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分析《论语》两个英译本中

比较分析《论语》两个英译本中 译者文化身份的动态构建

马玉梅　翟最佳

（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　要：典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文本精髓，其翻译不仅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也是构建本土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论语》作为系统记载孔子言行的著作，集儒家思想之大成，是中国文化身份的强大支柱。译本与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得层见叠出的《论语》复译本时代特色鲜明。一方面，价值取向、社会环境等因素决定译者文化身份定位进而影响翻译活动，《论语》译本被赋予的含义与期望同样时移世易。另一方面，《论语》外译在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通过传递文化信息、塑造孔子形象等构建中国文化身份的同时，也获得了从“他者”角度审视自身的能力。本文选取辜鸿铭、刘殿爵两个颇具影响力的《论语》译本，通过比较分析译本与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文化身份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及文化意义。

关键词：文化身份；《论语》；翻译活动

A Study on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rs’ Cultural Identity

—by Comparing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nalects

MA Yumei　ZHAI Zui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Classics are crystals of a nation’s cultural text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which i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bridg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n effective way in constructing the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The Analects, as the text which records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systematically, represents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undoubtedly is a pillar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ersions and dynamical cultural identity of translators makes features of retranslation change as time goes by. On the one hand, factors such as value orientation and social environment not only determin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ranslators but also influence translate activi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can be used to construct the transistors’ or even Chinese nation’s cultural identity, provides a new angle to view “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s” as well. In the thesis,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nalects translated by Ku Hung-Ming and D. C. Lau will be selected, a comparative study will also be made to study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ors’ cultural identity and how it interacts with translate versions .

Key words: cultural identity; The Analect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作者简介：马玉梅，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学；翟最佳，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

1. 引言

孔子是储存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里的重要历史人物形象，是价值观的载体，是文化身份的强大支柱。而《论语》作为系统记载孔子言行的著作，集儒家思想之大成，拥有“诸子之书《论语》为首”的显赫地位，译本中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身份，这也正是其不断被复译之原因所在。在跨文化交流中，《论语》外译既可让世界了解中国思想弘扬中华文明，体现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也获得了从“他者”角度审视自身的能力（金学勤，2009）。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论语》译本在不同阶段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与期望，也反映出译者文化身份的时代特征。本文选取辜鸿铭、刘殿爵两位颇具影响力的华人译本，通过比较分析译本与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文化身份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及文化意义。

2. 文化身份与翻译活动

Cultural Identity可译为“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主要指个人对一个特殊文化或族群的归属感（陈国明，2009），是某一文化群体成员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在与“他文化”的交流中形成的一种对其成员身份的认同感，并被逐渐内化为个体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人们的文化身份可以通过民族、阶级、职业、语言、性别等为依据，并结合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来确认。

文化身份主要涵盖了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自我认同的文化身份就是各文化群体及成员在明确自身角色的前提下，通过行为与言辞表现给“他者”的形象；他者认同的文化身份则是“他者”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通过语言、行为等加以比较所赋予某个文化群体及成员的形象认知。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文化身份的特征是动静结合（2010），既拥有相对稳定的领域，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充实。

文化身份既然是在文化交流中形成的，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桥梁，翻译活动与文化身份同样关系密切，一方面，译者的文化身份影响其文化态度，而文化态度决定了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取、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运用等；另一方面，译本也影响了目的语文化群体是否理解以及如何看待、评价源语文化。正如Lawrence Venuti所言“文化身份的保留与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翻译不仅是构建者独特异域文化的本土再现，也参与了本土身份的塑造过程，不可避免的被用来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设”（Venuti，2004）。

影响文化身份的因素繁多，第一，价值观。作为文化身份的核心，价值观通过语言世代相传，直接影响了文化团体及成员的生活方式。根据“身份协商理论”，为了进行有效交际，参与者必须留意自己和他人的身份认同，特别是价值观和自我观念（Ting-Toomey，2007）。来自集体价值观念群体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会更强调整个团体的身份认同，力图通过翻译来实现某种有利于整个文化群体利益的目的。而所属个人主义价值观群体的译者则可能更愿意随从自身的个人期望。第二，权利差异。萨义德认为，文化身份的构建始终都与叙述者“我”与被叙述者“他”密切相关。那么我者与他者之间必然存在一种权利对比，表现在翻译中则是：强势文化不仅在数量上较少的译入弱势文化文本，而且在翻译时会更加倾向于依照本群体文化认知及语言习惯，而弱势文化则恰恰相反（Robinson，2007）。第三，文化定式。所谓文化定式也称刻板印象，涵盖自我印象及他者印象，或主观或客观或积极或消极。不论是消极的偏见还是积极的肯定，都会激发某一文化群体及成员的身份意识（陈国明，2009）。而译者受到文化定势的影响，出于强化或改变原有文化印象的目的进行翻译活动。

