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类辞书编纂理论的现代化转向

一、汉语类辞书编纂理论的现代化转向——以“汉语学习词典”的发展为例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英语类辞书的发展可谓规模最大而且速度最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英语类辞书发展过程中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密不可分的。而在学习和借鉴国外英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成功经验方面，英语学习型辞书优秀成果的引进尤为重要。引进出版国外英语学习型辞书不仅丰富了国内英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市场，满足了广大英语学习者的相关辞书使用需求，而且它给我国的辞书界专家学者带来了新型辞书编纂理念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中也包括对汉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工作的推动与促进。

1935年，威斯特（M.P.West）和恩迪克特（J.G.Endicott）编纂的《新方法英语词典》（The New Method English Dictionary）问世，标志着英语学习词典的诞生。在此后的70余年发展历程中，英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出版始终与相关的理论实践研究齐头并进、推陈出新，以满足广大语言学习者不断变化的使用需求，形成了学习型辞书编纂的鲜明特色，构建了与之相辅相成的理论体系，因此而最终确立了其作为新词典类型在词典编纂出版实践与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英语学习型辞书的兴起与发展体现了全新的现代词典编纂理念，比如以词典使用者为中心，积极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最新成果，采用现代语料库技术等等。英语学习型辞书编纂出版的成功给世界范围内传统辞书业带来的影响巨大。现在，即便是给英语为母语的本族人所编纂的普通语文词典也开始受到英语学习词典编纂的影响，如1998年出版的《新牛津英语词典》（The New Ox 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就吸收了许多英语学习词典的特色。“无论注重解码功能的普通语文词典，还是注重编码功能的学习型词典，词典编纂理念正经历着体现实用主义原则的现代化转向。”⁽¹⁾同样，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实践工作与理论研究方面也在积极学习和借鉴英语学习型辞书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30年期间也陆续编纂出版了一些双语类的学习型辞书。相比之下，尽管汉语类辞书的编纂特点与英语类辞书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我国汉语类辞书界也逐步开始关注英语学习型辞书的一些创新的编纂理念与技术手段。近些年来，我国汉语类辞书专家和学者在汉语学习型辞书（特别是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与研究方面已经在逐渐吸纳一些英语学习型辞书的编纂理念，进行一些汉语学习型辞书编纂实践方面的创新探索。

在进一步考察汉语类辞书编纂与研究借鉴英语学习词典的编纂理念之前，我们先对“学习词典（或学习者词典）”（learner’s dictionary）这一概念进行一些基本描述。据哈特曼（R.R.K.Hartmann）和詹姆斯（G.James）（2001），这种类别的词典“主要面向一种语言的非母语学习者”。就已出版的英语和汉语学习词典而言，也确实多是面向非本族语的使用者的。据魏向清（2009：124—126），学习型词典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应该明确使用者的定位。具体来说，这种定位首先应体现在该词典的使用者是一定外语认知水平范围内的学习者，定位的依据可以与目标语教学计划某阶段的要求相结合，如儿童、中小学、大学或研究生阶段；其次，这种定位还必须体现该词典的具体学习功能，如理解型、产出型，又如普通语文型、专项功能型（如搭配词典、习语词典、发音词典、翻译词典、考试词典等）。这种定位从根本上决定了词典的编纂理念与编纂方法，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应该体现出明显的学习词典编纂特色。学习型词典的编纂特色主要是围绕目标使用者学习过程中的特点来设计的，往往会在某（几）个方面重点考虑。具体来说，词典的文本内容及版面设计都须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需要，有明显的针对性，体现以使用者为中心的编纂理念。第三，应该考虑文本的可读性。所谓可读性，即学习型词典可以不拘泥于传统词典的文本形态，打破传统词典编纂的一些常规，将语言学习的相关内容有机地融合在词典文本中。”⁽²⁾

“中国学习词典的发展较多地受到英语学习词典理论的影响”⁽³⁾，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始于20世纪70年代，而且最初为双语词典的形式，即1976年，北京语言学院首次编印了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用的《汉英小词典》等。此后，在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800词》，“标志着中国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实现了实质性跨越”⁽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有多部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问世，如《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孙全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李忆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5）、《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李晓琪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HSK汉语8 000词词典》（刘镰力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徐玉敏，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商务馆学汉语词典》（鲁健骥、吕文华，商务印书馆，2007）等。下面我们将以“汉语辞书释义的新理念”为个案来详细考察汉语学习词典对英语学习词典的借鉴与学习。

在释义方法上，英语学习词典的两大特色分别是《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第1版，1978年）最先推行的控制词汇释义（controlled defining vocabulary）和《柯林斯合作英语词典》（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第1版，1987年）最先推行的整句释义（full-sentence definitions）。近些年，汉语类辞书界的学者们也在积极探索着将这两种释义方法运用到汉语学习词典的研编中。

我们知道，当代英语学习词典在释义上一大特色是使用控制词汇，我们所熟知的“五大家族”高阶英语学习词典无一例外采用了这一做法。《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 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第7版，2005年）释义词汇约为3 000词，《朗文当代英语辞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第4版，2003年）约为2 000词，《柯林斯高阶英语学习词典》（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第5版，2006年）约为2 500词，《剑桥国际英语词典》（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第3版，2005年）约为2 000词，《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第2版，2007年）约为2 500词。对释义用词的控制成为学习词典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汉语辞书的释义词汇而言，曾有学者指出“就目前来看，留学生手中的《现代汉语词典》多因释词难理解而被双语词典取代。即使是外向型的单语词典，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样的问题……词典应提供简明易懂而又真实丰富的目的语的释义及语言环境，释义元语言的使用就显得格外必要了”⁽⁵⁾。据我们的了解，国内汉语界的学者们已在积极从事着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与《朗文当代》“形成有限释词靠的是作者丰富的教学经验与词典编纂经验”不同，国内信息处理界进行释义元语言的研究依靠的是“数学中的图论方法”⁽⁶⁾。

