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制约

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产业的发展，而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体制和农奴制经济之下，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由此阻碍了城市的进步。即便在晚清民国，受开埠通商的影响，边境贸易日益兴盛，西藏的商业网络有所扩展，从基层集镇到中心城市皆有了一些发展，但是总的来说，西藏仍然依赖半农半牧的自然经济，这也制约了城市的现代化转型。

农业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城市化的初始动力。西藏农业虽然起步较早，但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西藏与外部交流较困难，因而西藏的农业生产方式长期较落后，农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地区虽被纳入到中国一体多元的多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但其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是以农牧经济为主，而建立在农牧经济基础之上的生活方式也以分散为特征，因而极不利于以集中为本质的城市发展。西藏政教合一下的农奴制度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西藏农业的发展。清代西藏农业的耕作技术、灌溉技术等虽然较明代有所发展，但仍然十分落后，不少地区采用轮耕制，据载：“如小麦等粮今年种获，明年再种则无食。必须移徙一次，以纾地力。”^[25]由于气候的原因，西藏大部分地区作物为一年一熟，仅在水、热条件较好的地区出现了一年两熟，如济咙“地气和暖，一年两熟”^[26]。吉隆、扎什伦布等地区的青稞、黑麦和小麦，热曲河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青稞和谷子，工布地区的水稻和青稞等，可以一年两收^[27]。但西藏农业从总体上看仍然远落后于长江、黄河流域，西藏的农业技术长期处于较为低下的水平，生产工具也十分简陋，木犁、木锄为主要的农业工具，相当部分地区还未普及铁犁等主要农具，一些地区还保持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因而农业的单位产量较低。民国时期，“拉萨、山南等主要农业地区，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一般仅40～50公斤”^[28]。据对日喀则、江孜地区的调查：“当时上等地，即刚休闲后的壤质土地，单产不过70～80斤；而下等地，即肥力贫瘠的沙质土地，单产一般仅为25公斤，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来。”^[29]据记载，清康熙年间青稞一克地产六七克，然到民主改革前仍为六七克^[30]。农业是城市发展的初始动力，西藏落后的农业不能够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的剩余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从而制约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畜牧业主要分布在三大牧区：藏南牧区、藏东牧区、藏西北牧区。西藏十分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是无法养活全部人口的，畜牧业不仅是农业的补充，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和生产资源，在整个西藏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藏畜牧业的发展对于城市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因为西藏城市居民也同样需要大量畜牧产品，肉类和奶品在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西藏畜牧业的发展不仅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生活资料来源，而且也为城市商业提供了重要的产品，从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但西藏的畜牧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大，牲畜成活率低下，牛羊的成活率分别仅约为50%和30%。因而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西藏畜牧业对城市既有推动作用，同时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制约作用。

清以后，西藏被纳入清王朝的统一管辖之下，摆脱了前代的宗教及教派之争，整个社会呈现出日益向上的趋势，对内地和邻近各国的商业贸易也有所加强。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拉萨等主要城市的发展。清末，随着西藏被迫对外开埠，亚东、江孜、聂拉木、噶大克等边贸城市也因此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生产关系落后，西藏的商业贸易主要为三大领主所控制，西藏对内对外交通又极为不便，城市商业也因城市人口数量有限，市场规模狭小，社会需求较小，因而商业贸易的总体规模较小，商业贸易虽然对城市有推动作用，但却不能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动力；另外在不少农牧区藏民与外部的产品交换中，多以物易物，严重制约了商业的发展。

西藏的手工业历史虽然悠久，主要有金属制造业、采矿业、食盐开采业、屠宰业、制陶业、制瓷业、纺织业，但并不发达，以家庭作坊为主，规模小，资金少，工具简陋，工序简单，主要集中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部分城市。西藏的手工业虽然很有特色，但整体技术落后，而且为封建农奴制度严重束缚，在相当大程度上被三大领主所操纵、控制，严重阻碍了手工业的进步。晚清以后，随着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西藏侵略的加剧，外来商品大量向西藏倾销，西藏传统手工业生存日趋艰难，渐呈衰落之势，不少传统手工业发展艰难，如江孜的织毯业原来“很有声望，到后来也是奄奄一息，作为主要商品的卡垫，在市场上已不多见”。山南毛纺织业向来发达，泽当“盛时有100多纺织户，后来仅剩20多户，勉强维持着生产”^[31]。

清代民国时期，由于西藏主要城市的商业、手工业相对不发达，对外商贸极为不便，远离中国中心市场和世界中心市场，其经济聚集力较弱，故而只能成为小规模的经济体，在此条件下城市对农牧业的依赖也就更加突出，因而除拉萨、日喀则等少数城市能够承载上万人以外，西藏大部分城市的规模都只能维持在万人以下，甚至相当部分城市还不到千人。与此相比，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内地的大中城市都普遍开始出现早期现代化转型，特别是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机器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上海、南京、苏州、杭州、重庆、武汉等城市在内外动力相互作用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业贸易和现代工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而拉萨、日喀则等藏区城市主要还是依赖传统农牧业来维系，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自然远落后于内地城市，因而对西藏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就十分有限。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生活状况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西藏的阶级有贵族、喇嘛、平民、农奴之分。各阶层社会地位悬殊，一方面统治阶级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民国报刊就有相关描述：“贵族的生活，大都奢侈……任贵族家庭中，大都有十个至三十个仆人，及可容十五匹马的马房一个，此外还有农人，牧人，圉人（掌管养马放牧等事，亦以泛称养马的人，养马的小官）等，他们的数目，大概自一个至三百个，用以照料他们主人的财产。当贵族外出的时候，通常均有随从伴行，随从的数目，依贵族的地位高低而定。总之，西藏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大足自满的。”^[32]而另一方面，西藏城市平民和农奴终日劳动却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民国初年，日喀则下层平民的生活状态极差，“一块破布顺着地势一围就是一家老小的居住场所，夏天还能凑合，但在冬天零下十几度的夜里，实在是惨不忍睹。从破布里钻出来的人都是蓬头垢面的，除了眼睛和牙齿是白的，其他全是黑的。穿得也特别的破烂，氆氇上补丁摞补丁，根本看不出原来的布料。贫富差距巨大，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33]。西藏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流动性很小，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世家是完全世袭的，僧侣中有地位的喇嘛也多半是世家子弟，只有活佛的转世可以落在平民中间，但这种机会实在是太少。每个阶级的内部流动性也有种种限制，一个小世家很难变成大世家，一个普通喇嘛也很难变成活佛或有地位的喇嘛，因为这些变更都是依赖于他们的经济条件，但是在农奴制度下，普通平民是很难改变其经济条件的，而这很大程度上限制着阶级与阶层间的流动。城市是一个开放的有机体，因而西藏社会人口流动的有限性对城市的发展也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