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文学院 卢 絮 李 松
当代文化研究保罗万象，跨专业性和学科性的特征非常突出，而且有继续深化发展的趋势。本文通过了解近两年来各类国际性文化研究大会的热点问题，同时搜集了近三百篇在西方主要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文化研究的学术文献，然后梳理出了十几个当前西方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并把它们整合成三大板块，即世界主义与全球本土化问题、自然与文化问题、文化时空问题进行全景式考察和述评。
一、世界主义与全球本土化
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文化研究界对于“世界主义”这个概念有了新的思考。保罗·拉比诺于1986年提出“批判性世界主义”[2]，从此各种加诸于世界主义前面的限制性和修饰性词汇就层出不穷。比如贝妮塔·帕里的“后殖民世界主义”(1991)[3]，米切尔·科恩的“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1992)[4]，詹姆斯·克利福德的“差异性世界主义”(1992)[5]，布鲁斯·罗宾斯的“相对性世界主义”(1993)[6]和霍米·巴巴于1996年提出的“区域性世界主义”[7]等。当时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要求打破领土和国界的限制，实现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流通，“世界主义”被赋予不同于古代和启蒙时期的含义，它与“空间流动”、“全球连接”、“想象的社区”以及“多样化的现代性”等观念紧密相关。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西方文化领域的学者对“世界主义”所提倡的美好愿景提出质疑，认为在实际操作层面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例如身份焦虑和个人、民族主体性的难以实现等。因而研究者们各抒己见，赋予了“世界主义”以新的含义和诉求，试图理顺“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全球化”和“全球区域化”、“后殖民主义”和“后民族主义”等概念。考察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与国之间以及各个地方、民族之间的边界、隔阂是减少还是增加的趋势。把“世界主义”作为实现普遍人权、建立国际法和实现全球正义的重要手段。在“世界主义”的关照下查看文化和现代性的多样性及其意义。把“世界主义”作为解决当前由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差异而引发的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尝试等。
(一)边界是否消失?
当前，人们发现与当初“世界主义”对于“全球流动性”、“后民族主义”及“无边界的世界”的愿景愈行愈远。实际上，各种形式的边界正在扩散和增加，不仅存在领土上的边界，也存在政治空间及文化空间内的边界。商品和资本得以顺利流通，人的身体的流动却受制于新的分化和偏见;由于涉及各个不同地域的自身利益，对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如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等。布雷特·尼尔森认为“这不是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了由孤立的单一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也不是表明各种分裂、混合与复杂的景象让位于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即我们所标榜的新自由主义、后‘9·11’时代、印度和中国的崛起时代。也许对于世界主义的争论在于，我们更加注意到了全球化的实际运转和操作而不仅仅是概念的表述”。[8]如果仅仅从概念的表述上来理解，那么“世界主义”就意味着消除边界，世界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共同体，即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但是当下的研究更贴近于实际操作的层面，尼尔森指出“这种全球性的运转体现在例如金融、科学、政治、广告、音乐、旅游和移民问题上，每一个领域都依靠于全球性的有效连接，而每一种形式的连接都牵涉到不同的物质体和媒介:信息技术、文件编程、交通和建筑”。对于这种全球性运转的研究使得我们意识到边界不是减少或消失了，而是增加和扩散了。就如尼尔森所说“边界不再处于边缘位置，而成为了当下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的中心”。[9]布鲁诺·达维里奇奥和齐亚拉·布兰比拉在《跨国移民，世界主义和移位的边界》一书中，从移民研究的角度考察了移民怎样变成跨移民，即生活在移出社会和移入社会两者之间，而同时又和两者保持紧密的关系，形成所谓的跨国空间。这种跨国空间建立的过程对于传统的领土分界和国家边界形成挑战。但作者指出这种跨国空间其实早已有之，如交通航线就早已参与和形成跨国空间。作者分析“移民潮会挑战传统边界划分，但也受到边界的规范。因为它在跨越某些边界的同时，并不能阻止新的边界的产生，所以边界其实没有消失反而无处不在。实际上它已经从公共空间的边缘移动到了中心位置。也可以说，边界不再是分隔国与国之间的线条，它们组成了移动的或者说多样化的地域和国家、社会空间”。[10]更为具体的研究可见《希腊，移民和欧洲的边界危机:从世界主义理想到实际》[11]一文，作者从当下希腊的政治、文化现状分析出发，认为希腊既是处于欧洲的边界内部又处于边界外部，说明世界主义的普世性理想在后殖民时代被实践的同时又被抽空的现实。欧洲各国之间有着互相敌对和竞争的历史，而如今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确实践着世界主义的理念，但是作为移动的知识主体和充当文化中介的移民，在寻求全球性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却遇到了困难。为了说明这种现象，作者调查了三百名在希腊争取合法工作和居住权益的无证移民，他们采取了绝食的抗议活动。这标志着人们除了寻求理论上的合法性，也在实践层面试图获得全球性认同的合法性，毕竟移民是具有实际的全球性身份的主体。
(二)主体身份何以构建?
