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理论探讨

第一节　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理论探讨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我们无法在没有基本实现人的素质现代化的情况下，谋求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无论是社会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经济的市场化，文化的世俗化和大众化，或者是社区的城市化或城镇化都是一样。中国的学者们，尤其是中老年学者往往习惯于套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来理解人的现代化在社会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人作为社会之本，理应是或者本来就是社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但在以社会为本位的中国，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往往被忽视甚至被颠倒。

由于社会任何一个部门和领域的现代化，都必须借助人的意识、素质和能力来实现，而人的意识、素质和能力，作为个体性的东西，往往难以为研究家准确地加以把握，从而使许多人倾向于，通过一些感性、直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状态来说明社会的现代化。而在有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上，往往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呈现出许多观念和理论方面的对立。比如单纯从道德角度来研究人的现代化，从而把人的现代化简单理解为道德或行为动机的高尚化、理想化；从科学技术知识角度研究人的现代化，把人的现代化简单理解为知识化；从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角度研究人的现代化，把人的现代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化或社会主义化，以及透过人的心理和行为尤其是个性、人格、行为方式等角度研究人的现代化，这样人的现代化就变成了理性化、个性化、自主化。应当说，在所有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的理论倾向和观念主张中，从道德角度研究的倾向，主要涉及的并不是动机利己或利他的问题，而是利己动机实现的手段问题，以及涉及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公共性和公共道德问题；从文化价值观念角度看，涉及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什么主义的问题，而是面对现实的进取心的问题，也就是进取的现实主义精神的问题，以及尊重他人生活道路和价值选择的理性的宽容精神的问题。但其他三种研究倾向，才是农民现代化，也就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甚至是核心议题。也就是说，人的现代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的意识、素质和能力的现代化。

一、英克尔斯关于人的现代化标准

同样是美国的社会学家A.英克尔斯，基于其实证研究，也对人的现代化提出过自己迄今最为明确而集中的讨论。他认为现代化或具有现代精神的人，应当具有以下特征：

（1）准备和乐于接受新事物、新经验、新观念和新的行为方式，这是现代人或现代化了的人首要的心理素质；

（2）勇于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而非墨守成规；

（3）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

（4）注重现在与未来，具有强烈的时间观念；

（5）具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自己和社会充满信心，能够从容地面对各种挑战；

（6）具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工作、生活和学习富有计划；

（7）具有主动的求知意向，并富有立足于可靠知识和经验的独立意识和见解；

（8）出于对理性的信任，富有责任和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信赖，信守承诺；

（9）注重专门技术和职业素养，尊重知识和权威，并具有按劳取酬的市场意识；

（10）勇于告别，并乐于子女和他人告别传统，不迷信传统和权威，善于开拓更美好的未来；

（11）乐于参加社会交往，自尊并尊重他人，富于自由、民主和平等意识；

（12）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¹⁾

我们姑且不论英克尔斯对人的现代化或现代化的人所提出的这些素质要求究竟是否全面，但至少，他把人的现代化率先条陈为这样一些条件。单就这一点，也是值得称道的。在西方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理论家中，还有一些学者就具有现代意识或现代精神的人的条件，提出过自己的见解。

二、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与现代人

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A.马斯洛在其动机理论中，所提出的处于自我实现需要层次上的人，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化的人。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者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主要有：

（1）对现实更有效的洞察力和更加适应的关系；

（2）对自我、他人和自然的接受而不怨天尤人；

（3）自发性、坦率和自然；

（4）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自我或成见为中心；

（5）超然独立的个性和离群独处的需要；

（6）坚定的目标，坚强的意志，积极的行动；

（7）审美趣味的时时常新；

（8）神秘的体验，海洋般的感情；

（9）情感的社会性和民主的性格结构；

（10）目的和手段的分离，善与恶的分明；

（11）富于哲理和善意的幽默感；

（12）富于批评意识和创造力。⁽²⁾

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并不是在其现代化研究中提出的，但作为开创了心理学人本主义学派和思潮的心理学家，他的研究对人的现代化理论的贡献，则是不容置疑的。按照马斯洛的要求，现代化了的人或者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未必一定会成为自我实现者，但自我实现者一定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也就是说，人的现代性并不是自我实现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面对现实的勇气、独创性和自主意识、民主作风、理性观念、高度的自信心等，都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和自我实现者共有而且是必备的素质。

