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报道的写作要创新

第二节　监督报道的写作要创新

我国正在使用的新闻报道形式，大多都适用于新闻舆论监督，如消息，通讯，专题，调查报告，现场报道，记者来信（记者观察、记者见闻、采访札记），受众来信、来电，新闻评论（新闻述评）等等，但在具体应用中因新闻舆论监督的某些特殊性，又为新闻舆论监督类的报道增添了创新写作的可能性。

1985年5月，笔者了解到天津钟表二厂30多名科技人员因忍受不了厂领导歧视排斥知识分子的做法，有三分之一要求调离，其中一些人提出辞职、退职，有的已经愤然离厂而去。经过到工厂里明查暗访证实，这个厂领导“左”的思想相当严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仍然被“极左”思潮这棵顶门杠拒之于厂门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阳光仍然普照不到这个厂广大知识分子身上。

显然，这是一个应该向全社会曝曝光的典型事例，那么，怎么进行监督报道呢？尤其是如何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曝光呢？一般的办法是撰写一组消息或录音报道，在中央台连续播发，然后等待相关部门的处理结果再行报道。这种报道形式的主体是过去时的，对于广大受众来说，都是被动式地接受新闻信息的传播。因此监督内容的传播方法与形式，束缚了新闻事实本身的冲击力。

如果我们把监督内容的主体的传播方法略加改变，效果就大增，就更加吸引人。于是我们采取了下述的曝光程序：第一篇消息集中写钟表二厂的技术人员为什么要离厂出走？这篇稿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当天，记者就又来到钟表二厂，邀请部分工人和技术人员座谈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结果，会上，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又列举了大量事实，对厂领导歧视技术工作，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诚恳的批评。

转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了关于座谈会的报道，不仅把监督报道引向深入，而且糅合进了社会监督的元素，因为应邀参加座谈会的工人、技术人员虽然也是钟表二厂的职工，但他们代表的是社会上的听众客体。这样这起新闻监督的报道就由过去时变成了进行时，新闻时效大增，报道也增加了生动性、可信性、真实性。

经过连续2次的监督报道，天津钟表二厂领导不尊重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丑行基本上都披露出来，监督可以告一段落了。由于报道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巨大，一时成为全国的焦点话题，广州羊城晚报在头版头条予以全文转载。为了引导舆论理性处理这起被监督事件，并从中悟出道理。笔者又赶写了短评《中小企业更应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作为这起监督报道的第三篇，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从而使这起监督报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上述事例说明，为了提高新闻舆论监督效果，我们的记者更应注重监督报道的写作创新，在把握住事实准确、证据确凿的前提下，不仅要注意实施监督的时机，讲求方法，而且更应该关注效果。力争做到，监督以后有关方面能够提高认识，改进工作，促成问题的解决，使人民群众看到新闻媒体的作用，增强社会向好的希望和信心。

附例稿（179）系列报道之一

消息：钟表二厂的“老九”为什么要走

△本台记者金树华、郑凯报道：

鄙视知识、摧残人才的年代早已过去了。“‘老九’不能走”这一形象化的语言，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知识、人才观念的可喜变化。然而，时至今日，天津钟表二厂党总支书记×××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左”的思想还没有肃清，依然歧视排斥知识分子，从而挫伤了该厂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这个厂的三十多名科技人员中有近三分之一要求调离，其中一些人提出辞职、退职，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厂。

天津钟表二厂是个拥有九百余名职工的中型企业，技术力量比较弱。1983年，工程师刘恩波调入该厂任技术科副科长以后，带领技术人员积极工作。从1983年起，在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上级科研部门下达的“研制塑料薄型石英钟机芯”的重点科研项目；还完成了全厂十几个产品的工艺编制和整顿任务；制订了产品零部件的技术标准；设计出多种新的花色品种；搞成功一项“铝材钟面仿金处理工艺”；为培训国外来华学习人员编写了十几万字的技术教材，为工厂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厂党总支书记×××和其他厂领导对刘恩波这一时期的工作还是满意的。

后来，刘恩波多次对工厂的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在分房、调资、转干等问题上按照有关政策为技术人员反映了一些实际困难和合理要求。此后×××同志和厂领导便改变了对刘恩波的态度。×××在公开场合说，刘恩波有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并改组了技术科领导班子，采取既不宣布免职，也不宣布撤职的办法把刘恩波挂了起来。

去年11月，“塑料薄型石英钟机芯”的科研项目，经过两年的研制通过了鉴定。刘恩波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在研制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然而，在向上级申报科研成果时，研制者名单中却没有他的名字。有人提出疑义，×××解释说：“刘恩波有生活作风问题，就是不能申报。”

由于×××的一再刁难，今年1月，刘恩波不得不提出停薪留职的申请。对此，×××一方面让组干科通知刘恩波，厂里不同意他停薪留职的申请，一方面又在未与刘恩波本人见面的情况下，突然贴出布告，免去了刘恩波技术科副科长的职务。刘恩波又写了申请退职的报告，该厂还是不予批准。

