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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是媒介一切问题的核心

时间:2022-04-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新闻自由是媒介一切问题的核心 ——李银河教授访谈录受访者简介: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譬如,中国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新闻也是言论的一种。

新闻自由是媒介一切问题的核心
——李银河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88年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妇女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别研究、性社会学。主要著作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同性恋亚文化》等30部。

采访时间:2004年10月

采访地点:上海

采访人:李莹

对媒体的直观评价

记:李教授,您接受过很多访问,能谈谈您对接触过的记者的评价吗?

李:我觉得有些记者是很用功的,譬如说他会就采访的问题做提纲,看过相关资料,有所准备,提的问题水平比较高。另外也有一些比较差。

记:怎么差?职业操守方面吗?

李:譬如说,他自己想写一篇文章,想走捷径,问一下专家的意见,就省得自己来深入地研究这个事情。有个别的,甚至从别人那得到资料,却不提资料来源的出处,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这种做法就有点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了。

记:您认为记者应该具备怎样的职业操守或职业道德标准?

李:首先要真实。真实是首位的,也是最重要的。譬如说,你先有个自己的观点,但你访问的人的观点跟你不一致,你却往你的观点上写,这是最大的错误。他歪曲了被访问人的意见、事实、数据,弄得失了真,这是最糟糕的。有些比较严谨的记者,写好采访录后,他会给你传一遍,让你看一下,然后再发表,让你先确认是自己的意见。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还有一种不好的情况。记者来采访时,记下了我的话,但发表时全部都署我的名,就变成了不仅部分语句是我的,全部文章都成我写的了。实际上,人的口语和文字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人在接受采访时,口语是很不够准确的,比较随便,不够严谨,他却就这么直接发表了,这就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因为,我对署我名的文字是十分在意的,字里面不能有病句、错字等,但对方并不能保证,发表出来就让我感觉跟吃了只苍蝇似的难受。实质上,这还是个失真的问题。

记:对电视媒体的看法呢?

李:电视媒体受限制比较多。譬如我2002年在湖南卫视做的一档有关同性恋的节目,首播之后,重播就不让播了。这不是具体哪个媒体的问题,是整个新闻体制的问题。

记:如何来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呢?

李:最根本就是遵守宪法。譬如,中国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新闻也是言论的一种。什么叫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在同一问题上不同的多种观点都能得到呈现,不能因为你认为某一人的观点有问题就不给他发表。只要不是行动上的,如游行、反政府、搞组织等,仅言论上的,各种观点都要允许它表现出来。譬如说同性恋的事情,我们那期节目做得很好,对同性恋持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应该受到保护。

国外其实这方面也有争议。譬如,战争期间,为了不暴露军事机密等特殊原因而禁止报道,这样的规定是不违反宪法的。在一般情况下,只是一般的观点性言论,我觉得都应该属于被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畴。可是,往往因为一些保守观点持有者,因为自身观点的保守,利用行政力量来限制这些一般观点的言论,这就不对。

记:您对《新闻法》如何看待?

李:如果能够制定一个好的法律的话,它比没有要强。因为现在只是笼统的在宪法上有个“言论自由”,对于新闻媒体它们到底有什么权力,就是它们到底能报道到什么程度,要遵守什么样的原则都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有个非常好的法律,这比没有强。

媒体的根本问题及思索

记:您平时的信息来源有哪些呢?

李:主要是上网,如新浪、搜狐等,其他还有些报纸,如《信报》等北京报刊,还有凤凰卫视

记:央视、《人民日报》等呢?

李:我也看的。央视的新闻频道还是不错的。

记:为什么您主要的信息来源选择网络呢?

李:因为网上信息比较多。

记:是因为网络媒体信息比较公开吗?

李:其实网络上传播的信息跟别的媒体没有太大的区别。

记:媒体传播的信息会影响您的认知世界和科学研究吗?

李:没多大影响。我上网会查些有关研究领域全球新的调查成果,如婚前性行为比例等,还有一些相关的新信息,譬如哪个国家通过了新的同性婚姻的法律等之类的。这些网上都有报道。

记:但这些信息在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中能获得吗?

李:不大能。

记:您对整个媒体印象做何评价?

李:整个媒体给我的感觉是,凡是它说出来的基本都是比较可信的。它不会歪曲地去报道一个事实。但是,有些东西它并没有说。

记:“非典”事件后,信息公开、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建立,您如何评价?

李:其实一直以来,我国信息公开方面还是在逐步进步的,有所放开。但因为我的成长环境,我家人都是从事媒体行业的,从小我就知道,有的报纸存在内部打招呼的情况。

记:这个现象现在仍存在吗?

李:对。关于同性恋,它们就有说少报道。还有次,某报社开会,有关负责人就提到某女社会学家说我国家庭暴力比例有21%,美国才25%,认为讲出我国比例与美国如此接近,是给中国抹黑了。这个女社会学家就是我。我认为那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不能想当然认为我国家庭暴力程度就一定比美国好得多。媒体就应该是报道事实,不能随你来捏造。不是21%,那是多少,有经过调查吗?后来妇联得出的调查数据高达30%以上,比我的数据更惊心。所以不能因为它是个负面的报道,就打招呼不予报道。

记:如何来解决这种状况呢?