三、亚历山大的市民意识与现代人

美国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J.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综合了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思想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提出了虽不是专门的现代化理论，却与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紧密相关的现代性和市民文化理论。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凝聚性领域，在其中，抽象的普世主义⁽³⁾与诸种关于共同体的具体看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社会虽与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相分离，却依赖于这些领域的资源输入以及高度的组织化和广泛的民意基础。市民社会并不只是一个制度性领域，它还是一个有结构的，由社会确立的意识的领域，是一个在明确的制度和精英们自我意识到的利益基础上起作用的理解网络。亚历山大认为，市民社会由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制度体系三者构成。在行动者层次上，它认为民主体系和非民主体系下，人的话语方式和符号体系不同。民主体系下，人们常常具有主动性和自主性、有理性并懂情理、冷静的、节制的和面对现实的；而在非民主体系下，人们多被认为，而且实际也是消极依赖的或无主见的、非理性的、好冲动的、挥霍无度的以及好幻想或歇斯底里的。⁽⁴⁾

应当指出，亚历山大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研究，与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农民的现代化研究，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从他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来看，与前述英克尔斯和马斯洛一样，他所凝练和总结出来的民主社会中，人的话语结构和话语方式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没有意义的词句，而是由这些词句所反映的人的基本素质和意识。我们无法全部用这些话语方式来对照中国传统农民的话语方式，而且农民的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或者完全是市民化，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许不可能是全面的城市化，但现代农民或者现代化了的农民，除了社会分工所必需的专门技术以及相应的生产方式以外，至少在社会观念和意识、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不该与市民社会中的人们有太大的差距。

但对照中国社会中农民与市民，乃至中国城市中的市民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在话语结构与话语方式方面存在的差异，恐怕远远不是简单的居民身份的变化所能够实现的。农民的怀旧心态和宿命观念，狭隘和自私观念，见不得他人尤其是青年人追求时尚的观念，等级意识和门第观念，以及痛恨腐败却又千方百计地攀附权势的观念，包打听和好揭他人隐私的观念，爱贪小便宜却又不愿承担必要的责任和义务的观念，无主见、随大流却见不得富有主见的强者的观念，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观念……都反映出农民意识与西方现代化社会的市民意识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纯粹是民族文化方面的，重要的是社会或文明发展程度上的。

在中国市民社会，确切地说在中国的城市人口中，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的缺失，从出于乡下人却鄙视乡下人，乡缘意识和自己人观念，好拉宗派、爱结山头的倾向以及理性和建设性的合作意识的缺失，在知识阶层中的文人相轻，排斥异己，与农民相似的独裁者心态，善于强加自己的意志于他人的观念……也反映出中国市民社会中的传统意识，也就是农民意识。

所有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中广泛存在的这些观念，没有一种是符合现代意识和现代性要求的，有助于他们理性地融入社会的观念。虽然我们研究的议题主要是农民的现代化或现代意识的培养问题，但并不因此意味着，在中国城市人口甚至是政府工作人员中，普及和推广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观念的任务，比向农民普及和推广这些观念的任务能少多少。

综合这些讨论，尤其是对中国农民乃至全部中国公民来说，亚历山大的市民文化研究和市民文化理论，无疑应当成为人的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来源。虽然农村社会由于其经济的相对自足特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封闭社会，在这种社区中生活的农民，很难迅速培养和发展出一种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城市化的市民社会，才会具有而且也必须具有的开放意识，并从他们的观念形态、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中表现出来，但现代农村和现代农民，却应当从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培养这种价值观念、心理特征和行为倾向，从而使农民成为开放的农民，农村成为现代化的开放的农村。

四、亚当·斯密的理性人与现代人

尽管前面已经引证的三位理论家分属于不同学科，在他们的理论中，除两位社会学家外，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理论并没有明显的理性人的痕迹，但从西方学者成长的共同文化背景来看，理性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因此，可以把这些理论家有关现代人的基本意识的论述，共同归结到理性人这一概念框架下，以便对这一概念和由它所负载的意义进行一番集中讨论。这一讨论的当然起点，显然应该集中到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观念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观念，也就是广义的理性观念的讨论。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一个当然的假定前提，这就是每个人的经济行为都是理性的，也就是按照成本收益比较的原则组织生产、投入劳动和参与市场交换的。这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对于自然人和法人都是一样。对作为自然人的劳动者和交换者来说，付出尽可能少的体力和脑力，而获得尽可能高的劳动报酬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赞赏人的勤劳意识，但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并不是以勤劳作为价值追求的，他们追求的是收益或经济利益。对于市场交换关系中的主体来说，对自己所拥有的物品和试图与之交换的对方的物品的估价，并不完全是按照它们的抽象价值进行的，同时也是依据自己的需要确定的。交换与否，取决于双方对两种物品本身的价值和与自己需要之间的关系的综合衡量。交换过程中的这种理性分析，就成为市场社会中人们行为的基本倾向，也就是人的基本经济动机。

