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改变公众外交

1　媒体改变公众外交

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Joshka Fisher)认为，公众外交“不仅仅是某种额外的装饰”，而是完善和维持对外政策目标的一个必需的方面⁽²⁾。外交软性的这一面常常被描述为政治和经济之外的对外事务“第三支柱”，甚至有人说是“第两个半支柱”⁽³⁾。这种外交形式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利用媒体影响目标国家和人民。

公众外交这个术语最早源于1965年塔夫兹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爱德华·R.默罗公众外交中心的建立。公众外交定义甚多。在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关系术语词典》中，“公众外交”被定义为:“政府主办项目，旨在告知或影响他国公众的观点。”⁽⁴⁾达成这些目标的方式包括发行出版物、图片、文化交流、收音机、电视以及网络技术，但绝不仅限于此。汉斯·N.塔奇将公众外交定义为:“发展美国对外政策实施的海外交流环境的政府官方努力，其目的是减少美国与别国复杂关系中的误感与误解。”⁽⁵⁾克里斯托弗·罗斯在布鲁金斯/哈佛论坛上说:“我将公众外交设想为传统外交的公众面孔。传统外交的目的是通过与外国政府的精英交流提升美国利益。公众外交的工作是与传统外交相协调，甚至是相平行的。”⁽⁶⁾

可见，在外交领域，公众外交是传统外交的另一面，它扩展了外交的范围。传统外交是以政府为中间人的国际交往，而公众外交更多是在商业和媒体的非政府环境中，通过公众和民间的参与者调停国家间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公众外交的“官方性”并不比其他外交形式少，它的制定者、主导者和执行者仍然是政府等国家机构。

然而，这种由政府唱独角戏的公众外交模式在全球化、新技术日益发展，交流更加充分的世界中，正在逐渐被打破。正如默罗在1963年就期待的那样，“公众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它不仅包括政府间的互动，更重要的是非政府的个人和组织间的互动。此外，公众外交活动通常存在着代表个体个人、私营组织和官方的不同意见。”⁽⁷⁾

在这个交流和全球化的时代，公众外交真正属于了公众。哥伦比亚的奥斯卡·莫拉莱斯可以通过Facebook，动员全世界40个城市中的200万人抗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行动，而这是政府所不能做到的。MTV这样的媒体公司曾就性和艾滋病与非洲青年对话。YouTube的视频志愿者(Video Volunteers or iJustine)连接起世界对贫困人口的关注，提高全球对饮用水的重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和海外博客就当前中国的国内和对外事务进行直接和间接辩论。

在公众外交的新模式中，国际关系不再是外交官员和政治精英们在密闭房间的圆桌前的秘密交易，公众外交也不再是一项外交政策在提交讨论前所做的最后的梳妆打扮。既然旧的公众外交模式崩溃了，政府就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有效地参与新的世界范围大对话。公众外交成为所有与世界有联系的政府、公司、组织或个人发起国际行动，影响他国及本国公众，从而决定国际政策的大对话。这种对话不仅越来越多地确定了世界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作为公民，作为个人，作为潜在的商业、军事冲突或世界和平的敌人或合作者——也决定了中国人如何看待和应对世界。世界各地的公民都通过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加入了这一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