对于“世界主义”的讨论中，伦理问题和主体身份的构建始终是热点。奈杰尔·道尔在《对世界主义质疑的质疑》一文中分别从个人、国家的角度讨论世界主义的伦理性和制度实现。在个人的层面上，奈杰尔·道尔为“全球公民”这一称呼辩护，以反对那些认为不会存在一个全球性政体，人们也无法成为一个全球性公民的观点。在国家和制度层面，道尔为联合国作为一个致力于体现全球性利益和价值的机构而辩护，认为它被成员国利用来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他提倡“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动机，都应该跨越国家的局限坚持全球性伦理观和义务观”。[12]道尔认为公民这个称呼应该是更为普遍意义上的“道德媒介”或者“全球性道德共同体的成员”的含义。这意味着个人“归属于一个在原则上对全体人类有责任和义务的道德王国”。他继续阐释了这样的公民应该具备两个特点:其一是权利的行使者，如公民权、政治权和社会经济权利;其二是“共和主义”概念上的公民身份特征，意味着主动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道尔认为当下的国际人权法的建立就体现了这种全球性意义上的公民身份意味，而且起到了切实的作用。[13]皮希勒·佛洛莱恩在《全球视野中的世界主义:关于无偏见的思想倾向和身份认同的国际比较》[14]一文中从宏观的视野，采取跨国比较的方法，分析2005年《世界价值观念调查》中所获得的数据，考察哪些国家的人更具有开放性和无偏见的思想倾向，把自己看做是世界公民。他的结论是，人们的伦理观念、政治和身份认同感随着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以及全球化的程度的不同而大相径庭。研究表明世界主义的倾向在全球化发展较快的地方更为明显，但是全球性身份认同却广泛分布于世界其他地方。这种现象在移民者众多的国家更为典型，例如加拿大。《城市社区的种族差异性和归属感研究》[15]一文便考察了加拿大的城市社区的种族构成和国家归属感及群体归属感的关系。作者收集了多个层面的数据，采用工具变量的统计方法计算来自不同种族社区和来自同一种族社区的个体的归宿感差异。其研究说明多样性的种族居住环境对于个体的归属感有影响，国家归属感在不同种族社区中最为强烈，而群体归属感最为薄弱。该结论证明了群集接触理论的正确性，即群际间的接触有利于消除偏见和敌对，改善关系，形成世界主义意义上的归属感，成为“全球公民”。斯坦·凡·霍夫特的《世界主义，身份与认同》一文受到霍耐特的身份认同学说的启发，认为世界主义可以从爱、立法、实现三个层面上来认识。他提到“当前的人类尊严已无需形而上意义的基础，而要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去理解;人的尊严也不限于个人模式，还有社会和团体模式”。[16]霍夫特描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情境:个人权利和群体权利受到同样的重视;拥有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受到同样的尊重，因为他们为群体的生活也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坚持伸张个人权利的世界主义者们认识到群体的利益和价值与之一致;人们拥有共同的伦理价值，个人自由发展自信，自重和自尊的品质;世界是一个公共的、共存的空间，而不是为了各自利益而斗争的角斗场。[17]霍夫特认为，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深入地理解世界主义带来的全球性伦理问题，也能更好地实现全球正义。
(三)全球正义
世界主义理念的推行要求有统一的全球性民主和管理系统，这种要求随着国家之间的交往更为紧密，且因某些全球性问题无法在单个国家内得以有效的解决而显得更为迫切。虽然世界主义者们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努力，但在实际推行的层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如何实现全球性伦理公平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尊重人权更是我们要追求的最高伦理公平。《全球正义，主体问题研究》[18]一文对全球正义的主体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人是当今全球性事务中的基本主体，但不是个人，而是国家和各种群体机构。全球正义的原则就是要确定哪些群体机构才是合法的全球代言者，他们拥有哪些道德权利和义务。当国家利益与国民个人人权发生抵触时，应该依据什么原则来裁定，谁来裁定，谁才是正义的代表。作者呼吁全球正义的主体，即国家和各类群体机构在一个统一的全球系统内达成意见一致，以推进全球和平和公正。人们往往认为全球正义的真正含义即实现全球平等，布鲁斯·兰德斯曼同样认为世界主义即全球平等主义，其核心意思是地球上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幸福和权利。他在《全球平等主义》[19]一文中对于世界主义、全球平等主义和全球平均主义三个概念进行了比较和区分。他认为非常有必要认识到国内正义和全球正义的差异，世界主义必然会降低所谓国家的重要性，平等或正义要运用于国家之间和全世界所有人之中，这样我们就能站在一个更为客观的立场理解和评估全球平等主义。另一学者丽娜特·西格则从社会契约理论中受到启发，提出了全球契约正义的观点。在《全球契约正义》[20]一文中，她认为社会契约论针对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个体成员，而全球契约论作为一个相对新的提法，是指对国家和民族而言，而不是个人。此种提法虽然面临理论上的各种挑战，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工具，可以跨越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而进入一个全球性视域之中，这是符合当前时代需要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复杂的全球共同体中，我们有义务共同来制约和承担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后果。作者认为全球契约理论还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框架来评估和描述各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道德表现与实际工作效果，对于推进全球正义是意义非凡的。还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纳的《代间正义》[21]一文。作者指出代间正义是指对于遥远的过去和将来而言，目前生存的道德主体，即当代人，要履行的道德义务。读者初看题目也许会疑惑不解，质疑代间正义和全球正义的关系。但是作者认为代间正义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对于这种代间道德义务的理解会影响我们理解全球正义的广度和深度。他举例说，如果当代人秉着负责的态度回顾过去一些人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并力图给他们翻案，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分配责任和义务来处理当下的全球正义问题;而当代人所具备的道德义务对于将来的影响就更容易理解，例如如果我们有义务为后代保护环境，那么就不会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道德责任。总而言之，卡斯纳希望通过道德上的约束来规范当代人的行为，减少对全球自然和环境的破坏。涛慕思·博格教授对全球正义有这样一段评述:“我们不可能知道在我们之后是否有道德进步，也没有人事先知道我们的任务能否被完成。但我们对这种进步抱有期望并为之活着。这样才能与我们这个物种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最令人尊敬的人站在一起，才能让最优秀的后来者继续推进我们的工作。”[22]这也许是对于全球正义这一事业的意义作出的最好注解。
(四)全球本土化