对于企业法人和资本投资者，则以追求效益和利润作为自己的最高法则。为达此目标，资本不断寻求获利最高的投资项目和投资领域，而这些领域和项目对整个社会及其公众来说，恰恰就是最薄弱或需求最大的领域。企业家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中，则按照成本利润原则，力图以最小的人力、资本、技术和管理成本，获得最高的效益，压低工资、提高和改进技术、强化分工、延长工时以及严明纪律就成为当然的选择。但在这些管理途径和目标推行的过程中，究竟能否如其所愿，却不是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单方面可以决定的。自由工人完全可以在无法满足自己基本要求时，另谋他就，或者组织起来与老板对抗，从而使劳动者和企业管理者无法单方面决定任何问题，必须通过相互的协商与谈判达成一致。这种劳动者与资本或其代表之间的相互沟通模式，同样是一种理性的协调行为。至于面对产品交换市场，企业究竟采取什么策略，是低价倾销以收回成本，或者佯装破产，实为谋求垄断而低价销售，是改进技术抑或增加人力，同样依短期利润或者长期的战略利润需求而定。

光有对理性的经济行为微观的理论分析，并不能建立起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理论。在中观层次上，则是职业化的商人和商业化服务企业的兴起及其作用的发挥。

工业化生产的结果是产品规模的不断扩大，单纯依靠企业自行销售（如中国中小型企业的推销和直销），既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也无法适应企业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要求，联合销售、个体商业经由竞争不断壮大和淘汰，最终形成了专门化的商业服务企业以及完全工业化后逐渐涌现的超级市场；在其他要素的配置方面，也不断出现专业化的经营和经营者组织，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技术市场以及各种行业协会等，从而使市场不仅形成体系，而且促使国家或政府，按照市场体系和市场交换关系发展的要求，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种法律制度，从而使市场经济不仅成为一种经济形态而且演化成一种制度形态。如今所谓的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社会，就是由资本作为基础性的中介力量，来整合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市场制度体系的社会。

亚当·斯密建立其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不过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市场交换机制远远没有体系化和制度化，反而出现了许多按照非理性的道德理想主义看来十分背离人性的社会图景，但斯密出于对人的理性的信赖，已充分预见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前景。人们往往把经济危机和由这些危机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作为否定亚当·斯密的根据，似乎更为充分的否定，还来源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但由于国家权力和市场主体所注重和追求的目标的巨大差异，只能说明基于公平机会和公平交易的市场，由于追求基于理性的效益和效率，并不能充分解决由这种公平所造成的差别的不断扩大，而这种不断扩大的差别实际上并不是公平问题，而是一部分竞争中的失利者的基本生存问题，于是才需要由政府动用权力，通过法律程序来加以调节，而不意味着政府动用权力可以直接促成社会生产的增加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斯密自由经济学的宏观结论是，正是在许多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从价值合理性角度看，是非理性——其实是非道德性——的牟利动机——亚当·斯密称之为经济理性的东西，经由市场交换关系，最终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因为任何人的利益在公平交换的条件下，都必须通过向他人提供相应的，而且是等值的劳动产品或服务才能实现。甚至包括被我们称为寄生阶级的商人，在斯密看来，其实也是价值——服务价值的创造者。因为他们的服务，大大方便了生产企业，使他们有更多的精力组织生产；也大大方便了消费者，使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做他们专业或职业领域的工作，甚至休息也在客观上创造了社会财富。这一结论实际也为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坚持，也就是货币的流通本身可以创造价值。⁽⁵⁾这样，他得出了这样一条在常人看来十分荒谬，然而却是最朴素的真理的结论——从结果或效果来看，那些注重实现自己利益的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比那些整日想改造社会的人还要大。⁽⁶⁾如果我们不大理解斯密的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的话，请读者注意他在研究中，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评论——