3. 译者文化身份及《论语》英译动机

辜鸿铭（以下简称辜氏）学贯中西，精通多国语言，他所处时代正值鸦片战争之后，国内“西学东渐”盛行。彼时，中国学者本着救国除陈之意积极从事外文引进，而推介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基本掌握在传教士及少数汉学家手中。其次，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物质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赋予落后、野蛮、奸诈的刻板印象。这些都使辜氏的民族自尊倍受打击，但同时也激发他逆流而上，致力于中国典籍外译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另外，辜氏对西方传教士的中国经典翻译颇为不满。他对理雅格的《论语》译本评价道：过度直译使得本就文化差异巨大的西方更加觉得中国文化晦涩难懂（杨平，2008）。辜氏笃信儒家文化的优越性与普世性，出于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思想精髓，反省并修正强加于中国的成见之目的进行《论语》英译。正如他所说“希望受过教育有头脑的英国人在读完此译本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黄兴涛，1996）。

刘殿爵（以下简称刘氏），祖籍广州生于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大陆工作，后远赴苏格兰攻读文学硕士，主修哲学。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海外华人身体里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使得他更加愿意向异域文化群体展现中国社会的文化身份。再者，虽然取得民族独立，但常年的战争使得中国大陆满目疮痍，兼之中西外交尚未建立，中国典籍外译数十年间几乎处于空白。西方对中国的印象虽有别于20世纪初期，但仍存在严重偏见，这些便是刘氏译本诞生的外在因素。就其个人而言，刘氏不仅是一位中英文根基扎实的研究型译者更是一位哲学家，他把孔子教义视作一个整体来解读（黄兴涛，1996）。出于弘扬中国哲学，搭建中西交流平台，恢复孔子思想本来面目之目的，历经近十年的不懈研究，刘于1979年出版了《论语》英译本，意在改变西方“中国无哲学”的旧有观念。

4. 译者文化身份在翻译活动中的体现

译者文化身份影响翻译目的，而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翻译目的又直接决定了翻译策略。辜氏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及文化优越感使得其更加趋于文化民族主义，其《论语》英译的目的是本着“中国文化救西论”，试图通过儒教寻得出路以解决西方现代文明内部蕴含着的深刻危机（黄兴涛，1995），而最好的方法并非炫示炯与于西方的中华独特遗产，而是在译本中充分体现《论语》的普世功能，归化作为上选之策能更好的使文本融入西方强势文化，且不着痕迹的反映出孔子思想的优越。相较之下，刘氏是为了取得强势文化的理解与话语权，其译本努力还原孔子原意，从本义上诠释儒家核心思想，向西方世界介绍一部富有民族特色的哲学经典从而丰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但出于权利差异，在译介《论语》时也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以避免生硬，其文化身份的杂糅性也决定了翻译策略的杂合。

4.1　语言信息表述

《论语》中的难点之一就是大量出现了体现儒家思想精髓的“仁”“义”“礼”“信”“君子”等术语，而在英语里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词汇。辜刘两译本在处理这些核心词时尽量做到以某一对应词来提纲挈领凸显术语之地位。如“仁”，辜氏选用来自拉丁语的“moral”一以贯之，将其译为moral life（3.3，4.4），moral character（4.2，4.3），moral surrounding（4.2）等。“moral”不能完全表达出中国汉字“仁”的丰富内涵，而更符合西方的哲学思想，正如他在《中国学》中所说“不仅有必要用有别于他们（外国人）的中国民族观点和概念来武装自己，而且首先要找到它们在欧洲语言中的对应物”（黄兴涛，1996）。类似的还有将“忠”对应为loyalty；“天命”译为Law of God或religious等。虽然辜氏选用的词语看似富有西方宗教色彩，但他通过注释将儒学提升到了更加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高度。辜氏对核心词的处理起到了普及儒家思想使其融入西方社会的作用，甚至让读者认为孔子思想是一种超越西方的更高真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难免有民族保守主义之嫌。

