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出版界消灭错误运动

二、新中国出版界消灭错误运动

书刊质量问题是书刊出版的永恒主题，也是新中国党和政府向来重视的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4月间，毛泽东主席发现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解放报》上登载他的《五四运动》一文，有5处文字上的错误，他送去更正表一件，要求刊登。同月25日广播的人民解放军布告，有两个错字，即以新华社名义，“请各广播电台各报纸予以更正。各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印发这个布告时，务请更正”。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出版物质量的提高。1950年7月，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出版工作的指示着重指出：“书籍杂志的出版和发行，是一项有很大政治重要性的工作。”

1950年4月12日及15日，出版总署两次邀约各地区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代表座谈，主要研究了各级出版行政机关的任务与组织问题。会后即根据各地代表的意见，与新闻总署会同草成《关于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的任务与组织暂行规定》，待呈请政务院批准后颁布执行。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设立新闻出版机关，加强管理，提高质量。

1950年10月28日，出版总署发布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其中《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第五条为：“满足人民文化生活多方面的要求，应扩大出版物的种类，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各门类和各种性质的书刊，均应充分供应，同时顾到质上的逐渐提高。”第十四条要求：“出版机构应与读书界、图书馆、新闻界和书评刊物取得密切联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修订错误，改进工作。”第十九条最后提出举办干部训练，筹划建立出版专科学校，“以培养、提高出版干部”。^[43]

1951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审定《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时，特意加写了几段话。中央指示中指出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毛泽东加写的话称：“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对已存缺点认真地加以改革。”中共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在刊出此文时，还特别加了按语说：“中央这个指示所指出的文字缺点，在报纸、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中也都存在。全国报纸应当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发表纠正各种文字缺点的文章，以引起党内外的普遍注意。”^[44]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指出使用略语的混乱现象，“更严重的是文理不通”，“有着这种错误的句子甚至还出现在大量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上”。毛泽东审阅了这篇社论，在最后一段中加了几行，认为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达思想，他写道：“当然是能够的。”同月，中宣部内部刊物登载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整理党内外报刊的决定》，还加了按语指出：“党内外报刊出版的整理，极为必要。”同期刊物还发表了胡绳《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的讲话。这样，消灭文电、传媒和一切出版物中的错误，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了。

毛泽东的批语使得当时的新闻出版机关很震动，也很重视。人民出版社立即停止日常编辑出版工作，专心致志地检查出版物的各种错误。

中央新闻出版机关消灭错误运动，由新闻总署副署长范长江具体抓。为了研究如何消灭错误问题，范长江曾在1951年9月12日及9月24日先后约请新华社的吴冷西、高戈，人民日报社的安岗，广播事业局的梅益，出版总署的金灿然，人民出版社的王子野等，开了两次座谈会，了解各单位运动开展的情况。

新闻出版业中检查错误的结果，据范长江向胡乔木的报告：“错误的情况，在各单位都是严重的。”他以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和人民出版社为例作了说明。他说：新华社从1951年7月1日到9月19日内，错误更正计有106处，其中应该由编辑部负责的为47处；来稿弄错的有59处。编辑部的错误中，如报道延安市工商界三天内对抗美援朝捐献了一亿多元，写成“一亿多万元”；将“同业公会”错成“同业工会”；将“驻日美军士兵因不愿到朝鲜前线打仗”，错成“驻日美军第七兵团不愿到朝鲜前线打仗”。对外电、来稿中的明显错误，如“开罗宣言”错成“开罗公约”；“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错成“台湾自治同盟”。翻译电报和校对工作，由于粗心大意，也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如将“西沙群岛”错译为“西洋群岛”等，编辑、校对都未发现。又如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四周年”，误校为“二十周年”，“金日”误校为“金目”等。^[45]

