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可持续发展与中国角色

专访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世界可持续发展与中国角色

记者／王衍

吴红波在联合国总部办公室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

摄影 王衍

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的办公室坐落在联合国大厦总部29层，从窗户向外眺望，可鸟瞰曼哈顿东河美景。不过办公室内最抢眼的，还是一位画家朋友送的熊猫图，精致典雅。

中国人眼中，吴红波被视作联合国内最高级别的国内代表；但作为联合国的职业外交官，他自2012年上任之始起，须立誓只服务于联合国而非其他任何国家。这样看似矛盾的身份，实则是对其职业素养的考验。

在任三年多来，吴红波一直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其牵头制定的“可持续发展议程”成为联合国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站在全球立场上，未来70亿人口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全球发展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就此问题，在联合国最为忙碌的9月末，吴红波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长达一小时的专访。

落实联合国成果是关键

记者：您所带领的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工作也有辞旧迎新的转折，15年前设立的“千年发展目标”结束，未来15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启。我们注意到，相比前者，后者制定的目标更为详细，这是为什么？

吴红波：2000年首脑会议的时候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只有8项，而我们刚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完成的目标是17大项、169小项。

首先从参与制定这个目标的范围来说，前者制定时是一批专家闭门准备的，最后再由千年首脑会议讨论通过。而这次花了三年的时间，从2012年的“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开始，国际社会包括所有的193个联合国成员国都参与了。可以想象，众口难调，这么多国家都来，而且各国的重点不一样，因此我们这次目标比上一次多一些。

更重要的原因，是两者有着重大区别，可持续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标志：一个是经济要发展，第二个社会要进步，第三个就是环境要得到保护。因此这三个议题必须有更多的指标，才能够体现出来，获得恰当体现可持续发展三个关键。

记者：相比十五年前，如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按照现在的国际形势，要完成2030年的目标，主要有哪些困难？

吴红波：现在的国际形势，首先是地区动荡和冲突还比较多，造成难民潮；另外贫困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在很多国家不平等现象在加剧；第三，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老路已经被证明是一条危险道路。接下来怎么走，对人类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非常欣慰的是，这么多国家通过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表明了国际社会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取得了一个共识——可持续发展，这来之不易。能不能够实现，这涉及到全球70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根据之前“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很需要重视的是落实。第一是各国决策者能否从根本上转变观念，意识到了“可持续”三个字的真正含义，这一疑问直接关系到各国落实的程度；第二，各国政府和机构需要调整或者改革行政管理架构和运行方式，打破条块分割、加强横向沟通、做好统筹协调。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比如，水问题、卫生防治问题等；第三，在“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中，各国需要按照本国国情就相关的目标进行立法，增加落实力度；第四，能否最大程度地调动各国政府、议会、审计机关、企业、民间组织的力量和各类社会资源，完成落实和监督问题；第五，如何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培训，特别是在数据统计方面的能力建设培训，以完成跟进和审查工作。

记者：克服这些困难有哪些解决方案？

吴红波：全球来说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国家层面，国家是落实主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发展好了，那必然是这个国家负责任，别人不能替这个国家负责任，这个国家也不会让他来做。

第二个是区域层面，联合国五大区域的经济委员会会在每一个地区提供平台，各国政府特别是部长级的官员可以在里面交换意见，提供一些教训，另外可以共同发起做一些事情，这都是自愿的。此外，其他一些区域性组织也将积极参与，发挥协调作用。

最后是全球层面，全球这次专门设立了一个高级别政治论坛机制，每四年由国家元首举行一次峰会，其他每年都是由部长级代表参加。这里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回顾在这之前落实的情况，这个高级别政治论坛每四年要出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每年出版专题报告，提供全球落实情况。此外，我们也鼓励和欢迎企业及各种各样的机构能参与这项工作，自愿提交报告。

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

记者：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是否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榜样？

吴红波：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准确。因为各国情况不一样，可以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里面发展基础雄厚。像中国这样工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很难找出第二个。这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几代中国人努力的结果。

一些发展中国家要学中国，不能完全复制中国的道路，因为条件不同，国情不同。但是中国走的道路是可以有所借鉴的。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很多发展中国家派人来学习中国的经验。

我们已累计为受援国培训了1200多万各类人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但是环境没有保护好，现在再回过头来治理环境，这是教训。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时，中国能够帮助它们少走弯路，力争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行。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采用和选择污染少、节能好的一些技术。

记者：中国现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有国家看到中国发展出的繁荣以及付出的代价，担心中国是否会把不想要的过剩产能转移出去。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吴红波：“一带一路”是基于传统观念上的一个创新想法，是新倡议也是一个新的公共产品，国际社会逐渐在接受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这个产能要看什么样的产能，过剩产能不一定是坏的产能，或者是污染产能，也可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匹配技术，比如在非洲目前推广电子产品就很难，因为很多非洲国家识字率低，但是如果是制鞋制衣这样的制造业就很容易和他们对接。

记者：如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引发全球关注。如何看待经济处于转型中的中国？

吴红波：从世界的一个规律来看，发展要素基数小的国家，容易做到高速发展；经济体量越大，速度越慢。中国现在进入中速发展阶段，我觉得是正常的。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关键转型期，需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放眼全球的经验，唯一路径就是创新。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往往不会把自己的看家本领——那些高尖端技术给你。比如，德国的宝马、奔驰等顶级车肯定不会在中国生产。

很多国家到了这个阶段都是在重复已有的低端技术，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60年代被评估为中等收入的国家，至今还是原地踏步。只有个别国家突破重围，比如韩国。韩国靠什么？一个三星、一个现代。有了这些高科技的东西，韩国才可以和西方国家PK。

中国现在面临经济转型，转型必然是痛苦的。那些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夕阳企业，如果还死死抱着不放，大家就只能一直呼吸有毒的空气。难道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这样的中国么？

中国有好的教育基础，有成千上万的优秀工程师、科学家，这是其他国家所羡慕的。只要走创新道路，我想，经过一段痛苦的过程后，中国就会在新的轨道上快速前进。

□  编辑  漆菲  □  制图  美编  虎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