刘氏译本对核心词的处理同样使用相对固定的译法且尽量在英语中找出对应词，如用Heaven表示“天”，rites表达“礼”，Destiny泛指“命”等以易于西方读者理解与接受中国文化，但词语选用方法有别于辜氏。同样以“仁”为例，刘氏选用了benevolent，及benevolence，甚至还创造了“unbenevolent”这样的新词，他在注释中表明“因为原文中的‘不仁’不止是意味着‘仁’的缺失，而且有主动含义，所以non-benevolence不足以表达这种内涵”（刘殿爵，2008），类似的还有“未学”用unschooled（1.7），“君子”用gentlemanly，gentlemanliness表达等。相较于辜氏，刘氏译本中更加体现了翻译的杂合及身份的杂糅。例如“忠”，刘氏将其译为do one’s best/utmost，因为所谓的忠并不是loyal反映出的对宗教的膜拜，而是建立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孔子思想表达的“忠”有别于基督教中“爱我们的敌人”而是“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的适度。

4.2　文化信息传达

对《论语》中出现的历史时期、人物地理及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信息辜刘两译本的处理方法亦有不同。对中国历史时期的翻译，辜氏对重要朝代在脚注中与西方进行横向对比，而刘氏直接采用拼音翻译；在人物的介绍方面，辜氏译本只对少数弟子进行了括号注解并在脚注中直接比拟西方人物形象，其他弟子均用“a disciple”，而刘氏译本附录二中对孔子重要弟子进行介绍（D. C. Lau，1979）；对使西方读者难以理解的富含文化意义的内容如“《韶》、《武》”辜氏尽量简化将其译为：a piece of music，another piece of music，而刘氏采用“音译加注释”之法，文章用拼音或音译，注解中简要附上文化背景。

对一些富含文化特色的句子，辜氏采用完全归化，而刘氏译本则更偏向异化策略。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子罕篇第九》中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辜译：“Ah, woe’s me. I do not see any signs either in heaven or on earth that we are near the end of the present period of disorder and anarchy and that we are about to inaugurate a new order of things in the world.”（引自黄兴涛，1996）

刘译：the Phoenix does not appear nor does the River offer up its Chart. I am done for. ”（刘殿爵，2008）

所谓“凤鸟河图”是极富中华文化内涵的专有名词，朱熹所著《论语集注》中道：“凤至图出，文明之详”（朱熹，1992），辜氏译本中没有任何与凤鸟河图相关的信息，而刘氏在译文中用了异化以传达中国特色文化，并在注解中介绍其文化意义及孔子的言外之音。从译文中不难发现，辜氏尽量简化甚至删去文化感很强的专有名词以消除陌生感和独特感（Robinson，2007），从而使孔子思想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刘氏译文则尽力传达中华特色，通过使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让西方读者了解一个异域文化。

另外，辜氏译本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旁征博引西方著作家和思想家之箴言来注释相关经文。如在《泰伯篇》第八中借用Wordsworth的诗印证孔子对学诗的重视（8.8）；《子罕篇》第十八中引用Goethe的话注释孔子所强调的持之以恒（9.18）等。这些引用在学术界虽是褒贬不一，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辜氏成功的借助西方强势文化为中国的儒学推介开辟道路，不仅让西方读者能够了解一个异族思想，还成功的拔高了儒学，使其上升为一个海纳百川，超越时空且更加优越的普世真理，如《子张篇》第十九中同样引用Goethe说明善待与宽恕，并加了个人评述：“中国早已在两千年之前就取得了文明的真正进步”（黄兴涛，1996）。

总之，辜氏在语言上尽量使用标准、典雅、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其对文化信息的处理方式源于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以及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歪曲刻板印象的使命感，为了将儒学成功推介到强势西方文化中，较多的使用归化等易于被西方读者理解接受的翻译方法。刘氏在“和平与发展”为主体的新时期，同样出于弘扬中华文化之目的，为加强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一个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哲学典籍，但由于东西方权利差异依旧存在，在满足西方读者了解神秘中国文化的同时为了要避免巨大陌生感的产生而运用杂合的翻译方法。两译本中的翻译方法恰恰体现了译者的文化身份及翻译目的。

