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的职业化时代

一、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由来

“翻译的职业时代”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翻译(至少在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诚然，从历史上看，无论中西，远在古代就已经有人以翻译为业，以翻译为生，但那仅仅只是一群个体，在当时的整个国家或整个社会上，所占比例还是相当有限，所产生的国民经济影响也比较有限。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翻译的职业化时代”，是针对翻译已经成为在当今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从政治、文化，到经济、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在的活动而言，翻译从业者已经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群体，翻译机构，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中的翻译部门，以及遍布各地的翻译公司、翻译培训单位等，并在当今社会和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国际权威机构翻译行业调查机构常识咨询公司(Common Sense Advisory Inc．)几年前所提供的一组信息通过一系列明确的数据让我们认识到了翻译的职业化现状，更让我们看到了翻译作为一门行业在当下国际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该信息显示:

笔译、口译、本地化、语言培训等语言服务供应商2008年营业额超过140亿美元，2012年有望达到240亿美元。

根据预测，翻译市场2008—2012年营业额增长率为14．6%。

主要的翻译—本地化供应商2007—2008年营业额增长从20%上升到98%。

语言服务提供商的领军者美国L－3语言服务与技术支持公司(L－3 Communications Linguists Operations and Technical Support Division)2007年营业额为7．53亿美元(8 127位雇员)。

法国最大的翻译公司赫莱特－帕卡德翻译事务所(Hewlett-Packard ACG)(国际排行第22位)有121位雇员，完成营业额2 300万美元。^[2]

以上信息令人信服地表明翻译的职业化在当今世界上已经发展到何等发达的程度了。但是对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认识，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几个数据上，而必须从整个中西翻译史的发展背景上去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由来、它的特征，以及我们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翻译家、翻译教师、翻译研究者等)应该如何应对或完成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我不是很确信，在国际译学界是否也有人从翻译史的角度把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明确地称为“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在中国，也许我应该可以算是第一个比较明确地提出“翻译的职业化时代”这个概念的人。

我想我之所以能够提出，或者确切地说，能够发现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已经进入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主要是得益于我较长时期以来对中西翻译史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与我的同行和学生先后合作编写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以及《中西翻译简史》等著作。在梳理中西翻译史的过程中我发现，无论是西方翻译史，还是中国翻译史，我们都可以根据其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翻译对象，把它们划分成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以宗教典籍为主要翻译对象的宗教典籍翻译时期，以社科经典、文学名著为主要翻译对象的文学名著翻译时期，以及以实用文献为主要翻译对象的实用文献翻译时期。这第三个时期也即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我又把它称作“翻译的职业化时代”。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对于中西翻译史而言，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宗教典籍翻译阶段的开始时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圣经翻译，而且绵延至今，不过从文艺复兴时期起就进入了西方翻译史的第二阶段，即文学名著、社科经典翻译阶段，尽管在这一时期圣经翻译仍在继续，但文学名著、社科经典开始跃居成为当时翻译的主流对象。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阶段大致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算起，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国翻译史的第一阶段也即宗教典籍翻译阶段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开始的佛教经典的翻译，但第二阶段也即文学名著的翻译阶段则要迟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并延续到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也即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后，才进入了实用文献的翻译阶段，也即我所说的翻译的职业化时代。

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翻译对象把翻译史划分成三个历史阶段，不仅仅是为了方便研究者对翻译史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划分能够深刻地揭示出我们的译学观念的演变轨迹。我经常问我的同行和同学，为什么我们在翻译时要强调忠实原文?为什么我们会把原文看得至高无上?其实这都跟第一、第二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有关。想一想我们在翻译宗教典籍、翻译文学名著、社科经典时，由于我们的翻译对象与我们的翻译者相比，其地位明显高于翻译者，在这种情况下，翻译者自然会把原文看得至高无上，从而在翻译时对原文亦步亦趋，主观上也总是尽可能忠实地传递原文的所有意义。这也就形成了我们最初的、最基本的翻译观，即翻译的“忠实”观，翻译的“原文至上”观。

