做好农村图书发行工作，重新肯定了供销社在农村图书发行中的作用。

回顾新中国成立17年的图书发行事业，由于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图书发行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但总的来说，在党和政府制定的各种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下，图书发行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