全球本土化由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词各取一部分组合而成。很多人试图从各个侧面对它进行描述。有人认为全球本土化是指全球和地区两者间的互动和合作;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同质化和异质化的动态变化过程;也有人认为是普遍化和特殊化意识倾向的叠加;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普遍主义，即强调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和文化交流无处不在，而全球本土化是特殊主义，即强调一种全球性观点、产品或者服务却具备本土特色。总而言之，全球本土化指的是一种新的文化杂交模式，通过调整和改变某种固有的行为标准来适应本土语境。在文化同质化和异质化之间，标准化和非标准化之间，聚合还是分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和谐的关系。全球本土化通常被当作一种拓展市场的策略而被各类跨国公司所采用。例如《跨国公司在墨西哥的跨文化调适:一个成功案例》[23]一文分析了沃尔玛在墨西哥的市场营销经历。该文作者发现沃尔玛公司在墨西哥无法推行它在美国总部所实施的手段，如降低员工的工资，对制造商施加压力，对抗议采取不妥协策略以及无情的市场扩张等。沃尔玛不得不为了迎合本土需求改变它的计划和市场运营模式。因此，作者认为跨国公司在一个陌生的市场推行它的企业文化时，全球化不能作为一个唯一的手段，而需要考虑本土的因素。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文化同质化程度加深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和正视本土的文化，把本土元素整合在全球性的主题、产品和服务中。乔纳森·马图西茨的《迪斯尼在香港的成功:一个全球本土化的视角》[24]一文，则利用全球本土化的原则来分析迪斯尼在香港的成功运转。文章提到迪斯尼在香港开放的第一年并不成功，管理者随之尝试着改变经营模式以适应中国市场环境。其中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改变:降低价格，尊重当地旅游者习俗，改变装饰和布景，调整劳动关系。从此，香港迪斯尼获得承认并开始盈利。以上两篇文章都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认为为了赢得世界市场，获得本土认可，不得不采取全球本土化策略。也有些论文从旅游和影视推广的方面进行考察，如詹尼的《旅游业与全球本土化:东亚视角》[25]和西洋米索的《日本动漫产业和全球本土化》[26]等。两人讨论了如何进入一个国外市场以及应对由此带来的各类挑战，比较分析了本土化、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三种方式的优势和劣势。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全球本土化能把高度的本土化和高度的全球化结合在一起，实现最大利润。但也有作者认为全球本土化不仅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也是我们应该主动实践的过程。如菲利普·杨格等人的《社会工作的全球本土化:对于全球化的全球性和本土性应对》[27]一文指出，全球化必然会给一些人带来冲击，例如可能会破坏当地已有的经济秩序，对国家的主权存在潜在威胁，还会造成失业和贫困问题等。但政府方面却常常推卸责任，未能保护那些最容易受到全球化冲击的对象。作者呼吁采取全球本土化策略来抵制和减少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全球本土化的社会工作能够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保障，为推动本土福利工作和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作出贡献。作者赞同成立一个全球性公民社会，制定全球性的社会政策和管理系统，由国际性组织来开展工作。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社会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和全球性机构都应该主动承担责任，通过更多地投资教育、就业和重要的公共服务创造机会，改善全体公民的生存条件。作者提倡全球性的思考，本土性的行为，即一种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依靠全球性力量在本土范围内进行实践。
二、自然与文化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自然和文化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密。尽管在理论和经验层面自然具有其独立性，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类文化对于自然的改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过。随着环境进一步遭到污染，自然灾难不断发生，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人类意识到应该重新思考文化和自然的关系了。传统认为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对自然的统治，就是把人自身从自然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而如今，这些思想不会再具备说服力，是人类对于自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呢，还是自然对于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
(一)科技、自然与文化
格内特·博玛在《作为文化资源的自然》一文中认为:“文化资源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自然、创新、主体性和历史都可以看做是文化资源。”[28]作者是从欧洲的视角提出这个看法的，进而他怀疑在其他的文化世界里是否能找到相应的对等物，而科技的发展的确将会耗尽对它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格内特·博玛的看法是，现代科技扩展了人类的生活模式和空间，同时也破坏了人性和必不可少的人类价值。作者从欧洲的实际经验中指出了哪些资源可以决定和拯救人类价值，但他还远不敢相信这些是否能够抵挡得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的迅猛发展。乔纳·齐林斯卡的《面对脸谱网:科技、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生态伦理学》[29]认为，科技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我们在赋予它高度自由性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人类自身要承担的责任。而当今由于网络的发展，“人”这个概念本身面临重大的改变，不再仅仅指有血有肉的人类实体存在了。在网络环境下，如果我们都成了脸谱，谁来承担伦理道德责任，而到底谁又是与之相关?作者想要探寻的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不稳定性和无常性。乔纳·齐林斯卡提出“中介伦理学”，中介或者调适可以说是生活在科技世界中的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也可以称作是“生存伦理学”。焦元美与李秀珍的《民族文化与自然的互动:以哈尼族梯田景观为例》[30]一文认为，景观是自然和文化的结合体。农业景观是当地农民的耕作活动和精神活动与当地自然特征互相作用的结果，承载着丰富的自然、美学和历史价值。许多传统的农业景观已经受到人类活动的破坏，从而显得更好保护景观的重要性。哈尼族世代开垦出来的梯田景观就是其中一例。随着人口、经济发展、政策影响等因素影响，哈尼族文化与自然的互动已经没有从前的和谐。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梯田作为一道文化景观，它与当地民族文化的关系以及出现的问题等。奥维恩·琼斯在《物质性与身份:森林、树木和归属感》[31]一文中探讨了森林和人的身份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树木和森林景观可以在多方面参与构建个体和集体身份，从而显示了它们丰富和独有的物质性。身份在这里是一个不断被建构和呈现的结果，其外观和属性不是固定和静止不变的。通过人类和森林之间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复杂关联和互动，树木和森林景观会呈现出不同文化身份，而建构的文化身份也在联系人类和森林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如何处理和解决科技、自然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阿斯崔德·施瓦茨的《生态知识建构的动态性》[32]一文认为，生态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极为重要。因为它能让我们认识到一些紧迫性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地域性的，譬如全球变暖、资源短缺和水土流失等;而且它能提供有效的研究和管理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下关于自然灾害，环境保护，自然与文化的紧张关系问题等都有很多的讨论，而这些都让我们意识到了生态知识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性。所以作者认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生态知识的逻辑和学科构建，以及试图找到一种普及生态知识的认识论方法，这些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二)全球生态伦理