但是我们进入翻译史的第三阶段也即进入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后，由于翻译的主流对象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宗教典籍，不再是文学名著，不再是社科经典，而是实用文献，包括广告、商品品牌、产品说明书等。更有甚者，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和因特网的普及，涵盖了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多种形式符号的网状文本也即超文本(Hypertext)或虚拟文本(Cybertext)也成为当前翻译的主要文本形态和翻译对象，于是从我们的译学观念到翻译的方式、方法、手段等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翻译的内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忠实(原文)与否不再是判断译文优劣的唯一的标准，原文不再是至高无上，翻译的功能为我们判断翻译的成功与否提供了新的维度，翻译过程中制约语言文字转换的其他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进入了我们翻译研究者的视野，而因特网、翻译软件等工具手段已经成为当今译者不可缺少的助手。不难发现，翻译的职业化时代与前面两个时代相比，具有明显的、巨大的、实质性的差异。

二、国际翻译日主题的启示

有意思的是，国际译联近年来先后推出的两个国际翻译日(ITD)庆祝主题，2009年和2012年的，也都蕴含着对翻译的职业化时代来临寓意，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譬如2009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标题英文原文为“Working Together”，表面上看似乎就是呼吁大家“携手合作”而已，无甚新意，更与翻译的职业化时代毫无关系，事实上国内也的确有人把它简单地翻译成“携手合作”。然而这样的翻译仅仅是传递出了它的表面意思，如果我们细细品读一下该庆祝主题的全文，尤其是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invites translators around theworld to take a fresh look atwhy and how it pays to join forces”，便不难体察其中寓含着的深意。然而此前国内有译者在翻译该庆祝主题时，恰恰把这句关键句翻译成了(号召全世界翻译工作者)“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携手合作”，却忽视了其中两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why”和“how”。其实该句的意思是要求或者说希望全世界的翻译工作者“以全新的视角来关注(我们今天要强调)合作翻译的原因(why)和方式(how)”。为何我们今天要以“全新的视角来关注我们今天要强调合作翻译的原因和方式”呢?文中没有明说，但文中一句“The days of the fiercely solitary translator working in splendid isolation are numbered”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因为“译者苦心孤诣、独铸辉煌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们都很清楚，在哪个时代译者是“苦心孤诣、独铸辉煌”的呢?只能是在宗教典籍翻译时代和文学名著、社科经典翻译时代。众所周知，只有在那两个历史时期，翻译总体而言主要是个体行为。如果说在宗教典籍翻译阶段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集体合作翻译的行为出现的话，如西方早期的“七十子”圣经翻译、中国历史上玄奘主持的译场翻译等，那么在进入文学名著翻译阶段以后，翻译越来越是一种更加个人化的行为或活动了。更何况历史上的这些“合作翻译”与今天的“合作翻译”在本质上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支笔，一张纸，一盏灯，一本书(原作)，一本外语或双语词典，独自一人在书房，或苦思冥想，或奋笔疾书”这幅图景也就成了我们绝大多数人对译者工作的最典型的想象和写照。然而，随着时代的进展，特别是随着电脑、因特网、电脑翻译软件等科技新成就的不断涌现，这幅图景却正日益在发生变化:笔和纸不见了，代之以电脑的键盘和显示屏;辞典不见了，代之以形形色色的电子工具书;甚至书桌上的书(原作)也不见了，因为它已经被事先存入或输入电脑里了。更具实质性的是这幅图景中的“人”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单独的一个人了，尽管你看见的也许仍然只是一个人面对着电脑在从事翻译，但其实他或她很可能是与好几个人甚至一群人一起在合作从事同一文本的翻译。当然，他们必须借助因特网、借助电脑翻译软件才能实现这样的合作翻译。如果我们都能看到这后一幅当今译者的工作图景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应该不难理解2009年国际翻译日主题中那句话了，即“译者苦心孤诣、独铸辉煌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有鉴于此，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翻译:从书房到作坊”^[3]，我认为2009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非常明确地喻示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来临。当然，这句话也不是说从今以后译者的工作都是“合作翻译”了。尽管职业化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文学翻译在当今社会的翻译活动中逐渐边缘化，但文学翻译不会消亡，仍将继续。与此同时，也肯定仍然有一批译者钟情于文学翻译，在自己的书房里“苦心孤诣、独铸辉煌”。

