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尔姆斯列夫的语义观

2.2.2　叶尔姆斯列夫的语义观

叶尔姆斯列夫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双面性（两重性）的概念，但他认为，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具体指的是“音响形象”和“概念”，两者均牵涉（心理）实体，实际上有悖于他对语言的另一个论断，即“语言是形式（forme），而不是实质（substance）⁽²³⁾”（索绪尔1985：158）。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语言学所要研究的，只是语言的形式，即“纯粹相互关系的结构”。为了把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进一步形式化，他把索绪尔的能指对所指、形式对实体的双重区分组合起来，构成了新的语符学符号理论。他用表达和内容代替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又把表达和内容这两方面进一步各分为形式和实体两部分，由此符号就包含了四个层面，即表达-实体、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内容-形式。在他看来，作为语言学的对象的，只能是它的形式部分，即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他的这一看法可用图6表示⁽²⁴⁾：

图6

叶尔姆斯列夫说，语言符号的表达-实体就是语音材料，即语音链。表达-形式是指一种语言使用语音材料的方法；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分节方法，因而形成不同的表达-形式。内容-实体是外部世界在人们大脑里的反映，内容-形式则是指某一语言所特有的整理思想的方法的形式关系（各种语言整理思想的方法并不相同）。

叶尔姆斯列夫举过好些例子来解释他所说的符号的四个层面。对表达平面，他曾指出，就如一堆沙土或一个云团，是同一实体，但可以有不同的形状，即具有不同的形式⁽²⁵⁾。在音位学研究中，人们早就知道，不同的语言是采用不同的形式利用语音材料的。如在口腔上腭中断面发出的语音，英语细分为“k”后区、“t”中区和“p”前区这样三个区域，而爱斯基摩语（esquimau）却把英语的k区域分为两个k区（一个软腭音，一个小舌音），在英语的t区域，有几种印度语言又细分为两个t区，即一个齿音，一个卷舌音⁽²⁶⁾。

对内容平面，叶尔姆斯列夫说，同样的事件或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是根据各自的结构规则，由不同的实体按不同的形式组成的。他举过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不同语言中颜色区分的差异。他指出，对于同一无定形的、未分析的颜色色谱（一个连续体［continuum］），每个语言是任意地划定界线的。例如，英语和威尔士语的划界就不一致。如图7⁽²⁷⁾：

图7

由图7可见，英语的“green”，在威尔士语中一部分属“gwyrdd”，一部分属“glas”，“blue”对应于威尔士语的“glas”，“gray”在威尔士语有时是“glas”，有时是“llwyd”，“brown”则与“llwyd”对应。两种语言颜色词的划界显然是不一致的。

在叶尔姆斯列夫四个层面的符号理论中，内容-实体和内容-形式这两个层面最难把握。在《语言理论绪论》中他举过一个例子，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意思。叶尔姆斯列夫说，如果比较以下几种语言的一句话，即⁽²⁸⁾：

丹麦语　　　jep véd det ikke

英语　　　　I do not know

法语　　　　Je ne sais pas

芬兰语　　　en tiedä

爱斯基摩语　naluvara

四种语言的语句表达的都是“我不知道”这一意思，但各种语言表达的方式差别很大。在丹麦语里，首先是jep（我），接着是véd（知道——直陈式现在时），然后是宾语det，最后是否定词ikke，即“我-知道-这-不”。在英语里，首先出现的是I（我），接着是表示否定的辅助词do，接着是否定词not，最后是know（知道）。在法语里，先是Je（我），跟着出现的是一个否定词ne，但它与英语中的know完全不一样，接着是sais（知道），最后又是一个古怪的否定词pas（实际上是ne...pas合起来表示“不”的意思）。芬兰语里，一上来是动词en（不-我；芬兰语的否定词是个带人称和数的标记的动词），然后是tiedä（知道）。在爱斯基摩语里，naluvara是个由nalo（不知）派生的带

有第一人称主语和第三人称宾语的动词（即“不-知道-我-这个”）。这充分显示出不同语言的内容-形式并不相同。

瑞典著名语言学家马尔姆伯格（B.Malmberg）对内容-形式和带形式的实体所作的解释，有助于我们更具体地理解叶尔姆斯列夫的意思。他说，跟表达-形式一样，内容-形式完全是通过成分间的内部关系来定义的。带形式的实体则是通过显示从依赖关系网抽出的成分的特性的形式化方式描写的。如英语里的符号“he”的内容-形式，是由它与“she，it，they”等在第三人称代词的系统内部的对立来确定的。它的带形式的实体（在此例中即指内容-实体）包含下列语义成分：“单数”、“第三人称”和“阳性”。⁽²⁹⁾