李:这只能慢慢来,不能期望媒体一下子好到哪去,只能慢慢地一步一步去推动。媒体所能做的,就是慢慢地去扩大人们言论自由的权利和范围。过去可以说到这种程度、这个方面,慢慢地让以后可以说到那种程度、那个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当时放卫星等能成为事实,就是因为媒体在其中起的作用。媒体歪曲事实,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个得普利策奖的人后来也被揭发出新闻造假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个道德操守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时是超越个人的,是整个社会、环境在逼迫你说假。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素养和体制问题要分开来讲,都要改变才行。

记:从您研究所感受的社会现实和媒体对社会的反映对比来看,您认为媒体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现实的反映够不够全面?

李:国外会有媒体监督机构。弱势群体会监督媒体有否对该群体的负面报道、歪曲报道等,譬如少数民族会有专门机构来监督媒体有否歪曲报道少数民族的形象;国外同性恋组织会抗议有些媒体专报道同性恋中的谋杀案;还有对妇女的报道等。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很必要的。

记:媒体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报道,有时能造成很大的影响。譬如对农民工问题的反映,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如果不是温总理替农民工讨工资的这个报道出来,不会有后来对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关注以及解决。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您希望媒体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或者说怎么去做呢?

李:我认为之前《南方周末》的做法就很好。它们经常去揭露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腐败的问题,报道真实客观,很尖锐。

记:对媒体现在已在进行的一些改革,您如何评价?譬如建立专业频道实行分众化、产业化等。

李:我觉得实行这些还是必要的,如分众化,国外就实行得很好。

记:南京大学曾做过一个调研报告,得出了媒介公信力下降的结论,还有就是相信媒体的人员中党政机关人员比例相对较高,下岗工人最低。您怎么看待这个调研结果?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媒体该如何挽回?

李:人们认为媒体报道的东西有些是经过过滤的,所以就不相信。如果你任何事情都如实报道,公信力肯定会提高。人员方面,因为下岗工人生活上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看到的阴暗面较多,不满也就相对更多点,对媒体也就信任度更低了些。

记:所以有种看法,认为现在媒体报道偏娱乐化,报道对象也多关注白领等阶层,构筑出一个“歌舞升平”的社会。您对此如何评价?

李:娱乐和新闻是两个方面。娱乐是针对“美”的,新闻是针对“真”的。两者是不同的。过于娱乐化,放弃对“真”的追求,这怎么行?这是不务正业。还有有偿新闻的问题,这也是影响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是“权”,一个是“钱”。被“权”歪曲了的,会降低公信力,被“钱”歪曲了的,也会降低公信力。作为一个严肃的媒体,不应当用钱来歪曲新闻。

记:现在媒体也提倡产业化,讲求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无法避免的。那如何在市场操作中把握自己呢?

李:媒体应该有自身的原则。广告与新闻完全分离,不能因为要赚钱,就用新闻报道的方式来做广告。

记:您希望媒体对某一事件以何种方式来报道?

李:就是如实。

记:有人认为,媒体不能什么都报,因为人民难以承受太多的负面信息。您如何看?

李:人民的承受力也是看情况的。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人们的承受力就特别差。“四人帮”时,都是小道消息,媒体上一点真实的都没有,那时人们承受力就很差。但是现在的社会正面和负面的都有。如果能够如实地报道事情,人们慢慢地承受力会提高。其实,现在人们的承受力比起过去提高了很多,这也是因为媒体报道在慢慢地有所放开。最好的状态,就是人们能承受现实。

记:您认为媒体正反两面报道的比例达到几比几是适当的?

李:现在好的方面还是多数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近10%,但大数额的贪污也是有的,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地方。不过后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在积极地工作建设,整个社会是欣欣向荣的。但它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认为,完全能承受,如实报道没问题。比如河南艾滋病事件。和全世界其他国家比,我国的艾滋病病人比例还是很低的。早报道、早预防、早治疗。我国大多数地方还是防治得很好的。但河南有了情况,就要及早报道出来,引起注意,进行纠正,这才是媒体该尽的责任

媒体需要增强自己的性别意识

记:香港中文大学有位博士对中国女性期刊做过分析研究,认为存在“隐性的性别歧视”,以您对女性问题的研究所得,您如何看这个结论?

李:我有专门从性别角度看媒体的问题的研究,认为媒体在这方面问题挺大的。譬如,新闻里面以女性做主角的,比以男性做主角的,要少得多。虽然这也反映了一部分的现实情况,但这里面媒体就有一定的责任了。做广告时,女性多出现在洗衣机、牙刷等的广告中,形象都定在母亲、妻子等方面,为什么不多报道一些女科学家、女司机、女市长之类的呢?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媒体现在仍按照传统的性别角色来定位男性、女性。譬如,肯定的、科学的话就由男性说出来,比较犹犹豫豫的话就由女性来说;女性形象体现出来不是在厨房里,就是在照顾孩子。

记:如何改善这种状况?

李:就需要监督,需要媒体增强自己的性别意识,男女平等的意识。

记:男性时尚杂志的出现,是种改变的表现吗?

李:这要具体来看,要看它的本质内容是怎样的,形式上冠以男性时尚并不意味着性别意识观念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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