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诺斯的大众传播学

1946－1947学术年度，施拉姆发现，如果要使爱荷华大学的大众传播学教育实验繁荣兴旺，他需要更多的资源。他请求学校管理层在未来10年内每年提供13万美元的资金支持，校方拒绝了，施拉姆于是开始把目光转向其他大学。他的老朋友斯托达德此时接任了伊利诺斯大学的校长，并正设法推动大学的发展。部分源于弗雷德·希伯特(Fred Siebert)——布莱耶的另一位学生——的建议，斯托达德为施拉姆提供了一个顾问核心圈的职位(see Rogers＆Chaffee，1994，p．5)。施拉姆同时提出要在更大规模上完成他在爱荷华的大众传播学项目，斯达托德接受了。

这样，施拉姆来到伊利诺斯，就任传播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主任(本质上就是跨学科的传播学博士项目加上资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和传播学教授(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这种学术头衔的人)。斯达托德同时委派施拉姆掌管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退伍军人事务处、会议中心以及其他一大堆的活动。在伊利诺斯教授俱乐部的餐桌上，人们称施拉姆为“传播学沙皇”和“阿勒顿公爵”(“阿勒顿公园”，Allerton Park，是会议中心的名字)。

传播研究所是施拉姆伊利诺斯行政管理王冠上的明珠。它最终获得15个全职研究员职位的资助，每年秋天都有十来位博士学生入学。通过与研究员一起做那些由施拉姆带来的经费资助的研究工作，学生们获得了学徒式的研究经验。施拉姆每年筹措到的研究经费高达数十万美元。［14］伊利诺斯的博士学生要上其他社会科学院系的课程，同时接受传播研究所的传播学核心课程。伊利诺斯博士项目的第一批毕业生到其他希望建立传播研究的大学建立了同样的单位，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

伊利诺斯传播研究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新的传播研究课程找不到可用的教材。由洛克菲勒资助，施拉姆在阿勒顿会议中心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就新的研究机构和它的博士项目征询意见。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纳夫齐格、凯西和其他杰出的传播学者提交了论文，施拉姆将这些论文编成了一本名为《现代社会中的传播》(Communication in Modern Society，1948)的书，该书实际上成了这个领域的第一本教科书。不久，施拉姆对这本书补充了来自更大范围的论文和著作节选，并以《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s，1949/1960)为名编辑、出版。施拉姆将这本影响深远的书致献给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和霍夫兰，表彰他们赋予传播学以社会科学意义的重大贡献。［15］

施拉姆最重要的著作，无疑是最初作为美国情报局的训练手册、由多位学者的论文汇编而成的《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Process and Effect of Mass Communication)。1954年，该书由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正如施拉姆所有早期著作一样，施拉姆大约每年都会在伊利诺斯出版一本书。［16］施拉姆当然是出版社的主编，但相对于大学出版社的标准而言，这些书都可以说是销售良好。对众多传播学的学生——也就是未来的教授——而言，施拉姆的书，尤其是1954年的这一本，是他们进入传播研究新领域的入门指南。［17］

除了自己的书，施拉姆还安排出版社出版了由克劳德·香农(Claude E．Shannon)著作并由韦弗(Warren Weaver)撰写解释性文章的《传播的数学理论》(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1949)。这本重要且引用率极高的著作，提出了后来被称为“信息论”的理论的原始概念。该书从简单的“信源－讯息－渠道－信宿(接收者)”传播模式开始，并把“比特”(二进制数字)界定为信息计量的一个标准单位，进而提出了关于传播过程的一系列命题。香农最初在一篇从二战期间贝尔电话实验室的密码研究形成的技术性论文中提出的这一杰出理论，被施拉姆(1955)及其学生如戴维·伯洛(David K．Berlo，1960)、威尔逊·泰勒［18］(Wilson Taylor，1953)吸收进了传播学研究。

施拉姆执教伊利诺斯期间，另一场战争爆发了。这一次，是在朝鲜。这场战争在施拉姆——因此也就是传播研究领域——的知识演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彻头彻尾的爱国的冷战战士，施拉姆1951年受美国情报局之邀前往首尔——这个城市曾在数月之内几度易手——做一项有关朝鲜入侵时共产主义宣传的舆论调查。几年之后出版的调查报告被译成多国文字再版，并使那些担心共产主义入侵的各国政要注意到了施拉姆这个名字(Riley＆Schramm，1951;Schramm＆Riley，1951)。

朝鲜研究项目标志着施拉姆成为其他国家政府顾问的开端，也标志着他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了西方报刊理论与苏联－共产主义报刊理论的比较(Schramm，1956)——后来他的这种冷战思维才转向关心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美国大众传播学开始提供报刊制度比较和国际传播流通，以及10年后的传播在发展中的角色等课程。施拉姆为这些课程编制了很多标准读物，并主导着这些议题的研究方式。

伊利诺斯大学是建制(programmatic)意义上的传播学研究首次建立的地方，尽管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施拉姆的爱荷华项目，甚至布莱耶在威斯康辛所做的工作。施拉姆与伊利诺斯大学校长斯托达德的私人关系始终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当1954年施拉姆的“天使”辞去了校长职务之后，施拉姆作为伊利诺斯“传播学沙皇”的地位同样受到了威胁。有所大学曾就传播学院院长的管理职位来征询他的态度，施拉姆表示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但当奇克·布什(Chick Bush)——布莱耶的另一位学生，当时斯坦福大学新闻系的负责人——于1955年邀请施拉姆考虑到西部发展时，施拉姆接受了这个邀请。两年后，施拉姆接替布什担任了斯坦福传播研究所的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