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与相对性

表达方式的区别当然也跟其他很多因素相关，例如场合的庄重性和准备的程度。比较正规的场合常常是准备程度较高的场合，其表达方式往往体现出典型书面语的特征，而比较随意的言语活动往往是在没有或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语体特征也就更靠近典型口语。

美国语言学家Ochs（1979）曾经提出，话语语体可以从有准备的（planned）和无准备的（unplanned）的角度加以区别。有准备和无准备主要指事先投入的思考和组织努力的相对程度。Ochs是从儿童语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她的假设是，成人的无准备的谈话所需要的技巧大概在儿童生活的头三四年内就学会了，而成人的有准备的谈话所需要的技巧是后来接受正式教育学会的。语言技巧的习得因此是累积的（accumulated）而不是由一个阶段完全取代另一个阶段（sequentially replaced）。她的主要证据是，成人的无准备的谈话跟4岁以前儿童的谈话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其语体特点是：谈话内容较依赖当前环境；谈话中有较多的词汇方面的重复和修复现象，涉及人际关系的行为排列顺序也十分相似。在语言结构方面，无准备的语体常常表现出下列特征：所指成分的省略，话题前置（left dislocation），缺少连接训，句法结构简单，指代成分多，重复成分多等。

有准备和无准备只是进行语体分类所需要的众多对立因素的一个方面。不同的分类角度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语体对立的不同方面。例如，有的语言学家提出，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也伴随着庄重（formal）和非庄重（informal）的对立。前者语言明确（explicit），后者语言含糊（implicit）：前者涉及距离较远的人际关系（less involvement），后者涉及距离较近的人际关系（high involvement），前者对当前言谈语境的依赖性要小（contextfree），后者对当前语境的依赖性要大（context－dependent）。当然这里所列举的对立特征都是根据典型的——即传媒和方式一致的——语体特征提出来的，交叉的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我们也不排除人为地把不同类型的传媒和方式揉和在一起而又追求不露痕迹的效果的情形，例如有的有高度准备的篇章追求在表面看起来完全是随意的表达方式。相声就是有高度准备而又非常口语化的一个例子。对待这类材料我们在利用时必须谨慎行事。本文认为，这种情况告诉我们的另一含义就是，如果有意识将此语体特点运用在各语体中所产生的冲突效果就可造成不同的文体风格，这就是修辞的作用。

总结上面所说，本文认为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是一个必要步骤但还比较粗线条。区别“媒体”和“方式”的对立为我们进一步划分语体提供了一对有用的概念工具，也可以帮助我们说明语体划分时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问题。依靠任何单一的标准把语体（以及文体）作穷尽的分类都是不现实的，分类的方法和角度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类的目的和语料的实际情况。

我们通过对日语文体的历史追溯部分可以看到，现代日语书面语也不是一种在一个单一的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不规范”的现象随处可见，而是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因而就其组成成分而言十分驳杂，既有以东京话为基础的口语成分，又有欧化的书面语成分，既有传统的和仿古的文言成分，又有各种方言成分。再加上日语所特有的汉文影响和对人关系等因素，现代日语书面语就是这样一些不同语体的成分，甚至可以说是不同语言系统的成分揉和而成的。说是“不同语体的成分”是从现代日语书面语内部来考虑的，如口语语体、书面语语体、文言语体和方言语体。

说是“不同语言系统的成分”则是从这些不同成分的来源来考虑，有的来自汉文，有的来自标准语口语，有的来自明显欧化的书面语，有的来自文言，有的来自方言。不同的语言，同一语言不同历史时期的存在形式，不同的方言，在语音、语汇、语法、语义各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事实上是不同的语言系统。

这些不同的成分和来源差别都反映在不同的语体上面，而不同的语体又对文体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具体在日语语言文体中结合语体进行探讨时，本文认为首先有两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一是先要分清哪些是各语言共同的一般性特征，那些是各自所独有的语言特征。这样才能看到该语言文体形成的过程中有别于其他语言文体的独特性。而以往的有些议论往往未注意到这一点，大多将一般性和特殊性混为一谈。

其次是对修辞的理解，语言手段的运用方式大多数实际上是各语言相通的，并不能作为某种语言文体的特殊性看待。我们所要探讨的，应该是该语言文体中体现出某一特定的语言所独有的修辞方式和手法的表现，或是某种修辞方式对该语言文体的产生有别于对其他语言的独特影响力和方式，而不是泛泛而谈。即某语言形式之于特定语言文体效用的特殊性。

总而言之，在探讨日语语言文体时都应以考虑各种辞章因素的相对性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