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话语更为理性与务实

2.6　政策与规制研究:学界话语更为理性与务实

政策与规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媒介融合规制、广播电视公商二元体制和制播分离的探讨上。复旦学者朱春阳对近年来兴起的媒介融合规制研究进行反思。他认为，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的传播格局，对媒介融合规制研究的中国面向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政策规制作为核心议题，其价值取向与目标应该体现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发展要求。媒介融合作为传媒行业自身依托技术平台而衍生出的一种进化能力的自生产机制，将深刻展示传媒业所具有的自我运行和自我发展的内在规则。政策规制作为政治力量主导，政治、经济与专业协作方式的呈现，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善待媒介融合所表现出的行业自理的基本特征。^［20］这种反思体现了对媒介发展自身规律的尊重。

张丽等研究者在对英、美、法等国广播电视公商二元体制改革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放松对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的结构性规制，积极调整对广播电视媒体的市场行为的规制。公共广播电视媒体所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不会因为受到来自数字时代的冲击而减弱，公商并存的二元体制下公共广播电视媒体与商业广播电视媒体的竞争会保证广播电视内容的多样性和公众选择的多样化，即使是在数字时代，二元体制的存在仍然非常现实而且非常必要。^［21］对广播电视二元体制的这种现实分析和趋势判断是审时度势的务实思考。

本年度对制播分离的研究趋于冷静。顾宜凡对制播分离是否有利于实现广播电视服务的产业化提出商榷，认为如果频率稀缺的问题不解决，在以广告为资金机制的双边市场模式下，竞争性复制使得制播分离同样不能实现社会对多样化、高格调节目的公共需求;而且从广播电视服务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一产业属性来看，制播分离有人为割裂产业价值链的倾向。另外，从受众的需求来看，重要的不是制播分离，而是满足其需求的服务的提供方式，而制播分离与这种服务提供方式并没有必然的共生促进关系。因此政府在对制播分离进行规制设计时，必须弄清楚哪些规制内容是促进制播分离改革的过渡机制，哪些规制内容将是促进我国广播电视产业长远发展的长效法规，从而保证政府规制的科学性、针对性、稳定性、透明性和可操作性。^［22］学者的这种思考极富智慧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