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阔的胸襟是与时俱进的保障

《杜氏述训》有言“为学，先要拓其识见，所谓放开眼孔是也”^[38]，所以家族成员在饱读儒家诗书的基础上，大都敢于“放开眼孔”参透禅理，熟读道家理论，对待现实、人生能够有一种超脱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在遇到时事变化时，能够深刻认识到福祸相依的辩证关系，按照《杜氏述训》“凡自任自是者，同则受之，异则拒之”^[39]的指导，做到齐物我、任运随缘:既可以身在仕途而心向山林，身受衣食之役使而精神保持淡薄清静。不仅如此，杜氏家族提倡终身教育，这种不断学习也为杜氏家族快速融入时代打下文化基础。

杜堮在以七十三岁高龄离职在家到他去世的二十二年中，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家休闲，颐养天年，而是一直学习不止，笔耕不辍。在此期间，充分发挥了他学识渊博的特长，潜心研究经史、地理、军事、金石、文字、人物、政事、掌故、书画等，勤奋著述，杂著颇多。据不完全统计，计有《遂初草庐札记》一册，《石南小记》附《随笔》《余笔》一册，《梦余因话》三卷附《因话录续》一卷，《思余随录》二卷，《思余杂志》二卷、续二卷，《思余续录补》四卷、复补二卷，《修砚余心》二卷，《武镜》二十二卷，《明末纪事缀笔》一册，《治安本论》二十四篇，《水轮船说》一卷，《读鉴余论》、续及再续共三册，《仪征相国石画记》一册，《十砚杂识》二卷，《述训》一卷等，不下三十种，这些都保存在《石画龛论述》中。在《石画龛论述》中，杜堮不禁随笔记录分析了时政，更难得的是他以八九十岁高龄，清醒分析西洋货轮在海战中的优势，以及客观评价了当时天津等地的海防局面，为水战提出了可供参考的研究资料。难能可贵的还有，作为耄耋老人的杜堮人老观念不老，他认真学习西洋地理理论，坦然面对和评价国际局面，为深入了解相关知识，自己手绘世界地图，将自己对大不列颠等国的认识记录在册。

渊博的知识不仅打开了杜氏家族成员的视野，还开阔了他们的胸襟。杜氏家族成员在面对政治环境的风云变幻时，考虑的不是个人与家庭的恩怨情仇，而是将视野放到更高的层次上。“孩提之童，知爱知敬，始家邦终四海，即由此充之，非有加也。”^[40]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例如，清初参加科考的杜漺深知，朝代更替之间，作为既可载舟又可覆舟的百姓，一方面不甘于异族的入侵和统治，另一方面又渴望平定的生活，因此，在为官期间，既考虑到百姓的感受，又不违背为人臣子的义务。顺治六年(1649)，清政府任命张存仁为直鲁豫三省总督，镇压山东榆园农民起义，凡被俘获的农民军将士都交由杜漺审讯。杜漺了解到农民起事纯系生活所迫、贪官污吏所逼，内心很是同情。于是，他向张存仁建议:“大乱之时，胁从者众，渠魁即戮，余者当使归农，以布国家威德;一切歼之，徒获旷土，何益?”^[41]经过他的审讯，结果仅有一两人被杀，其余数千农民军俘虏均被释放回乡务农，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颂其仁慈。对他的这一举动，开始督帅张存仁颇为怀疑，不久就省悟说:“君年少敢肩巨如是，吾不及也。”他的这种做法，既保全了上千义军的生命，又赢得上司的器重;维护广大百姓利益的同时又解除了朝廷的后顾之忧，不能不说是紧扣时代脉搏。

确实，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观念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君主专制，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主就是国家的象征。“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至盛唐，太宗李世民又提出了“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的观点。于是乎，忠君爱民便成了作为皇帝集权工具的各级臣子为政的第一懿德。这也正是杜氏家族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不管是杜堮、杜受田为皇室选拔人才，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还是杜翰舍命维护皇室，杜氏家族成员为官公正廉明，为民谋福，为朝廷节约开支减轻负担，在一定意义上为朝廷安抚民心、维护朝廷起了相当的作用，受到百姓和朝廷两方面的欢迎和喜爱。同样道理，清朝末年，随着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清朝政府已经回天乏术，改朝换代已经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因此，杜家人又积极追随孙中山革命，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与杜氏家族形成鲜明对比的黄河三角洲其他名门望族，或许曾经有过他们的辉煌，但他们没能像杜氏家族那样紧紧把握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所以被过早的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例如，邹平袁氏家族，袁紫兰家族的命运与清王朝息息相关，清王朝的康雍乾三朝是其有名的康乾盛世时代，也是袁紫兰家族的兴盛和巅峰时期，它同清王朝一同从嘉庆年间逐步下滑，日趋衰弱。毋庸讳言，也有其家族和自身原因，而且是衰弱的重要原因。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这个内因就是民间所总结的“家无百年富”和“守业更比创业难”的说法。这时期的袁紫兰家族的成员们，守着“金山银海”，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坐享其成，不再涌现像乾隆朝与刘墉、纪晓岚齐名并肩的袁守侗，继承和弘扬先人的光荣传统，政治头脑清醒的俊杰，他们再没有他们的先人那奋发向上的激情和活力，为官者碌碌平庸，为民者骄逸奢华，也不乏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和败家子，有的甚至横行乡里，为非作歹。在清王朝末期，内忧外患，民族危亡，在那些像林则徐、张之洞、刘铭传等匡世济时，抵御外侮，拯救民族危亡的民族英雄时代精英的行列中，再也找不到袁家人的名字。可见，袁紫兰家族之衰弱事出有因矣!

