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两大基本矛盾

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活动的分析为全面理解社会有机体的完整生产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物质生产一元论的分析中，人的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和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从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消失了，从而造成了对社会两大基本矛盾的片面理解。

对于第一大矛盾，我们主要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方面去思考的。当我们反过来思考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动因时，我们往往把生产关系的变革看作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因，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变革确实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当我们把它夸大为唯一原因时，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受到了歪曲。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它不仅取决于生产关系，而且取决于人的自身再生产状况，取决于那个时代精神生产的状况，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孤立地把生产关系的变革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或主要动因，在和平发展时期，往往会反过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前20多年，我们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试图建立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结果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左”的实践，可以作为这一理论错误运用的例证，从根源上讲，与对第一大社会矛盾的片面理解有很大关系。因为一定生产力对应一定生产关系，任意拔高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结果只能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我们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经济基础，因而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简化为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如赵家祥教授在《历史唯物主义》教程中所说：“人类社会有三个基本层次：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一对矛盾，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和上层建筑构成一对矛盾。”并认为“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在内”，“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是两个术语，同一内容。相对于生产力而言，叫作生产关系；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叫作经济基础”^[315]。这一观点也是我国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这样做虽然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比较简洁，并抓住了最主要的层次和关系，但随之而来的，也往往容易引起片面性的理解。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第一，即上面说的误把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唯一原因。第二，由于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经济基础，因而把国家的功能片面地弱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它弱化了国家的其他重要功能。似乎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财产占有者的利益，并且越维护，越剥夺被统治阶级的财产，社会就越稳定，国家就越正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越小，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错误理解。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关系是广义的生产关系，它是指“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它们互相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316]。由于包含着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因此，不能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狭义的生产关系，即纯粹的财产关系，而应把生产力也包括在内，一个国家经济基础强或弱，不可能仅指财产关系。这样国家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不能简单理解为与财产所有者的关系，而是看国家能不能调节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能调节的是适应的，不能调节的则是不适应的。国家一定会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进行调节，但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不一定能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反而可能激化矛盾。针对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罗斯福在实行“新政”时批评了放任自由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学说，他说：“使我们遭受打击的是10年的放荡不羁，10年的集团利己主义——所追求的唯一目标表现在这种思想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结果是，98%的美国人都遭到天诛地灭”，“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一度赢得的政治上的平等已经失去意义。少数人的手里已经几乎全面掌握着别人的财产，别人的金钱，别人的劳动——别人的生命。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生活已经不再是自由的了，自由已经不是现实的：人们已不再能追求幸福”^[317]。因此，他把推行新政看作是一种政治改革。不难发现旧政维护的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尽管旧政使统治阶级“几乎全面掌握着别人的财产，别人的金钱，别人的劳动”，但是却使“98%的美国人都遭到天诛地灭”，它不是解决矛盾，而是激化矛盾。因此，把社会第二大矛盾简单理解为上层建筑与狭义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有片面性的，它掩盖了社会的真实矛盾，却为统治阶级的任何行为辩护，在国家的功能上也使国家的功能片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