但是从翻译史的整体发展脉络而言，作为翻译史上的一个时代，文学翻译时代，宗教典籍翻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无独有偶，2012年的国际翻译日主题“翻译即跨文化交际”(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似乎再次重申并强调了这一事实，也即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来临。

2012年国际翻译日的庆祝主题“翻译即跨文化交际”应该说并不新鲜，因为跨文化交际本来就应该是翻译的应有之义。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不少翻译家以及翻译研究者，却往往忘记了翻译的这个本质特征，忘记了翻译研究的本质目标是要推动不同民族、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从而把翻译只是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行为，把翻译的目标定位在交出一份“合格的译文”上。这一点非常明显地反映在我国和西方国家出版的权威工具书上，甚至反映在一些颇有影响的翻译学专著中。譬如，我国的《辞海》和《中国大百科辞典》中对“翻译”的释义就分别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4]“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5]国外的权威辞典中的释义也与此相仿，如英国的《牛津英语词典》中对translation一词的释义就是:(a)The action or process of turning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also，the product of this;a version in a different language(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行为或过程;亦指这一行为的结果;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的文本);(b)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to chan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retaining the sense．．．(把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并保留原意……)

由此可见，无论中西，当今社会对翻译的认识基本上也都是停留在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上。于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长期以来的翻译研究也就把它的研究对象也只是简单地定位在探讨“怎么译”、“怎样才能译得好、译得准确”等问题上。在某些研究者的笔下，翻译研究更是被局限在研究翻译技巧的框架之内。鉴于这样的背景，2012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翻译即跨文化交际”便取得了它的特别的现实意义。如果说2009年国际翻译日主题“合作翻译”是从翻译的方式、手段等角度阐明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到来，那么2012年国际翻译日主题则是从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功能、翻译的目标等层面提醒我们关于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来临，因为对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的本质和目标的重视正是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要求。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我对阿列克赛耶娃教授在其《翻译学导论》(第五版)中对翻译所下的定义表示赞赏。她的翻译定义为:“翻译是译者把在一种语言中生成的文本和内容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述出来的活动，译者根据译语语言的可能性、翻译的不同类型、目标以及文本的不同体裁，同时也受其独特的个性的影响，创造性地选择重新表述的译文。翻译同时也是上述活动的结果。”^[6]关注到了译语语言的可能性、翻译的不同类型、目标和文本的不同体裁，从而有利于实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

说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我不由得想到我们中国古人在一千多年前所下的一则翻译定义。我国唐代贾公彦在其所撰《周礼义疏》一文里在解释“象胥”这一官职时曾提到:“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其意为“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变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以促成彼此沟通、相互了解”。这则翻译定义仅寥寥十几字，却比上述几部权威辞典所下的定义更为全面，因为它没有仅仅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而是把翻译的目的、功能一并囊括进去了。罗新璋先生对它推崇备至，称之为:“从时间上，可奉为世界上第一条翻译定义;在学理上，或为世界第一翻译定义。”^[7]

当然，从现代译学意识层面而言，更值得推崇的恐怕还是法国雷恩第二大学教授、术语专家、法国高校翻译职业教育协会主席达尼尔·葛岱克教授在他的《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一书中所下的一则翻译定义。这位职业翻译研究专家所下的定义是:“翻译，就是让交际在进行中跨越那些不可逾越的障碍:语言障碍、不了解的编码(形码)、聋哑障碍(手语翻译)。”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翻译的作用就是借助与文本匹配或相关的工具或资料让产品、理念、思想等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8]不难发现，在这则翻译定义中，首先是翻译的内涵被大大扩大了，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还包括了形码转换和手语沟通;其次，翻译的手段也更丰富了，不单单是译者在纸上笔耕，而是还引入了“与文本匹配或相关的工具或资料”;最后，突显了翻译的功能是“让产品、理念、思想等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我以为这则定义较好地体现了当前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翻译理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特征及其挑战