如何建立一个绿色的未来?这已经成为无论是个人、媒体还是政治的热门话题之一。为了解决某个具体的环境问题，我们往往会想到用科技的手段。然而，一个统一的包含了不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道德语境却没有建立起来。于是有学者认为，对于绿色未来的建立，需要有文化和伦理上的认知，我们的企业家、活动家、政策制定者或者个人有必要在全球生态化的指导下来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使我们切实感受到，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采取统一的一致的行动，那么行动的背后就必须有一种全球性的生态道德价值观作为指导，于是产生了全球生态伦理这一概念。生态伦理学是伴随着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产生，研究人类、文化和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交叉性伦理学科。《全球生态伦理与自然法则》[33]一文的作者安娜·伊利斯认为，全球生态伦理价值的推行者们力图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可被认知的和强制执行的道德义务和标准，而历史悠久、人所共知的自然法则是可以提供这样一个理论框架的。这可能会受到许多当代生态伦理学家的反对，但作者认同约瑟夫·博伊尔对于自然法则的新的理解，即建立一种公共的道德原则，全体人类认识到这些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进行思考和选择，这是组成人类道德生活的基本戒律和美德。总之，安娜·伊利斯认为如果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全球性共识来理解生态伦理，那么我们就应该严肃地考虑自然法则的作用。黑兀的《全球生态伦理与社群主义》[34]一文探讨了在全球生态语境下社群的作用。作者认为西方社会的知情同意的原则太过于个人化取向，而在某些文化里，知情同意的原则是以社群为基础的。在全球化层面，社群的概念使用也有些新的变化，第一是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人。第二是共时的观念，包括人类社会和非人类社会。第三是指现实生存的世界上的所有人。作者认为世界主义的发展要求产生一个新的全球性社群，能代表全体人类，认可全球公民和产生全球性主体感和责任感，全球生态伦理的出现就是这种发展变化的结果。阿米泰·亚茨昂尼的《生态伦理学的社群主义方法》[35]一文以美国关于建立补助基金的辩论为案例，分析了社群主义生态伦理的实用性。他认为西方生态伦理通常更多地考虑个人的自主性，而一种社群共有的理念可以提升这一研究的核心价值。但也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独裁式社群主义，即把社会和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二是反馈式社群主义，即认为个人和集体，谁没有优先权，而应该积极寻找解决两者矛盾的原则和方法。生态伦理学兴起于美国，但是这一概念因为地区和文化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内涵。如珍妮弗·鲍尔哈克的《生态伦理学的多种开端:美国与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生态伦理比较及全球生态伦理的可能性》[36]一文，分析比较了美国和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生态伦理在历史起源、发展和现状上的差异。美国生态伦理侧重于医学、或者生物医学上的伦理问题，通常涉及的话题有克隆复制、基因强化、临终关怀、资源分配、伦理研究、器官捐赠等，而很难发现对于环境伦理、社会公平、贫穷问题的关注，或者认为这些是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伊比利亚和拉丁美洲的生态伦理更是一种“生存伦理”，它不仅包括医学伦理也侧重生态或人类价值。这种研究告诉我们，对于生态伦理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它的结构组成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是不同的。类似的话题，埃斯科巴在《拉丁美洲和哥伦比亚的生态伦理学》[37]，马尼梯在《拉丁美洲的生态学论述》[38]等论文中也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沙里葛的《古巴生态伦理研究:责任与一致性》则研究了古巴的生态伦理建设的情况。古巴虽然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但由于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有着不同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生态伦理现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生态伦理建设在古巴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是社会群体一致的责任和目标。如上文所述，生态伦理学是诞生于以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为标志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所以沙里葛认为，生态伦理观念在古巴能够迅速传播开来，可以说是令人惊讶的;但同时又是一个合符逻辑的结果，因为这是他们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必然要求。[39]也有从不同的视角来讨论生态伦理问题的文章，如威廉·斯丹普斯在《宗教和生态伦理:可以对话么?》[40]一文中认为，宗教的作用在生态伦理学发生之初曾非常重要，不幸的是，现在已经微乎其微了。其中原因之一是宗教语言和现代公共语言之间，如约翰·罗尔斯所说的“公共理性”，有很大的不可通约性。此文考察了生态伦理领域中宗教的边缘化及其原因，同时分析了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的局限性，斯丹普斯坚持认为生态伦理的绝大多数基础领域都少不了宗教的元素，在建立一种新型的生态伦理学公共话语中，神学应该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对于生态研究领域的道德研究，也有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认为道德理论对于生态伦理领域的决策制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同时可能会使人困惑，甚至误导生态伦理学家，使他们在必须及时作出的决策面前犹疑不决。瓦瑞兹的《道德理论在生态伦理学中的运用和滥用》[41]一文，分析了道德理论会在哪些方面使生态伦理学家们误入歧途，进退两难。作者认为如果对伦理问题缺乏经验层面的敏感性，那么道德理论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带来麻烦。第一，在讨论伦理问题时，它可能会遮蔽个人的存在;第二，为了集中精力解决难题而不考虑客观条件，那么可能会产生新的伦理问题;第三，会使伦理困境普遍化，忽略地域性道德问题的解决过程。不过瓦瑞兹相信，有实践经验的道德理论和有理论指导的实践研究的有效结合，就能够帮助生态伦理学家们解决“是什么”和“应该怎样”的难题了。
(三)环境商品化
