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三个基本要素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揭示了道德价值的社会历史根据。道德价值“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是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人的生活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系列现实的利益关系和社会规范的集合体,因此“道德自律的基础是利益,道德价值是人的需要和利益的内化”^[8]。现阶段,全球水危机进一步加剧,水污染状况急剧加重,饮用水质量下降严重损害了人类正常的生存利益。因此,人类工业文明时代的伦理道德开始接受审问:人类还能高唱自由意志、“为自己立法”的律他型道德范式,继续本持为征服自然、谋取自身经济利益而“高扬主体性”伦理道德吗?21世纪,当生态文明成为人类发展新兴诉求,自然界的角色从人类奴役索取的对象转而成为人类和谐共赢的伙伴,人类的道德价值也随之由主体高扬转为“道德自律”。

“道德自律”是人类在当前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状态下对“自由”的深刻认识,也唤醒了人类对“生态内因论”的深度解读。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自由、自律的问题。“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一切社会关系包含了人、物,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综合。人的自由活动是具体的、历史的,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自由,很大程度上要受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改革开放初期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在制度上鼓励自由贸易,粗放型生产,少有顾及生态环境的人为恶化。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生产模式在一定时期内高速带动了国家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却留下了生态破坏的苦果,限制了后世子孙享受正常自然生态环境的自由。道德自律唤醒人们将自然生态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提升生态因素作为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内因地位。

马克思主义对经济要素的衡量是全面的、动态的。主流经济学大多没有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看待,只是单纯地将可衡量的经济增长进行主导性评估,排除了生态损耗因素。马克思自然生态环境内因论将自然环境看作与劳动一样的物质财富资源,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内在要素。马克思认为,劳动和自然力是形成财富的两个基本要素。《资本论》指出:“正像生产的第一天一样,形成产品的原始要素,从而也就是形成资本物质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10]马克思说:“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1]劳动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别,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着劳动生产力实现结果的差别,成为社会生产增长快慢的重要因素。自然生态的破坏不仅在源头上决定生产产品的质量,影响产品生产进程,而且生态治理付出的社会财富在再次分配上占据重要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2页。比例,消耗公共建设财用支出。例如2014年,浙江“五水共治”的资金根据国家的相关资金政策和政府计划指导确定投入比例,争取各类金融机构的支持,同时鼓励民间投资,形成全民治水的格局。省政府提出将2014年省级“三公”经费预算削减30%以上,省下来的钱用到水利建设。

从资金投入的具体项目看,“五水”治理首先是污水,由于农业、渔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和工业造成的点源污染难以控制,水污染控制和治理成为当务之急。“由于法律难以全面的规定所有的水资源管理,当前《水污染防治法》也只是侧重于污染防治……从政府文件和各地治理现状来看‘五水’并没有涵盖‘酸雨、地下水、近海岸水’等,五水外延的不周延性,没法全部概括水的类型。”^[12]从浙江省2013—2014年的环境质量公报可以看出,水环境基本呈现稳定状态,但并未得到较大改善。所以在浙江省十三届四次全会上,夏宝龙提出了“治理污水,倒逼转型升级”的治水观点。由此观之,由社会财富再分配开展水污染治理的效果十分有限。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自然生态是社会产生链条中的根源性要素,是人类一切生产的“物质基质”,只有充分认识到自然生态内嵌于生产链条之中,对生产、分配有着根源性影响,进而转变人类生产生活的取排水方式,才能从源头上缓解水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