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布依族苗族土地流转让农村社会转型不断加快

(一)土地流转让农村社会转型不断加快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自由流动性不断加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及就业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样性、选择性、独立性不断加强。农民的思想更开放，生活也不再只围着自家几亩田地转，外出务工、创立农村企业的人数急剧增多。衣食住行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不再只追求吃饱，还讲究营养均衡；农民异质性的加强也使其对利益、公共产品及服务等需求趋于多元化。农民希望有更多的赚钱渠道，更好的水利、村级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主体意识、民主权利意识也日益增强，日益要求多渠道的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大家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更加追求精神利益、政治利益，要求充分实现选举权、被选举权，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农村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组织也由此不断增多，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文化性组织等。总之，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必然要求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

(二)黔西南州农村社区治理体制滞后于农村社会的新变化

农民思想、行为的不断解放，主体、民主意识的不断加强，社会结构的分化，加快了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农民可以以村委会为制度平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尚不普遍，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农民多元化利益诉求特别是土地流转中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等。

首先，从政府治理角度看，农村乡镇政府处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最后一级，它不仅有管理和促进辖区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的任务，而且兼有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指标。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税改等一些原因，政府财权上移，以致乡镇政府责大而权小。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乡镇政府为了应付上级繁多的任务指标，就很容易忽视对本辖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其为农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及服务并不一定能真正满足农民多元化利益诉求。

其次，从村民自治角度看，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也搞活了农村社区管理方式。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村民自治制度这一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制度平台在运行中存在一定的偏差，农村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