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深化与就业弹性的下降

通常来讲，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方式是由其要素相对价格决定的，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迁与经济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在工业化早期，相对劳动来说，资本更加稀缺，资本价格相对更贵，因此最大化利润的企业会选择更多地使用劳动，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相对较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的稀缺程度逐渐得到缓解，而劳动力价格则日渐提高，于是，最大化利润的企业会选择使用资本更密集的技术，就业弹性也会逐步降低。在市场经济国家，就业弹性的变迁通常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演进过程。

就业弹性的跨国比较研究显示，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加拿大与日本制造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08、0.09与0.12，德国、法国、意大利与英国制造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09、－0.07、－0.16与－1.07，制造业就业弹性偏低的原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扩展，制造业企业更多地采用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Padalino and Vivarelli，1997）。Mazumdar（2003）比较了1971—1992年间东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的制造业就业弹性，结果发现，OECD国家与拉美地区的制造业就业弹性为负，东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制造业就业弹性为正。在OECD国家与拉美地区，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上升，抑制了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表现为现有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而非雇用人数的增加，所以制造业就业弹性较低。在东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力供给充足，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带来了企业雇用人数的增加，所以就业弹性相对较高。

同时，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也会影响其就业弹性，服务业创造就业能力较强，其发展会提高就业弹性。Pini（1995）、Padalino和Vivarelli（1997）比较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OECD国家的制造业增长的就业弹性与总体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4]，发现日本、德国与法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相对较低，分别为0.08、0.06与0.06，而美国与加拿大的就业弹性相对较高，分别为0.51与0.47。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美国与加拿大在这段时期经历了相对更快的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也更多地依靠服务业的发展，在经济增长速度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会压低实际均衡工资，提高就业规模，从而就业弹性相对较高；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吸纳更多的就业，所以服务业比重高的经济体就业弹性也会相对较高。^[5]

在就业弹性的跨国比较中，无论是否包括农业，中国的就业弹性水平和下降速度都是不正常的。如图9.1所示，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经济的就业弹性在90年代出现了显著下降。^[6]与就业弹性国际比较研究和对单个国家就业弹性研究中的结果相比，中国的就业弹性不仅远低于同期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见表9.1），而且低于一些就业弹性逐渐降低的发达国家（简新华和余江，2007）。ESCAP（2006）比较了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就业弹性，发现中国与泰国的就业弹性在90年代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图9.1　中国就业弹性变化趋势（1979—2009年）^[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和作者的计算。

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就业弹性的持续下降趋势，一些研究从体制转型角度给出了解释。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许多非正规就业和农民工进城就业没有被统计到从业人员中去，再加上有很多的就业创造用于国有企业逐步消化先前闲置的劳动力，而并不体现为从业人员的增加，因此，就业弹性很难对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的变化趋势做出准确刻画（陆铭和陈钊，1998）。^[8]在20，其中β是未经调整的就业弹性，β′是调整后的就业弹性，k是就业弹性计算时期冗员变化量占就业变化量的比重，d是期初冗员数量在就业量占有的比重。通过估计k与d来调整就业弹性。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后，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就业渠道，而多数研究在计算就业弹性时，在对就业的衡量中都没有包括非正规就业，这就会低估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Cai and Wang，2010）。但是，这些解释最多能够解释1996—2000年间的就业弹性下降，而令人困惑是，2000年左右劳动力市场转型已经结束，就业的统计也日益规范并且覆盖了常住人口，同时，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在2003年以后基本保持稳定（Cai and Wang，2010），而就业弹性在2005后却再次出现下降趋势，而且依然低于同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与墨西哥，这就需要在统计之外寻找原因了。

表9.1　就业弹性的国际比较

注：为与弹性数据匹配，人均GDP数据为2000年与2007年两年数据的算术平均值。各国的GDP数据都以不变美元（2000年＝100）计价。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余国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①弹性是以2000年与2007年数据计算的弧弹性。实际GDP的数据根据1978年GDP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100）计算而来。其中，巴西非农就业的数据为2000年与2006年的数据。计算就业弹性的就业数据包括农业就业，GDP数据包括农业部门创造的GDP。计算非农就业弹性的就业数据不包括农业就业，GDP数据也不包括农业GDP。计算方法是：以2007年的（非农）就业减去2000年的（非农）就业，以这个差额除以2007年与2000年（非农）就业的平均值，得到（非农）就业增长率，以同样方法得到（非农）GDP的增长率，以（非农）就业增长率除以（非农）GDP增长率，就得到（非农）就业弹性。因为没有找到印度非农就业数据，所以印度的非农就业弹性没有计算。

那么，就业弹性的下降是否可以从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呢？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现阶段向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不利于对劳动力的吸纳，所以就业弹性出现了下滑（张车伟和蔡昉，2002）。此外，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出口导向型的，如果在出口部门出现了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那么，出口部门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会下降（Feenstra and Hong，2007）。但是，仅从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就业弹性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无论是说当前产业结构不利于创造就业，还是说出口部门的资本密集化倾向，这本身都是企业技术选择的结果，是需要被解释的现象，与就业弹性的下降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

要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就业弹性的下降，就必须细致地探讨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深刻变化。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制度环境约束，市场中的企业需要对制度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中国是一个政府干预经济程度较高的经济体，改革开放以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政府支出—GDP比值度量的政府干预度是逐渐下降的，但1994年之后，分税制改革加剧了政府规模的膨胀（袁飞等，2008；范子英和张军，2010a；吴木銮和林谧，2010；王文剑，2010），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很多都是就业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如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产业化项目。^[9]而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长的动机驱使下，往往压低土地与资本价格，使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这些都可能引起就业弹性下降（蔡昉、都阳和高文书，2004）。与此同时，由于本书前面所提到最低工资制度、劳动力流动障碍导致局部出现劳动力短缺、房价提升工资等因素，工资出现快速上升，而利率管制压低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在宏观层面创造了经济资本密集化的外部条件。如果政府支出的方向本身就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特点，或者政府干预有推动经济走向资本密集化的作用，那么，随着政府支出—GDP比值的上升，中国的就业弹性持续下降就得到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