5. 译本对文化身份的塑造

正如前文所述“翻译参与了文化身份的塑造过程”，《论语》译本在传达语言文化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国文化形象。辜氏译本中孔子是一个平易近人随和友善的绅士，是有喜怒哀乐之感的普通老者。如译文中孔子在和弟子谈话时也常常称他们“my friend”；《子罕篇第九》中用语气词“Alas!”表达出孔子对颜回这一最欣赏弟子离世的惋惜。另外，在中国文化身份的塑造上，辜氏通过尽量保持原文风格，或使用借代对仗等修辞或以诗译诗兼顾韵律，努力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严重偏见。如《论语八佾篇》中对松、柏的注释道：此象征意义就像现在英国的玫瑰（3.20）。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形象添加了一笔浪漫色彩。刘氏译本中孔子的主要形象是：一个快乐的，追求道德，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D. C. Lau，1979）。译本将孔子刻画为一位德高望重，作风严谨的智者。译本尽量避免使用不够规范的现代英语，翻译周密，力求用精确的语言来表达清晰的概念（杨平，2008）。在句法上，因为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刘氏译本中就常常使用一些连接词，或从句形式以表达逻辑清晰的含义，这些也自然赋予了文中人物作风严谨的形象。

辜氏译本虽由于过度归化被许多学者诟病，但我们要清晰的认识到，《论语》之所以被学者们不厌其烦的重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赋予译本不同的时代使命。在辜氏所处时代，西方对中国文化不仅知之甚少，且偏见严重，若要向外介绍真正的中华文明，在译介文本时首先要使西方人愿意阅读。而辜氏的译本别开蹊径，创造性的采用了“以西释中”的文化策略吸引他们，成功地向西方社会读者呈现出中国的文化风貌，在他之前，中国的典籍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接受效果（儒风，2008）。刘氏译本虽然难以跳出华人翻译典籍的怪圈——即倾向于使用西方哲学和宗教术语来表达对比儒家文化思想以迁就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但译本除了用近似释义解读原文，还在注释中涵盖了相应的文化源流，尽力给西方读者展现异域中国的风貌。他在新版前言中说道：“如果优美和准确之间发生冲突优美应该让步于准确”（孔丘，2008）。刘氏被安乐哲评价为“西方最受尊敬的中国哲学翻译大师”，其《论语》译本之所以能成为西方的“企鹅经典”，在西方社会常被作为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文学课程的标准书目来使用，除了精确的语言，还因为出于文化权利差异而采取的杂合翻译策略，译本兼顾了西方读者的接受度及对中国文化的好奇感，这也是儒学走向世界促进多元文化共存的必然途径。

6. 结语

辜氏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及刘氏翻译《论语》的20世纪后半段，中西之间都处于文化权利的不平等状态。相较其他华人译者，他们的《论语》英译本都较为成功的进入强势文化，除了有扎实的英汉语言功底、对中西文化的深入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二人对时代要求的准确把握。不论是偏向归化的辜氏译本，还是杂合翻译的刘氏译本，都是所处历史文化环境下削弱强弱文化对立以取得本土文化认同的明智之举。

两译本在西方取得的良好接受效果也给当今文化发展带来了启示。文化建设方面，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取得了显著提高，但仍处于弱势文化之现状，软实力的发展不容轻视。首先在顺应时事变迁吸纳他文化精华的同时更要做到文化的自我认同以保持文化凝聚力，增强延展力与竞争力。对内应提倡国学教育，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对外加强文化交流，推广诸如 “文化桥”活动、“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这里所指的影响力只是一种单纯的汉语言文化介绍，是为了让更多的西方人民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以取得客观的文化印象。翻译研究方面，时下经典翻译仍然是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只是在翻译活动中要更加注重时代的要求。正如王宁教授所说：我们的翻译重点应该转变把中国文化的精品翻译成世界上最主要的语言——英文（王宁，2005）。而具体的翻译方法应该除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之外，也可酌情采取原文中英对照加典籍今译中英对照的翻译理念；对中国文化特色词语可以采取拼音标注及文化内涵注解；对不符合当今发展要求的部分加以时代说明。总之多管齐下使读者在能够读懂译文的同时学习一些汉语，在了解古老中华文明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身份的动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