“中国的政策是，对农业比对所有其他行业更为重视，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状况优于技工的状况。在中国，每个人的最大雄心就是拥有一块土地，或是自有，或是租入；据说那里租佃土地的条件是非常温和的，佃农有充分的保障。中国人不尊重对外贸易。关于这一点，北京官员与俄国公使德兰格先生谈话时惯常使用的语言是，你们的叫花子商业！除了和日本，中国人自己用自己的船只进行的对外贸易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他们甚至只允许外国船只在王国的一两个港口靠岸。可见对外贸易在中国，各方面都只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如果让其自然发展，听任他们自己的船只或外国船只有更大的自由，对外贸易范围一定会宽广得多。

……

中国的国内市场，在范围（似应是规模——引者注）上或许不小于欧洲所有国家市场的总和。可是更为广泛的国外贸易，在这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又加上所有其余世界的市场，特别是当这种贸易的很大一部分用中国的船只来进行时，一定会大大增加中国的制造业，大大改进它的制造业的生产能力。通过更广泛的航海，中国人自然会学会自己使用和建造其他国家所使用的一切机器的技术，以及世界所有地区所实行的其他技术和产业的改进。按照他们现在的策略，除了日本的榜样以外，很少有通过任何其他国家的榜样去改进自己的机会。”⁽⁷⁾

引证这一段话，并非要显示亚当·斯密有多么高明，却要表明他对中国的认识多么深刻，还要表明，当时的清朝有多么无知和愚昧！朝廷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状况更可想而知。历代朝廷和政府，基于儒家文化对商人和商业的排斥，终于让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付出了被我们视为是野蛮民族的包括我们的亚洲近邻在内的列强长期欺侮的代价。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或理性人，主要局限于人的经济动机和经济行为，但由这种经济理性扩展而来的人的理性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显然构成了人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行为的重要基础。社会学理论中的理性行动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社会学呼应。它们不仅一般承认理性，尤其是经济理性在人们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而且把这种理性扩展为社会制度——民主制度和社会权力分层的经济基础。

对亚当·斯密自由经济学思想的介绍可以看出，以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为基础，现代人应当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条件：①对自己物质财富、经济利益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权利的正当追求；②在经济乃至社会活动中，贯彻成本—收益，也就是经济理性原则；③对职业化、技术化的劳动技能的追求，而不热衷于不切实际之幻想；④对他人谋求与自己相同或相似财富和利益的权利和自由的充分尊重；⑤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注重并谋求与他人之间的互利合作和协商解决冲突；⑥对市场交换规则的遵守。这些主要表现为经济观念的东西，并不仅仅作用于个人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的经济变迁，实际上也会造成文化的世俗化、功利化以及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而这些社会成果，同样是通过经济观念对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政治观念的影响，而作用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这样也就不难明白，亚当·斯密的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何以对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了，甚至马克思主义、西方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家，都要从斯密这里汲取智慧营养。

五、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与现代化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中，有关现代化或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贯穿在他的文化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以及对非西方社会的文化社会学的对比考察等多个方面。但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则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他把西方人现代性或现代意识，归因于新教改革所启动的行为动机的世俗化，立足于救赎的天职意识和敬业精神以及精于算计的理性意识。这些东西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被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①传统的对金钱的态度，由谋求生存和生活幸福的手段，被天职意识中介成了生活的直接目的，但这种目的同样不再是幸福的手段，而成了增加上帝荣耀求得救赎的手段了，而且因这种救赎而获得了灵魂的安宁；②既然赚钱成了一种神圣的职业，那么兢兢业业、惜时如金就是必需的了；③在宗教思想中，禁欲是一种基本的信念，但世俗化的生活也容不得骄奢淫逸和挥金如土，于是节俭和善行就成了现代人所必备的基本素质；④由禁欲倾向和天职意识，使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普遍转变为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⑤正是这种牟利动机与手段合理性，也就是价值非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结合，构成了资本主义——现在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或现代意识的价值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制度模式——法理型统治、科层制、政治民主、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等，都是这些个人意识发展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韦伯的现代性或现代化理论，在个人层面上是从人的行为及其意义展开的，它并不是一种立足于实证的事实说明，而是立足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说明。他关于社会现代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不得不以西方社会为模式的理论，招致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他关于人的现代性宗教根源的说明，也似有牵强之嫌，但对现代意识和现代性的构成要素及其形式的说明，则是需要接受和重视的。我们无法简单承认韦伯的结论，但也必须对非西方社会，尤其是曾经十分发达的中国，缘何没有产生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或现代意识提供我们自认为站得住脚的解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