应该注意的是，叶尔姆斯列夫原先十分强调语言学应摒弃一切实体，只研究结构的纯关系。但后来他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见灵活，承认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成形的”实体。所谓“成形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参加到关系束中”⁽³⁰⁾。因此后来叶尔姆斯列夫所说的“表达-实体”和“内容-实体”，其实体本身都已有形式，即已经是形式化了的实体。叶尔姆斯列夫指出：“只因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的存在，才有相应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的存在。实体的出现是形式映射到混沌体的结果，这仿佛和张开的网将其影子撒落在一个未经分解的表面上一样。”⁽³¹⁾因此他说，表达-实体和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和内容-形式是互相依存的功能体。

叶尔姆斯列夫在符号理论方面对索绪尔的发展，除了把索绪尔的符号的两面性扩展为符号的四个层面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把符号的表达和内容都进一步分析为符素（figures）⁽³²⁾，即表达-符素和内容-符素。表达-符素实际上是没内容的表达成分，内容-符素则是没表达的内容成分。叶尔姆斯列夫说：“由符素的数量是有限的这一点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在符号结构中找到了语言结构的一种本质的、基本的特征。”⁽³³⁾他进而认为，“把语言定义为符号系统，并非深刻的见解。因为它只考虑到语言的外部功能，即语言与语言外的因素的关系，而不关心其内部的功能”（同上）。按他的看法，不能把语言描写为简单的符号系统，因为从语言的内部结构看，事实上，符号是由符素系统构成的。

叶尔姆斯列夫指出，符号的内容和表达之间存在平行性是符号的基本属性。在表达平面，语言的文句（text）可层层分解为词、词素、音节和表达-符素。如在分析的一个阶段，得出了下列一些音节：sla，sli，slai，sa，si，sai，la，li，lai，下一步就可分析出a，i，ai和sl，s，l，最后留下的是a，i，s，l，就是组成上述音节的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无内容的表达-符素。叶尔姆斯列夫说，表达平面的这一分析程序，人们早已熟悉，然而，在内容平面，却一直没有人尝试作同样的分析工作。事实上，跟表达平面一样，内容平面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分解，直到分出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内容-符素为止。因为，“正如表达平面一样，内容平面存在符素是符号得以存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同上书，第87页）。

指出在内容平面也可分析出最小的、不可再分的表达的内容-符素，并尝试提出一些具体操作方法，这是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中最具开拓性的部分。他认为完全可采用跟表达平面同样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内容平面。例如，在分析的某一阶段得出了下列一些词：“ram”（公羊）、“ewe”（母羊）、“man”（男人）、“woman”（女人）、“boy”（男孩）、“girl”（女孩）、“stallion”（公马）、“mare”（母马），在下一步分析中就可得出“sheep”（羊）、“human being”（人）、“child”（幼儿）、“horse”（马）、“he”（他）、“she”（她）这些内容-符素。因为“ram”＝“he-sheep”，“ewe”＝“she-sheep”，“girl”＝“she-child”，等等。同表达平面一样，内容平面同样可用接换方法检验。如把“he-sheep”中的“he”换成“she”，那么表达平面也会起变化，“ram”（公羊）就变成了“ewe”（母羊），若把“he-sheep”中的“sheep”换成“horse”，“ram”就变成了“stallion”（公马）。由此可知，“he”、“she”、“sheep”、“horse”都是可接换成分，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内容平面的构成成分。

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语言理论绪论》中，叶尔姆斯列夫首次论证了进行这种分析的可能性，后来在一九五七年于奥斯陆举行的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上所作的《论结构语义学》（Pour une sémantique structurale）的报告中，他又专门阐述了语言的内容平面的分析问题。他说，其实人们早已在采用类似剖析表达平面的方法对内容平面进行分析了。例如，拉丁语的词尾－“ibus”，包括四个表达成分：“i”、“b”、“u”和“s”，内容成分则有两个，即“与格/夺格”和“多数”。英语里的“am”，从表达平面看是由“a”、“m”这两个成分构成的，在内容平面，则由“是（be）”、“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和“直陈式”这五个成分组成。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在内容平面的分析中广泛运用这种方法。他说，词典编纂工作者实际上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因为单语词典的义项的定义其实正是对一个语言符号的内容成分的剖析。⁽³⁴⁾叶尔姆斯列夫在这方面虽然未能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但他的上述见解对语义学中的语义成分研究有极重要的启示作用。

叶尔姆斯列夫使索绪尔提出的语言/言语、能指/所指、形式/实体等几对重要的二项对立有了更多的精确性，他也是第一个认真地从数理逻辑角度剖析语言结构的语言学家，他把符号分为四个层面，尤其是把符号的内容平面分解为符素，以及对“内容-形式”和“内容-实体”的解释等等，都很有新意。在反对指称论，并竭力把结构概念和关系概念引入语义研究方面，他与索绪尔是完全一致的。他比索绪尔更进一步的是，在语义分析和语义形式化方面做了不少开拓性的探索。所有这些，对现代语义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