又如，曾经显赫的海丰吴氏家族，吴氏家族崇儒重文的家风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发展，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家风对文化知识的注重仅限于与科举应试相关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的讲求，到了吴氏家族发展后期，尤其是光绪以后，对自然科学与新思想的漠视导致家族文化很难更新，最终与时代发展的潮流南辕北辙。从比较中不难看出，杜氏家族与黄河三角洲其他名门望族相比较，确实存在来自于家族教育和家族思想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也恰恰合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的评价:“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42]

现象反映本质，杜氏家族成员之所以能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其实质就是杜氏家族不变的思想底蕴——杜氏家族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经世”思想: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个人的得失不是主要的，只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发展，杜氏家族成员就会勇往直前。

(作者:刘雪燕，本文系首发。)

【注释】

[1]赵执信:《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39页。

[2]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卷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7页。

[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一○，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7页。

[4]杜诗:《江藩入境即事》，《武定明诗钞》，惠民李衍孙辑，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第三卷，第7页。

[5]杜漺:《湄湖吟集》卷五《修来园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第17页。

[6]杜漺:《湄湖吟集》卷五《修来园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第25页。

[7]杜漺:《湄湖吟集》卷一○《禅悦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第1页。

[8]杜漺:《湄湖吟集》卷五《修来园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第3页。

[9]杜漺:《湄湖吟集》卷五《修来园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第3页。

[10]杜漺:《湄湖吟集》卷五《修来园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第10页。

[11]杜漺:《湄湖吟集》卷五《修来园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第5页。

[12]宋琬:《宋琬全集》，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122页。

[13]曹贞吉:《珂雪二集》，清康熙刻本，第89页。

[14]杜漺:《湄湖吟集》卷七《白下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第17页。

[15]杜漺:《湄湖吟集》，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第2页。

[16]王士祯:《王士祯全集》《蚕尾文集》卷一，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799页。

[17]李澄中:《卧象山房集》四库全书本，卷一八三，集部三六，别集类存目十。

[18]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卷四《续修四库》，第14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19]杜漺:《湄湖吟集》卷六《四明草》，道光九年(1829)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第3页。

[20]［咸丰］武定知府李熙龄纂修:《滨州志》卷一一《艺文》，第2页。

[21]张燕婴译注:《论语·述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2页。

[22]张燕婴译注:《论语·雍也》，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5页。

[23]张燕婴译注:《论语·学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

[24]侯玉杰、冯美荣、刘雪燕等:《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附录四，《杜氏述训》第九则。

[25]侯玉杰、冯美荣、刘雪燕等:《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附录四，《杜氏述训》第四六则。

[26]杜堮:《石画龛论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页。

[27]杜堮:《石画龛论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28]杜堮:《石画龛论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93、595页。

[29]杜堮:《石画龛论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13页。

[30]杜堮:《石画龛论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75页。

[31]杜堮:《石画龛论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15页。

[32]杜堮:《石画龛论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33]杜堮:《石画龛论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34]杜翰、杜:《杜文正公年谱》，咸丰九年(1859)刻本，第13页。

[35]杜翰、杜:《杜文正公年谱》，咸丰九年(1859)刻本，第31—32页。

[36]杜翰、杜:《杜文正公年谱》，咸丰九年(1859)刻本，第40—41页。

[37]杜翰、杜:《杜文正公年谱》，咸丰九年(1859)刻本，第33页。

[38]侯玉杰、冯美荣、刘雪燕等:《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附录四，《杜氏述训》第一八则。

[39]侯玉杰、冯美荣、刘雪燕等:《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附录四，《杜氏述训》第一九则。

[40]侯玉杰、冯美荣、刘雪燕等:《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附录四，《杜氏述训》第三则。

[41]王钟翰:《清史列传》，第18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718页。

[4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三联书社1957年版，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