在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关注，即环境的商品化。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就纷纷提倡把环境保护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对自然和环境进行经济价值评估。根据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环境的服务功能是可以被估值和分级的，把环境包装成消费品的形式投放到市场中出售，从而取得环境保护和经济利润的双赢，这种理念为环境的商品化铺平了道路。但是在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关于环境与市场，或者说环境商品化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埃里克森·保罗的《通过市场认识自然:贸易、人和生态历史》[42]从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历史中找到了证据，认为市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与环境的紧密关系，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达成一致意见来解决环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市场不但没有造成环境破坏，还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所在，以及如何找到解决它们的办法。《从经济理论和实践来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历史》[43]一文，也追溯了对生态系统进行价值评估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该文认为这种观念由来已久，譬如古典经济学对于自然的使用价值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自然的交换价值的认识都对它有很大的影响。作者认为对生态系统进行价值评估是有历史传统的和一定价值的，如能使环境保护获得政治支持，也可利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和市场逻辑来解决生态系统的商品化和环境保护问题。之后，埃里克的另一篇文章《经济价值评估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商品化》[44]对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争议做了两方面的分析。第一，认为实施环境政策和管理的机构设置已经深深刻上了价值评估的烙印;第二，经济和社会政治在更大范围内支配着环境的市场化和商品化。该文还进一步质疑了之前的判断，认为从长远来看，商品化问题不利于环境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环境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目光短浅的策略。对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切关注的人来说，市场体制与环境商品的生产、流通的关系问题让他们陷入矛盾之中。市场内在的标准化、商品化和货币化要求，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环境产品生产和消费之间复杂的生态联系和社会联系。例如，茱莉亚·奥尔森考察了海洋的日益商品化过程，发现海洋管理方式从以前的私有化转变为市场化模式，同时海洋被人为地根据其不同的作用和价值分成了不同的区块。以海洋为生的渔民们也积极参与了这个过程，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思考和改变自然的定义，对于自然和文化的边界需要重新划分。[45]卡斯琳与伊丽莎白的《墨西哥生态系统服务补偿研究》一文描述了墨西哥的生态商品化现状，研究表明这种发生在新自由主义的效益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补偿方式在墨西哥并不见效。不仅不能改善当地人的生活，维护原有的生态多样性，也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策略和发展目标相抵触。作者认为这暴露了基于自然和社会或文化二分的新自由主义关于环境论述的内在矛盾。[46]
三、文化时空问题
文化的发展必然涉及现在与过去或将来的时间关系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文化主体与他者的空间关系问题。文化的生命历程必然是不断向前的，一些东西遭到淘汰和破坏，更多东西得到突破和超越，这是构成任何时代之人类生活的基本元素。但是这一过程中，有些发展是自然发生的，有些却有太多的人为因素。我们在注重文化的创新的同时也要努力保存和吸收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西方文化界对于文化的这种流动性和后殖民时代的文化记忆、叙述问题也非常关注。
(一)文化流动性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流动就是指文化产品通过艺术、电视、书本等媒介形式的传播和移位。萨迪普·达斯古普特的《文化流动性和信息公开的辩证法》[47]一文从历史的角度把欧洲的文化流动放在三个层面来讨论，即欧洲内部的，后殖民的和新帝国主义的文化流动性。他认为这三者是彼此影响、相互渗透的，文化的流动性特征会推动流动性文化的产生。然而，文化流动的过程在达斯古普特看来是一个信息公开和信息封闭的双向过程。一方面，人们通过各种文化流动媒介更加详细和准确地了解欧洲，这是信息全面公开带来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更加强化了欧洲文化或者形象的自我认同感，这也是一个信息封闭的过程。伊科斯塔德·海因兹的《移动、流动性和美国现代性》[48]一文认为，美国现代文化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移动，这是能源和制动领域新兴科技积极推动的结果。移动的过程伴随着一些根本性变化，这是一个文化和经济动态发展的过程。例如，曾经严格而清晰的社会种族边界被认为是一种优秀的文化秩序的表现，而如今边界变得日趋模糊，这不得不说是文化流动带来的好处。当前的文化研究认为，文化流动性的媒介还包括流动性主体，即人，特别是移民或者留学生群体。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跨文化的双语者或者多语者，他们有规律地穿梭于不同的国家和文化间，参与了跨越国家间的文化流动。很多情况下，我们认为文化的流动有利于全球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情况不尽如此。金·约纳的《离散民族主义和作为媒介的流动中的亚洲妇女》[49]一文考察了居住在伦敦的韩国、日本和中国妇女的跨国生活经验，及其主体的媒介作用和身份构建中的矛盾心态。作者认为由于现实生活条件的不允许和经历中的被排斥经验，这种跨国流动性经常受到阻碍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有别于种族民族主义的离散民族主义，这种新型的民族主义在跨国性文化流动中显得非常突出，而英特网等电子媒介的兴起更为离散种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亚迪等人的《种族划分、文化差异、和居民移动性:以香港为例》[50]一文以文化同化理论为指导，分析了香港不同种族居民的流动方式和生活现状。香港居民流动的主体是移民，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研究表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移民如西方人，他们居住在香港的新开发区或者城市核心地带，但是他们与当地社区间并没有文化互渗的现象;而公共廉租房内的移民却能够很好地融入当地社区，甚至组成多样化的种族社群。该文认为，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和香港当地居民的流动方式非常相似，可以看做是一种种族同化的过程。留学生被认为是文化流动的另一重要媒介，对此，徐军与基里亚的《文化复制、文化流动性和文化资源的作用微不足道?对于文化资本和教育实践的比较研究》[51]一文，从22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教育项目中获得数据，分析了文化资本(特别是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和留学生教育的关系。研究发现，一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家庭出身的孩子会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和分享更多的文化产品，反之则不然。这表明这些国家的文化资本的分配与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小孩的受教育情况有密切的关系，文化流动显出了它的不平衡性和单面性特征。全球性的文化工业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复杂的物质和商品世界中，在这里流动性媒介的聚合和参与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成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沃斯特亚特·吉奈特的《聚合政治:流动性物体的作用》[52]一文梳理了当代关于媒介聚合型文化的各种争论。通过对流动性消费者的分析，该文肯定了聚合型政治的作用，即建立各种形式的媒介和交流平台，提供跨国性文化流动的条件，实现全球性资本运转，跟随和适应流动性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吉奈特认为国家间文化流动的不平等性是客观存在的，但交流永不会停止。现代主义者认为，把文化碎片重新组合在一个虚构的整体中的尝试是富有象征意味和前瞻性的，它能够对抗当前以城市为中心的科技文明。[53]文化流动就体现了这样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特点。