《人民日报》8月份在小样上检查出的错误共263处，其中政策性的错误2处，引语错误43处，题文不符11处，发稿重复3处，用词不当66处，泄露机密3处，滥用简语44处，与事实不符者61处，语法不通30处。出报以后，检查出的错误共15处，其中题文不符的1处，发稿重复的1处，泄露机密的1处，滥用简语的3处，与事实不符的8处，语法不通的1处。检查得很细致严格。

在人民出版社，从1951年8月27日到9月21日，对出版物作了一次比较认真细致的检查。当时，胡绳虽任社长，但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不到东总布胡同10号社里来办公。在人民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是副社长兼总经理华应申和副社长兼总编辑王子野。重要书稿经王子野审阅后，再送请胡绳复核。人民出版社领导积极响应消灭错误的号召，全社工作人员投入到这场运动。王子野十分重视胡乔木的动员报告，亲自布置检查工作。

在近一个月的期间，人民出版社共检查了260多种书刊：其中，一部分是从头到尾一字一句检查的，大部分是抽查几章或几篇，翻译书大都是对照原文抽查几段，还有一小部分只检查了目录和封面。在这一比较细致的检查中，发现存在着的许多惊人的错误和混乱现象。这些错误，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46]

第一，许多丛刊，内容庞杂，选材不当。譬如：已出版了94种的《新华时事丛刊》中，有政策文件，有时事宣传鼓动材料，有通讯报告，也有理论性的著译，无所不包，简直是混乱的集大成。《新法学参考丛书》中，有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的译本，有苏联等国的各种法典的译本，也有各种法律概论的译本；把这套丛书的书目排列在一起，就可看出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新法学理论丛书》只出版了3本，《哲学研究丛书》则仅见1册，以后都没有下文了。

出现上述错误的原因，人民出版社认为，这是出版者在编辑一套丛书时，并没有认真的计划和明确的目的，又没有认真的审查和编辑加工；在委托别的机关编辑一套丛书时，更没有和编辑者详细地商量研究改进的办法，所以就造成了这种错误。

第二，有些书中用了错误的材料。譬如：《波兰共和国》的书名错成《波兰人民共和国》。《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现已停售）一书中，把两个反革命分子写成革命者。《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现已停止重版）里编入了一篇表扬用错误原则处理干部问题的文章。出现上述错误的原因，出版社认为，这是在选用资料过程中，没有严格的考订，以致造成不合事实的政治错误。

第三，编辑体例没有一定规格。譬如：有些国家政策法令的单行本封面上刊印着某某社编或某某机关编的字样。恩格斯著《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因译文有些修改，就不假思索地在封面上加了“修订本”（这个封面印成后才发觉不对，作废重印）。很多编著或翻译的书上，都没有向读者交代编著或翻译的目的和选材情况。在书上的“前言”、“后记”一类文字，署着“编者”或“编辑部”或“人民出版社”等等不同的名称，也显得很混乱。

第四，翻译错误和语文不通的现象十分严重。譬如：由英文译来的《对共产党员的审判》（印成后作废），内容本来很好，但译文却糟到极点，三句中有两句读不通，且有把“季米特洛夫”译成“帝米出洛夫”等等荒唐错误。这本书竟未予审阅即行付印，以致造成重大损失，实是出版者的严重错误。

此外，语文不通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例如《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丛刊》中，有“把高潮引向深入和经常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控诉运动相结合，是开展全市性控诉运动的关键”、“将近三百八十六个生产小组和三千八百九十余个模范劳动者”、“热火朝天的竞赛合同也订立起来了”等等。

第五，由于在整理原稿时未能校出作者的笔误和校对工作不精也造成了一些错误。例如把“李完用”错成“李克用”、把“李秀成”错成“李自成”、把“社会主义”错成“帝国主义”、把“抗美援朝”错成“抗美抗朝”或“抗美援美”、把“资产阶级”错成“无产阶级”等等。

第六，封面装帧也有许多缺点。例如追求形式变化、爱小趣味，有些封面色调暗淡和书的内容极不相称等。

第七，在印刷方面，常有印刷错误、偷工减料和模糊不清的现象。如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书脊上的“论”印为“党”、把第一章的标题“绪论”印为“结论”。

