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投资结构的同时，重视消费需求

一般而言，在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如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率大体在30%—35%之间，韩国基本在37%以内。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一是要加快经济增长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二是需要提升消费层次，形成发展型的消费结构，使之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总体上看，高收入国家已经形成了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如英美日韩等国家的居民消费率普遍较高，介于50%—70%之间。这些国家或地区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突破口，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消费率的上升和投资率的下降。

（一）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投资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与我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投资率长期保持在30%—40%之间，投资率最低的年份出现在1982年，也达到了31.9%，投资率的长期平均值则达到了37.9%，最高的年份出现在2011年，达到了48.6%。2014年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第四年，在重大规划项目建设的带动下，投资需求比较旺盛，投资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投资率通常稳定在18%左右，澳大利亚的投资率则大约在20%，加拿大的投资率大约在20%，德国的投资率大约在23%。这充分说明我国的经济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十分的密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战后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的投资率也达到了超过30%的水平，同样我国台湾省的经济在其起飞的关键阶段的1970年—1980年也一度高达近38%。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投资率会不断提高，并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任务的逐步完成而下降，消费率的变化也正好相反。国际经验表明，投资率的峰值一般出现在重化工业阶段的末期。我国总体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部分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初期，2013年城镇化率也只有53.73%。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投资仍然是扩大内需重要力量。

（二）投资增速将放缓，投资结构需要调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出口遭受重创。为此，政府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以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使得我国经济平稳度过非常时期，较快走出了危机阴影。然而，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这种巨额的投资拉动很难持续。事实上，从2010开始，整个社会投资增速已开始回落。2011年以来，随着货币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各地节能减排约束压力加大，许多新建项目受到严格控制，再加上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加大，投资增速放缓趋势将进一步持续。

伴随投资增速放缓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求的投资结构调整。我国今后要在优化投资结构基础上，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应把增投资与扩消费、调结构、惠民生更好结合起来，把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与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更好结合起来。

（三）内需不足的突出表现：消费需求不足

消费需求作为最基本、最不可替代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我国的消费潜力非常大。中央提出“稳中求进”，最可靠的途径是增加消费，因为消费增长有别于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平稳。投资可能大起大落，消费真正激发起来的话，就能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增长。讲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其中的重中之重是扩大居民消费。从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投资和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今后我国经济要走相对平衡、相对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的话，那就必须扩大消费需求。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二是政府用于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不足。从世界各国的数据看，居民消费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一般为60%左右。其中，高收入国家为60%—65%，中等收入国家约为55%—60%，低收入国家一般高于65%。2012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4.9%，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特别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阶段，随着居民消费逐步由耐用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公共服务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将显著提升。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6767美元左右，政府消费率在14%左右，大体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水平相当，比世界平均水平大约低2—3%。但公共服务消费比重明显偏低，例如2010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只占GDP的2.28%，远低于OECD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