(二)文化与地方营造
在文化研究领域，地方和社区营造等问题成为热点，获得了广泛的讨论。学者们是如何和各类商业机构和企业，或者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建立了特定地区的文化地理学?而这些地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旅游景点和休闲、生活空间之间是如何转变的?哪些概念影响地方营造的策略?——文化政策、城市理念、文化遗产、经验价值、地区发展、市民生活还是商业竞争?这些问题都成为当前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经济的定义就是指在经济的语境下利用文化来创造人类价值、意义和身份。对于地方和文化经济的关系，学者们认为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构建的基石，对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在的作用。就一个地方来说，文化经济活动包括对于一个地方的历史、地域特色和身份的维护，为旅行者、商业和其他机构创造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例如，欧盟的文化政策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就是要推进欧洲文化、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发展，使欧洲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并且增强人们身份认同感的区域。这就涉及地方营造的概念，地方是一种社会构建形式，但在很多情况下，也是通过建筑、景观和物质的有意布置而形成的物质性存在。在地方营造过程中，例如产品的设计、制造、组成材料、颜色等，都具有物质性特点，这种理解比地方空间本身的构造更为重要。地方营造的过程就是指，当地人如何理解他们的环境和如何在外部营造与叙述他们所生活的空间的过程，这需要地方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各层面保持相对的距离，内部和外部之间达成和谐统一。除了地方营造，物质性对于社会关系和文化理解也同样起着很大作用。有学者认为从社会地理学的角度来建构对于地方和国家的想象更为普遍，因为利用社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获得数据来进行地方的想象性建构更加科学。社会地理学基础上形成的地区想象不仅反映了社会时空的变换，同时反映和影响我们对于文化空间的感受、体验和参与。马修·凯利的《使用中的文化:晚期现代性中的国家和地区营造》[54]认为，文化在三个层面上对于地方营造同时起作用，即国家的、区域的和全球性的社群构建。凯利认为集体想象不仅通过书写文本，例如报纸和小说等形式构成，还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媒介形成，这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集体经验场域。例如通过旅游和各种交流互动的活动方式形成的城市生活经验，能够让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的感受，而这反过来会形成对一个城市的想象。关于地方文化产品的研究通常归于文化研究的范畴。而地理学家对此应有更大的贡献，特别是参与当下关于文化地理学的辩论，整合地方文化研究的复杂局面。达瓦·沙瑞的《南非的地方营造、流动性和身份构建》[55]认为，对于文化产品的物质性研究有利于南非文化和地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我们不要把描述性和非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对立起来，而要使地方营造的社会性、叙述性、指示性和象征性功能统一起来，体现其文化的物质性本质。曼巴瓦·约瑟夫的《文化物质性与旅游》[56]一文分析了博茨瓦纳文化旅游胜地，古末瑞米村庄的文化商品化和旅游的关系。博茨瓦纳试图通过发展文化旅游来推动国内旅游业多样化，增加市民参与度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传统文化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是如祖先崇拜一样神圣的东西，控制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在村庄日益商品化的过程中，村民表现矛盾、紧张和抵触的心理。其中有些人因为获得了社会和经济利益，赞同文化的商品化，而更多人认为文化的物质化和商品化会使他们的文化和信仰贬值，以致成为得不偿失的事情。
(三)文化记忆与叙述
文化/集体的记忆是通过叙述性的交际方式持续创造出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记忆会变化:他们是经常性变动的产物，其形态散漫而短暂。文化记忆作为一种过程，叙述不论是揭示性的还是嵌套式的，都能重新诠释某种既定身份的内涵，且记忆中的事件表达是趋同的，例如文学经典或个人历史。萨迪普·达斯古普特的《文化记忆与遗忘的过程》[57]一文试图讨论文化记忆的新方法，他没有把已有的文化记忆作为既定的知识存储方式，例如那些民族文学或艺术史，现行的概念其实就是身份构建的过程。作为一种过程的文化记忆无法与其社会或其个体记忆的叙述、神话以及事实等孤立起来。通过审视这些记忆与遗忘的蔓延过程，可以肯定一点的是，来自例如纪念碑与博物馆的文化记忆的回忆方式，已经渗透在政治权力关系中了。其目的不仅仅是修正文化间的交际关系以及美学和政治的关系，也是重新阐释某种既定身份的内涵。例如米切尔·赫夫曼的《历史、档案与记忆:法国布雷斯特市的美国海军的历史地理》[58]一文认为，纪念碑与文本一样超出了创建者的目的，本用来唤起对过去时间或者个性的回忆，有时候却被阐释为政治或军事冲突的结果。该文讲述了一个具体的记忆地点:位于法国港口城市布雷斯特市的美国海军纪念碑。这座宏伟的纪念碑有着复杂的历史，一方面，它揭示了它对于城市环境的破坏性影响的历史;另一方面，它又突显了美国与其欧洲盟友间的紧张关系。该纪念碑建于20世纪30年代，原本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美国远征军，后来在“二战”中被德国占领和毁坏，50年代又获得重建。本文通过审视纪念碑的建立、毁坏以及重建过程，解释其变迁背后的政治原因，说明文化记忆的方式通常附着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重新叙述和评价历史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是非常普遍的，随着民主和自由观念的普及，在西方言论自由的背景下，文化记忆和叙述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尤利娅·约查克的《对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记忆:建国十字路的历史》[59]一文集中探讨了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民族化历程以及记忆和政治的变迁等。该文特别聚焦于1929—1956年乌克兰西部的民族主义运动，仔细考察了一些称号的形成和变化，例如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或乌克兰反叛军，以及对于“二战”历史的解读变化。叙述者们力图在民族历史中以英雄般的语气来叙述这些运动，然而这些叙述无法穿越乌克兰内部无形的墙，即叙述试图赋予其全国性的意义，而事实只能保持其地区性的意义。尤利娅·约查克试图填补现有争论的裂隙并展示现代世界中记忆运作的复杂性，大量的国际性、区域性以及本地的干预，使得能获得政府许可的对历史的观点变得更加复杂与困难。新乌克兰的记忆往往熔铸在旧的记忆模具里，而这些模具又受到苏联历史文化的影响。同时，它们也受到对未来的某些愿望的影响。因此，尤利娅·约查克的结论是，我们不能仅仅谈论过去，也应该谈论对现在以及对未来的渴望。过往的记忆很少有关于整个种族的，甚至在某些情形下，记忆对于大多数人是普通的。为了变成一个更大的社会常识，对某些群体的记忆需要政府通过各种可能渠道来推广，例如教育、身份政治、国际事务和文化政策等。在某些情形下，精英与民众的分化，他们不愿合作并且对于未来没有共同的愿景，那么对过去的重构过程必然充满冲突与紧张。当整个民族化运动失败后，对历史的民族化也随之失败。
四、结 语
从本文对于西方文化研究的宏观纵览、点面分析，可以发现文化研究已经渗透到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它已不是某个单独的学科能够涵盖和解决的问题。随着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传播学、生态学、地理学、电子技术和信息工程等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更为密切，文化研究似乎成为联系各个学科的纽带和桥梁，使得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来考虑文化问题，并为推动人类的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寻找更有利于人类生存的道路和空间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注释】