第八，在宣传推广工作方面，有许多广告文字，内容空泛，语句不通；广告招贴往往在出书以后很久才发出去，因而失去时效。如有一种招贴上把“新华书店”弄成“新书华店”，一直印了1.49万张，才被印刷厂同志发觉，造成很大的损失。

人民出版社特将检查出来的政治错误、事实错误及错字、漏字的校对错误，乃至书籍广告中的错误，一一列举原件，由梁涛然同志在东总布胡同10号出版社大四合院前面的会议室内，举办一次错误展览会。这种“实物教育”对工作人员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在新闻出版行业消灭错误运动中，各个单位都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也积累了消灭错误的经验、办法。

新华社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逐步消灭稿件中的技术错误、事实错误和语法错误，从这年2月份起，就在编辑部发动了练笔运动。总编室把练笔运动规定为编辑部的重要任务，并制定了全编辑部及各部门消灭错误的目标和进程。通过“技术错误登记表”、“成品错误登记表”，组织评奖和竞赛，并加强资料核对制度。自1951年10月25日起，新华社总社出版《每日新闻检查》的内部刊物，专门发表新闻通讯的检查结果，以便相互观摩改进。

《人民日报》从1951年1月起即成立了检查组，检查内容包括：①稿件内容是否合乎政策；②题文是否相符；③发稿是否重复；④是否泄露国家机密；⑤引语是否正确；⑥人名、地名、时间、数字是否与事实相符；⑦语法、词句是否妥当；⑧是否滥用简称。由于检查组同志们工作努力，事实错误等在版面上大大减少。在3、4、5三个月内，即消灭稿件上各种错误1 897处，其中事实错误占500多处。^[47]

为了进一步消灭报纸上的错误，各新闻出版单位还计划在组织上、制度上采取一系列办法。首先是实行责任制。一切稿件、信件、公文的处理，一律实行按级签名负责制。报纸版面亦决定实行代号签名制。同时，加强检查制度，进一步强化检查组工作。为提高工作的质量和速度，实行分类积累权威资料的办法。对读者来信，地方记者来稿，以及各组内部工作，均有相应的检查规定。其他如建立权威资料，语法修辞、标点符号，争取于较短期内实行突击学习。为防止错误和拖延现象，对于各个方面的重要来稿，都逐项规定了审阅处理办法。为了消灭错误，并发动群众性的竞赛运动。

人民出版社提出的改进办法是：充实机构，组织一个编审委员会，在总编辑领导之下，负责审查重要书稿，讨论编辑方针和选题计划。加强计划性，按工作分有选题、编辑、发稿及出书计划；按时间分有年度、季度和一月计划。书稿审查，建立三审制。决定采用的书稿，内容不当之处，应通过一定程序予以修改、整理。一般书稿，最低限度要经过4次校对，其中一次，由作者自己校对。书籍在印制过程中，出版部门应随时指定专人进行检查。印刷完毕，应将样书校读一遍，发现错误，立即排印勘误表，并追究责任。遇有重大错误，应重印。还有严肃纪律、培养干部的决定。

各单位在认真检查工作、揭发错误中，取得了共同认识，认为要把消灭错误工作做好，有四项基本办法是必要的：①反复进行思想动员，高度发挥干部的积极性、自觉性、创造性和坚持性。充分揭露错误的事实，便是最有效的动员方法。②要有经常的坚强的领导和广泛的群众运动。③要有严密的检查、登记、统计工作，并须有奖惩制度，加强纪律性。④要有可靠的资料工作。可以看出，这些共识都带有50年代工作方法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初的出版界的消灭错误运动，取得了实效，它克服了出版上的混乱现象，提高了出版物的质量，同时在这场运动过程中，党和国家开始注意建立和充实国营出版社的编辑机构，健全编辑和审校制度。

【注释】

[1]宋应离.胡乔木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J〗.出版史料，2006，（2）：4－8.