事实上，也只有当我们对翻译的认识跳出了两千多年来仅仅局限于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层面，不再以仅仅交出一份“合格的译文”为翻译的最终目标，这时我们才能可能认清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特征并进而探讨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译学理念及其对我们的挑战。

概而言之，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翻译的主流对象发生了变化:宗教典籍、文学名著、社科经典等传统的主流翻译对象正在一步步地退出翻译的核心地位而被边缘化，实用文献、商业文书、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的文件等，日益成为当代翻译的主流对象。而更具划时代意义的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翻译的对象除了传统的纸质文本外，还涌现了形形色色的网状文本，也即上面提到的超文本和虚拟文本。

第二，翻译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历史上翻译主要是一种个人的，且具有较多个人创造成分的文化行为，正逐步演变为一种团队行为，一种公司主持的商业行为，一种译者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的职业行为;与此同时，口译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翻译活动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

第三，翻译的工具、手段发生了变化:电脑、因特网等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工作效率和翻译质量，而且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翻译成为可能，使得世界一体化的翻译市场的形成成为可能。

第四，翻译研究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翻译研究的对象变得更加丰富、复杂和多元，口译、翻译服务、翻译管理以及翻译中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等问题成为当代翻译研究中的热点对象。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开始积极主动地把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译介出去，以便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这样两千多年来以“译入行为”为主的翻译活动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民族文化外译的“译出行为”也成为当前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与之相应的，文化外译的问题，包括相应的译介理论，也成为当前翻译研究界的重要研究对象。

第五，翻译研究的队伍发生了变化:历史上——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翻译史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也即宗教典籍翻译阶段和文学名著、社科经典翻译阶段，我们的翻译家中有不少是各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精英，他们通常都熟谙两种文化，既熟悉源语国或源语民族的文化，也同样熟悉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他们既具有很强的翻译实践能力，还具有很高的翻译研究水平，因此他们会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关于翻译的思考、主张、观点乃至理论。但是今天的职业译员中大多数仅仅只是一名普通的翻译从业者，他们以翻译为职业，通过翻译谋生，因此除极少数情况外，整体而言，恐怕很难指望他们中间能产生优秀的翻译研究者，更不要说翻译理论家、译学专家。这样，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翻译研究主要只能依靠高等院校的翻译教师和相关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

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这些特点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严峻的挑战。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翻译的理念需要进行调整。

长期以来，我们对翻译的认识是，只要把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完整、准确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那就算是成功的翻译了。然而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引入了“客户”的概念，这样，翻译还必须满足客户的要求，不能满足客户要求的翻译，语言文字转换得再好也不能算是成功的翻译。葛岱克在他的《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一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客户利益出发，翻译应该满足客户的期望(说服、帮助、解释、使用帮助、提供信息、让别人购买、让别人出售、安慰、诱惑，等等)，而且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客户不期望的东西(由于用户不理解产品使用说明而气愤或发火;本来是让人动心的，却招致嘲笑……)。”他还进一步指出，“为使译文可接受、被接受，且有效，译者应该根据以下情况采用适当的形式和内容”，这些情况具体为:“文化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译者采用的形式和内容需要能够被接受并被阐释;目的语使用者的价值体系;根据具体目的采用的论证、陈述、内容组织结构;符合目的语文化现行的修辞和文体标准;符合各种不同的表达方法(适当的术语和惯用语)。”^[9]

同理，在以译入行为为主的历史时期，我们也是只关心语言文字的转换问题，只要把外面的文学、文化作品完整、准确地翻译成本国的语言文字，也即所谓交出了一份“合格的译文”，那就算是圆满地完成了翻译的任务了。然而在今天当我们进行译出翻译时，如果仍然只满足于以上这一要求，那显然是不够的。译出的作品如果不能被另一个国家、民族的读者所接受，不能在另一个国家和民族那里产生影响，那么你这个翻译做得再好，也不能算是成功的翻译。