[1]本文得到了武汉大学2011年度“海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动态追踪计划”项目的资助，特此感谢。在本研究中，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英语系王锦堂老师参与了部分编写工作。
[2]Rabinow，P.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in J Clifford and GE Marcus(eds) 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书中如没有特别说明，引文都为笔者所译)。
[3]Parry，B.The contradictions of cultural studies.Transition，1991:53 37-45.
[4]Cohen，M.Rooted cosmopolitanism:thoughts on the left，nationalism and multiculturallism，Dissent，1992:478-483.
[5]See Clifford，J.Traveling Cultures，in L Grossberg，C Nelson and P Treichler (eds)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
[6]See Robbins，B.Comparative cosmopolitanisms in Secular Vocations，New York:Verso，1993.
[7]See Bhabha，H.Unsatisfied notes on 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 in PC Pfieffer＆L Garcia-Moreno(eds)Text and Narration，Columbia:Camden House，1996.
[8]Brett Neilson.Cosmopolitan Issues:Knowledge and Mobilitiesin a World of Borders-Panel Introduction in Link9ping Electronic Conference Proceedings.Martin Fredriksson(ed).Link9ping，Sweden:Link9ping University Electronic Press.2011:16.
[9]Brett Neilson.Cosmopolitan Issues:Knowledge and Mobilitiesin a World of Borders-Panel Introduction in Link9ping Electronic Conference Proceedings.Martin Fredriksson(ed).Link9ping，Sweden:Link9ping University Electronic Press.2011:16.
[10]Bruno Riccio，Chiara Brambilla.Transnational migration，cosmopolitanism and dis-located borders.Prima edizione:luglio?by Guaraldi s.r.l.2010:7-8.
[11]Alexandra Zavos.Greece，Migration and the Borders of Europe in Crisis:From the Cosmopolitan Ideal to the Practice of Cosmopolitics.CURRENT ISSUESIN EUROPEAN CULTURAL STUDIES，ACSIS Conference 2011，Norrk9ping:ACSIS Publications.2011:16.
[12]Wim Vandekerckhove and Stan van Hooft.Introduction，Questioning Cosmopolitanism.Wim Vandekerckhove and Stan van Hooft(eds).?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B.V.2010:xix.
[13]Nigel Dower.Questioning the Questioning of Cosmopolitanism in Questioning Cosmopolitanism.Wim Vandekerckhove and Stan van Hooft(eds).?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B.V.2010:15.
[14]Pichler Florian.Cosmopolitanism in a global perspective: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open-minded orientations and identity in relation to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SOCIOLOGY.2012，27(1):21-50.
[15]Wu Zheng;Hou Feng;Schimmele Christoph M.Racial Divers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in Urban Neighborhoods.CITY＆COMMUNITY.2011，10(4):373-392.
[16]Stan van Hooft.Cosmopolitanism，Identity and Recognition in Questioning Cosmopolitanism.Wim Vandekerckhove and Stan van Hooft(eds).?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B.V.2010:46.
[17]See Stan van Hooft.Cosmopolitanism，Identity and Recognition in Questioning Cosmopolitanism.Wim Vandekerckhove and Stan van Hooft(eds).?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B.V.2010:47.
[18]Anna Moltchanova.Global Justice，Subjects of.Encyclopedia of Global Justice，Chatterjee，Deen K(ed.)，Springer Verlag:2011:426-427.
[19]Bruce M.Landersman.Global Egalitarianism.Encyclopedia of Global Justice，Chatterjee，Deen K(ed.)，Springer Verlag:2011:406-410.
[20]Lynette E.Sieger.Global Contractarian Justice，Encyclopedia of Global Justice，Chatterjee，Deen K(ed.)，Springer Verlag:2011:397-399.
[21]Joshua J.Kassner.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Encyclopedia of Global Justice，Chatterjee，Deen K(ed.)，Springer Verlag:2011:540-542.
[22]转引自解本元《为全球正义奠基》，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6/233111.html.［2012/2/20］.
[23]Jonathan Matusitz and Elizabeth Minei.Cultural Adaptation of an MNC in Mexico:A Success Story.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2011，18(2):418-429.
[24]Jonathan Matusitz.Disney's successful adaptation in Hong Kong:A glocalization perspective.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1，28(4):667-681.
[25]Chio，Jenny.Tourism and Glocalization: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Societies.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2011，67(4):600-602.