目前国内关于用于汉语辞书释义的元语言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1）1996年，清华大学的张津、黄昌宁提出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报告《从单语词典中获取定义原语方法的研究及现代汉语定义原语的获取》中说：“这是汉语学界第一份关于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的报告。他们的做法是以有完整释义的汉语词典为封闭材料，通过数学模式来计算释义词与被释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从而得出最低数的释义词语，形成了含3 857条词的释义元语言集。”⁽⁷⁾（2）2005年，苏新春出版了专著《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提出“释义元词”的概念，并指出“释义元语言就是一种语言中对其他的词汇成分进行解词释义所使用的一套用词用语系统”（第324页）。作者从频率的高低与语义的分布两方面作了两个角度横纵交叉的排比，提取出首批高频释词4 324条，并概述了它们的总体特征。（3）同在2005年，安华林也出版了专著《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提出“释义基元词”的概念，用来指“用于语文词典释义的最低限量的基元词”（第2页）。作者以统计法、比对法、系统优选法和实例验证法为基础，经过层层筛选，提取出2 800多个词项，并对它们进行词汇等级划分（甲、乙、丙三级）和义类层级建构（分为3大类、8个中类、50个小类）。苏、安两位的研究均立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他们“全面统计其‘释义部分’，进而建立语料库，在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的总体框架内进行研究，经过计算机统计、分析和人工比对等诸多环节，分别提取出以语文性词语为对象的释义基元词集”⁽⁸⁾。

实际上，有些已出版的汉语学习词典（如《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已在尝试严格控制解释词义的用词范围，以保证释义语言的浅近、通俗、易懂。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和限量释义词汇，仍有许多待改进之处。我们认为，目前关于汉语辞书释义性词语的限量提取工作研究所采用的理念和所取得的成果，必将对“彻底革新现行汉语词典释义模式，促进汉语语文词典编纂与国际潮流接轨”⁽⁹⁾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代英语学习词典在释义上另一大特色是采用整句释义的方法。由中国人民大学徐玉敏教授主编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初级本，2005年，以下简称为《当代》）是一部供母语为非汉语、具备初级汉语水平的使用者学习汉语用的单语外向型词典。该词典在给词目释义时就借鉴了《柯林斯》的整句释义模式。⁽¹⁰⁾具体来说，在释义时，编者都采用了词义信息句（“引导句”），即把被释词放在典型的句子中，让读者在句子中理解被释词的词义，通过句意体现词义，然后用另一个规范例句——解说句，解释引导句的整体意义。此外，词条还配有多个用法例证句。以该词典的“否定”一词为例：

引导句：大会经过讨论，～了大卫的意见。

解说句：大会认为大卫的意见不对。

我们再来看《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以下简称为《现汉》）对“否定”一词的释义：

【否定】犳ǒ狌犱ì狀犵⁽¹¹⁾动否认事物的存在或事物的真实性（跟“肯定”相对）：……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当代》的整句释义方法要比《现汉》所采用的释义元语言方法更易于非母语的汉语学习者理解该词的词义。蔡永强先生（2008：76—77）就指出，《当代》的“完整句释义法”可以从很大程度上避免“出现释义元语言难度高于对象语言难度的现象”，“从而保证了学习者可以从整体上把握某个具体词语，在动态使用中把握词语的整体意义，而不是单独识记该词语的意义”。

然而，值得肯定的是，在借鉴整句释义法的同时，《当代》的编者们并不亦步亦趋，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做出了创新。《柯林斯》中用于释义的完整句“多是迎合词典释义需要而缺乏真正交际功能的句子”，而《当代》中的释义句大多“是具有交际功能的自然句”①。具体来说，《柯林斯》的整句释义分为两部分，左半部分是给出词目词典型的语法语境，右半部分给出词目词贴切的释义。如与前文中“否定”对应的英文词“disapprove”，在《柯林斯》词典中的整句释义如下：

disapprove...If you disapprove of something or someone，you feel or show that you do not like them or do not approve of them....

（注：此义项如果直译的话，为“如果你不喜欢某物或不赞同某人，你会感到或表明你不喜欢或不赞同。”就会非常拗口，不像自然句。）

将《当代》与《柯林斯》对“否定”一词的整句释义作对比，可以看出，《当代》的整句释义更像是具有交际功能的自然句。虽然《当代》的整句释义某些地方还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但《当代》的编者们所做出的这一创新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除释义方法外，汉语辞书的编纂与研究也在词性标注、配价语法等方面积极借鉴着外语辞书的相关做法，此处不再展开论述。我们认为，这些转变从深层次上反映出汉语辞书的研编也在顺应国际辞书从“编者中心”向“使用者中心”范式转变的大趋势，体现着辞书编纂现代化的理念。英语从昔日仅限于英伦三岛的民族语言发展为今日通行世界的国际交流工具的过程中，各类英语学习工具书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也愿我们的汉语学习词典（尤其是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研编能够在借鉴与创新上取得突破，为汉语语言的国际推广做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