今年3月，刘恩波因心脏病住院，厂里不仅不管不问，而且毫无任何理由地从今年3月份开始停发了刘恩波的工资，甚至连医药费都不给报销。

在刘恩波住院和另一名助理工程师病休期间，经几位厂领导研究同意，厂保卫科人员又查封了刘恩波和那名助理工程师的办公桌和文件柜，而且通知技术科，如果刘恩波等要开办公桌和文件柜，必须有保卫科的人在场。查封办公桌和文件柜在技术人员中引起强烈不满。一些技术人员说，每天在办公桌上看到醒目的大封条，使人觉得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

两年来，在×××等人的歧视、排斥下，一些技术人员被迫陆续离开了这个厂。厂技术科试制组的技术人员于新年，1979年以来取得多项科研成果，为工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和某些领导人认为于新年“狂妄自大”、“不好管”，就处处排挤他。于新年获得的两项轻工业部科技成果三等奖、两项四等奖和天津市科研成果二等奖的成果证书及奖金，厂有关负责同志以种种“理由”，一直扣着不发给本人。于新年要求调离，厂方又不允许。万般无奈，于新年递交了辞职报告，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厂。接着，另一名有专长的技术工人也辞职而去。

×××和钟表二厂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做法，在技术人员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他们顾虑重重，根本无法安心工作。由于人心思走，技术科不仅不能继续搞新产品研制，连厂里的日常技术工作也难以应付了。

（本文1985年6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

附例稿（180）系列报道之二

报道：严肃、诚恳的批评

——钟表二厂部分工人和技术人员座谈会纪实

△本台记者郑凯、金树华报道：

昨天，本台播发了天津钟表二厂领导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天（6月18日），记者在钟表二厂召开了部分工人和技术人员座谈会，请他们就钟表二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谈谈看法。

会上，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列举事实，对×××及厂个别领导同志歧视技术工作，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诚恳的批评。

技术人员反映，在这个厂做技术工作，处处受到排斥。国家下达的S2石英钟重点科研项目，给了42万元科研经费。但技术科为这个项目买的价值一千多元的器件，厂里却一直拖着不给报账。一些技术人员没有办公桌椅，无法工作。技术科长经主管厂长同意买了几张办公桌和文件柜，拖了近两年至今不给报销。1982年由天津大学毕业的陈卫忠说：“我到技术科工作近3年了，一直没有办公桌椅，只好每天借用别人的桌椅工作。”

石英钟是技术密集型产品，涉及到多种专业和学科，搞新产品需要大量技术资料，但最近×××等同志又以经费紧张为名，把技术科资料室每月购买技术资料的30元资料费卡掉。助理工程师徐文曾说：“我们买资料没有钱，但×××可以带着几个人坐飞机去深圳。他们省下一次去深圳的飞机票钱可以够技术科5年购买技术资料的费用。”

在钟表二厂，技术人员工作用房也处处遭难。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检验人员傅惠兰说：“我厂有价值近两万元的检验仪器，由于领导不给房子，使这些仪器闲置多年不能使用，给技术检验工作造成困难。”

1982年中专毕业的苑淑明在车间和技术科做了大量工作，并参加了研制“薄型石英钟机芯”重点科研项目。她好学上进，但在报考业余大学问题上遇到困难。她在会上哭着说：“我为报考业大一事去找×××，他说，‘像你这样没有能力的人，我们就是不能重用’。还把我从办公室轰了出来。”

技术人员赵大玉和张淑华等人说，在钟表二厂，我们技术人员的生活、福利待遇都摆不上领导的议事日程。分房时×××公开说“不照顾技术人员。”结果，去年新盖的房子，除一名技术人员是换房外，其他技术人员没有一人分到住房。在奖金分配方面，一般技术人员同后勤工人一样，只能拿最低档次。

厂设备科长杨树仁说，由于×××任人唯亲，个人说了算，使得工厂的管理十分混乱，人浮于事。几台进口设备长期闲置不用，电源线都被老鼠咬断了。而大量可以自己干的活都拿到外单位用简陋设备加工，致使产品不断出现质量问题。李大玉说：“我们厂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工厂，但在×××和个别领导同志的瞎指挥下，却捧着金饭碗要饭吃，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本文1985年6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

附例稿（181）系列报道之三

短评：中小企业更应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

△各位听众，前天和昨天本台连续播出了天津钟表二厂个别领导歧视、排斥知识分子的报道，今天播送本台记者金树华、郑凯写的短评，《中小企业更应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

天津钟表二厂党总支书记×××和厂个别领导同志歧视、排斥知识分子的问题说明，在一些中小企业里，不尊重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现象目前还没有根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那里还没有很好地落实。

究其原因，一是那里的党政干部素质差，政策水平低。他们不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习惯于用“左”的眼光看问题。他们往往以个人的好恶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和合理要求，或是不理不睬，或是横加训斥，甚至以“不服从领导”为由，加以排斥。二是上级主管部门对这些中小企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抓得不紧、不细，检查督促不够，使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好中小企业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对加速这些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希望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针对一些中小企业既缺少人才，又不重视人才的现象，认真检查一下那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对那些坚持“左”的思想，继续排斥、打击知识分子，而又拒不改正的个别领导人，要坚决地调整下来；对那些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拖着不办的，要督促他们加速落实。

（本文1985年6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