其次，翻译的教学理念同样需要进行调整。

长期以来，我们在翻译教学领域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认识误区，那就是把翻译教学混同于外语教学，以为学生只要学好了外语，那也就意味着他学会了翻译。这样，在许多高等院校的外语院系的翻译课教学里，他们的注意力也就一直集中在或停留在训练学生的外语能力上，却缺失了对学生进行专门的、翻译学科独有的训练。这样的翻译教学理念，如果说在以前还是可以理解的、还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在今天，在我们进入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以后，这样的理念显然不符合今天的时代要求了，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难以适应翻译市场的需要。正如葛岱克所指出的，当前国际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为了更好地贴近现实，了解多语种传播工程学环境，首先需要摒除那些顽固偏见，并接受以下事实，即:

(1)仅仅掌握语言远不能做翻译。

(2)职业翻译与高校中语言教学中的外语与母语的互译风马牛不相及。

(3)翻译职业是一种技术性职业，甚至是一种技术性极强的职业。译者是名副其实的多语种媒体传播工程师。译者应具有其翻译材料所属的相关工作领域技术人员的能力，翻译相关材料，并能够使用完成翻译所需的工具。

(4)毫无例外，每一位译者都应该娴熟掌握工作语言和文化，懂翻译，并了解相关主题。^[10]

葛岱克还具体列举了译者为了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的职业翻译环境，必须具有的一些能力，包括无可指摘的编辑能力，永不衰退的好奇心、严谨性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娴熟掌握众多硬件和软件的能力，有效管理职业和人际关系的能力，以及非常扎实的市场营销、管理和财务概念，等等。由此可见，在翻译的职业化时代，我们对学生的培训除了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能力的训练外，还应该教给学生在翻译中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的能力，文字编辑能力，教给学生作为一个专业翻译工作者应该遵守的职业操守、道德伦理，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当然，还要教给学生广博的国内外相关的文化知识，包括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甚至一些现代科技进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当前这个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培养出合格的翻译人才。

最后，职业化时代的翻译理论也有待探索和建设。

众所周知，相对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发展是比较迅速的，而在50年代以前，我们，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当然更包括英、美、德、法等西方国家，我们的翻译研究水平，也包括我们关心的翻译问题，都相差不多。但从5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研究开始有比较快的进展。而这些进展的取得，其背后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譬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因为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人借用语言学理论进行的翻译研究，提出了等值论等翻译理论，从而使西方的翻译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七八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又给西方翻译研究带来了崭新的面貌，然而假如没有对多元系统论、阐释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视角的借鉴和引入，那么它也不可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希望在对职业化时代的翻译研究有所突破、有所成就的话，那就必须在理论上花一些工夫。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我不知道俄罗斯的情况怎样，我们对职业化时代的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远未展开，德国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理论资源，但显然远远不够，它无法涵盖职业化时代的翻译活动的许多方面，诸如翻译的重新定义、译者身份的重新界定、翻译标准的重新审定、翻译的行业规范、准入制度、翻译的市场结构及其管理，等等。我想这也是当前这个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对我们翻译研究者和翻译教学工作者提出的最大的挑战吧。

【注释】

[1]本文原为作者于2012年9月25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赫尔岑师范大学高翻学院主办的“国际水准译者的培训策略: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此次发表时做了较大修改和补充。

[2]转引自达尼尔·葛达克:《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刘和平、文韫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Ⅴ页。

[3]载《东方翻译》2009年第2期。

[4]《辞海》198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

[5]《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6]И．С．Алексеева，Введениев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С．-Петербург，2011，стр．7．

[7]罗新璋:《学译自叙》，《东方翻译》2013年第3期。

[8]达尼尔·葛达克:《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刘和平、文韫译，第5页。

[9]达尼尔·葛达克:《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刘和平、文韫译，第7—8页。

[10]达尼尔·葛达克:《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刘和平、文韫译，第Ⅷ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