[2]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42.

[3]宋木文.出版社“企业属性”考［J〗.出版发行研究，2003，（9）：5－8.

[4]宋木文.出版社“企业属性”考［J〗.出版发行研究，2003，（9）：5－8

[5]吉少甫.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建国初期胡愈之在出版署的活动纪要［J〗.编辑学刊，1996，（4）：10－16.

[6]王建辉.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良好开端——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J〗.出版科学，1998，（3）：37－38.

[7]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央宣传部批转出版总署党组关于整顿和改造私营出版业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465.

[8]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全国出版事业五年建设计划大纲（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2）》.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27.

[9]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东北区新华书店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320.

[10]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华北区新华书店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341.

[11]宋木文.出版社“企业属性”考［J〗.出版发行研究.2003，（9）：5－8.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4.

[13]包之静.新中国初期出版工作部署——我国出版工作发展概况和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报告提纲初稿）［J〗.出版史料，2007，（4）：4－9.

[14]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257－261.

[15]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257－261.

[16]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515－530.

[17]张志强.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出版研究［J〗.编辑学刊，2004，（4）：70－71.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12.

[19]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38.

[20]刘杲，石峰.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39.

[21]张小萍.“三审制”的回顾与审视［J〗.编辑之友，1998，（5）：4－6.

[22]吴道弘.书稿三审制形成之回顾［J〗.北京出版史志（第4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23]吴道弘.书稿三审制形成之回顾［J〗.北京出版史志（第4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24]张志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图书市场管理工作［J〗.中国出版，2000，（7）：34－36.

[25]方厚枢.新中国稿酬制度50年纪事［J〗.出版经济，2000，（3）：63－66.

[26]方厚枢.新中国稿酬制度50年纪事［J〗.出版经济，2000，（3）：63－66.

[27]注：老人民币指1948年12月1日由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新人民币指1955年3月1日起由中央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新人民币和老人民币的换算标准为：新人民币1元＝老人民币1万元。

[28]牛汉，邓九平.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324－325.

[29]王泽泗.我国稿酬制度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出版，1992，（2）：10.

[30]王泽泗.我国稿酬制度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出版，1992，（2）：10.

[31]方厚枢.新中国重视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历史回顾［J〗.中国出版，2004，（8）：48－51.

[32]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陆定一胡乔木关于春节宣传问题向中央领导同志请示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556－558.

[33]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陆定一在中宣部通俗报刊图书出版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132－137.

[34]方厚枢.新中国重视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历史回顾［J〗.中国出版，2004，（8）：48－51.

[35]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央宣传部关于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3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487－488.

[36]方厚枢.新中国重视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历史回顾［J〗.中国出版，2004，（8）：48－51.

[37]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07，487.

[38]方厚枢.新中国重视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历史回顾［J〗.中国出版，2004，（8）：48－51.

[39]方厚枢.新中国重视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历史回顾［J〗.中国出版，2004，（8）：48－51.

[40]方厚枢.新中国重视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历史回顾［J〗.中国出版，2004，（8）：48－51.

[41]据1963年10月《中国青年》编辑部整理的《周总理对〈中国青年〉和团的工作指示纪要》。

[42]方厚枢.新中国重视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历史回顾［J〗.中国出版，2004，（8）：48－51.

[43]戴文葆.建国初期中央新闻出版机关中的消灭错误运动［J〗.新文化史料，1995，（1）：65－70.

[44]戴文葆.建国初期中央新闻出版机关中的消灭错误运动［J〗.新文化史料，1995，（1）：65－70.

[45]戴文葆.建国初期中央新闻出版机关中的消灭错误运动［J〗.新文化史料，1995，（1）：65－70.

[46]涛然.为消灭错误，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介绍人民出版社检查出版物的经验.人民日报.1952-2－13.

[47]范长江.关于如何在新闻出版机关中进行消灭错误运动向胡乔木的报告.宋应离.中国当代出版史料（7），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