[26]Yui，Kiyomitsu.Japanese Animation and Glocalization of Sociology.SOCIOLOGISK FORSKNING，2010，47(4):44-50.
[27]Hong，Philip Young P.and Song，In Han.G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Global and local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2010，53 (5):655-669.
[28]Gernot B9hme.Nature as a Cultural Resource in Link9ping Electronic Conference Proceedings.Martin Fredriksson(ed).Link9ping，Sweden:Link9ping University Electronic Press.2011:17.
[29]Joanna Zylinska.Face-to-Facebook:Bioethics between Technology，Nature and Culture.Link9ping Electronic Conference Proceedings.Sweden:Link9ping University Electronic Press.2011:18.
[30]Yuanmei Jiao and Xiuzhen Li.Ethnic Culture and Nature:Interactions in the Hani Terrace Landscape.Ecological Research Monographs，Landscape Ecology in Asian Cultures，Part I，2011:29-40.
[31]Owain Jones.Materiality and Identity-Forests，Trees and Senses of Belonging.New Perspectives on People and Forests，World Forests，2011，9(1):159-177.
[32]Astrid Schwarz.Dynamics in the Formation of Ecological Knowledge.Ecology Revisited，2011:117-141.
[33]Ana S.Iltis.Global Bioethics and Natural Law.Philosophy and Medicine，Bioethics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2011，110(1):145-162.
[34]Henk A.M.J.ten Have.Global bioethics and communitarianism.Theoretical Medicine and Bioethics，2011，32(5):315-326.
[35]Amitai Etzioni.On a communitarian approach to bioethics.Theoretical Medicine and Bioethics，2011，32(5):363-374.
[36]Jennifer A.Bulcock.The Many Beginnings of Bioethics:A Comparison of American and Ibero-American Bioethic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Global Bioethics.Philosophy and Medicine，Ibero-American Bioethics，2011，106(1):379-386.
[37]S.J.Alfonso Llano Escobar.Bioethics in Latin America and Colombia.Philosophy and Medicine，Ibero-American Bioethics，2011，106(1):43-53.
[38]José Alberto Mainetti.The Discourses of Bioethics in Latin America.Philosophy and Medicine，Ibero-American Bioethics，2011，106(1):21-27.
[39]José Ramón Acosta Sariego.Bioethics in Cuba:Responsibility and Solidarity.Philosophy and Medicine，Ibero-American Bioethics，2011，106(1):125-139.
[40]William E.Stempsey.Religion and Bioethics:Can We Talk?Journal of Bioethical Inquiry，2011，8(4):339-350.
[41]Raymond De Vries.The Uses and Abuses of Moral Theory in Bioethics.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2011，14(4):419-430.
[42]Erickson Paul.Knowing Nature through Markets:Trade，Populations，and the History of Ecology，SCIENCE AS CULTURE，2010，19(4):529-551.
[43]Gomez-Baggethun Erik，de Groot Rudolf，Lomas Pedro L.The history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e:From early notions to markets and payment schemes.ECOLOGICAL ECONOMICS，2010，69(6):1209-1218.
[44]Gomez-Baggethun Erik，Ruiz-PerezManuel.Economicvaluationandthe commodif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2011，35(5):613-628.
[45]Olson Julia.Seeding nature，ceding culture:Re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marine commons through spatial management and GIS.GEOFORUM，2010，41(2):293-303.
[46]McAfee Kathleen，Shapiro Elizabeth N.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n Mexico:Nature，Neoliberalism，Social Movements，and the State.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10，100(3):579-599.
[47]Sudeep Dasgupta.Staging Europe:The Dialectics of Disclosure and the Cultures of Mobility，CURRENT ISSUESIN EUROPEAN CULTURAL STUDIES，ACSIS Conference 2011，Norrk9ping:ACSIS Publications.2011:19-20.
[48]Ickstadt Heinz.MOTION，MOBILITY，AND AMERICAN MODERNISM，Arbeit M;Trusnik R(eds)，15th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f American Studies.AMERICA IN MOTION，2010:11-35.
[49]Kim Youna.Diasporic nationalism and the media Asian women on the mov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11，14(2):133-151.
[50]Hui Eddie，Chi Man，Li Si Ming，Wong Francis Kwan Wah.Ethnicity，cultural disparity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Empirical analysis of Hong Kong，HABITAT INTERNATIONAL，2012，36(1):1-10.
[51]Xu Jun，Hampden-Thompson Gillian.Cultural Reproduction，Cultural Mobility，Cultural Resources，or Trivial Effect?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2012，56(1):98-124.
[52]Verstraete Ginette.THE POLITICS OF CONVERGENCE On the role of the mobile object.CULTURAL STUDIES，2011，25:4-5.
[53]Verstraete Ginette.THE POLITICS OF CONVERGENCE On the role of the mobile object.CULTURAL STUDIES，2011，25:4-5.
[54]Matthew James Kelley.The emergent urban imaginaries of geosocial media.GeoJournal，Online First，2011:4.
[55]Daya Shari.Performing place，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South Africa.AREA，2011，43(4):488-494.
[56]Mbaiwa Joseph E.CULTURAL COMMODIFICATION AND TOURISM:THE GOO-MOREMICOMMUNITY，CENTRALBOTSWANA.TIJDSCHRIFT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2011，102(3):290-301.
[57]Sudeep Dasgupta.Staging Europe:The Dialectics of Disclosure and the Cultures of Mobility，CURRENT ISSUESIN EUROPEAN CULTURAL STUDIES，ACSIS Conference 2011，Norrk9ping:ACSIS Publications.2011.
[58]Michael Heffernan.History/Archive/Memory: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S Naval Memorial in Brest，France.Knowledge and Space，Cultural Memories，2011，4(1): 201-231.
[59]Yuliya Yurchuk.Memory of the Past and Memory for the Future:History on the Crossroads of Nation-building，CURRENT ISSUESIN EUROPEAN CULTURAL STUDIES，ACSIS Conference 2011，Norrk9ping:ACSIS Publications.201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